[摘要]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冲出封闭的文化心态，以一种全新自觉的现代精神从事喜剧创作。他们关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既对封建伦理道德和半新半旧，半中半西的中国文化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又把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融合，并关注民间世界的生存本相。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喜剧既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又显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喜剧　文化内涵
　　
　　二十世纪，中国喜剧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冲出了封闭的文化心态，以一种全新自觉的现代精神从事喜剧创作，这使中国现代喜剧不仅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通过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纳得以确立和发展，而且已经具备了一种叫国人摆脱愚昧迷信、封建专制的启蒙精神和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放文化精神。
　　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以戏剧为突破口，推动了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现代化。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文坛，大声呼吁国人直面现实，“睁开眼来看世间”。正是在“易卜生主义”的影响下，经受了五四洗礼的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具有了一定的启蒙意识，他们能够以现代眼光审视和观察中国文化和民族生存方式。并以写实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中种种虚伪、鄙陋的社会习俗和陈旧、酸腐的社会道德，以达到健全国人灵魂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已触及男性的深层心理，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畸形道德”(周作人语)。即使像陈慎之(欧阳予倩《泼妇)》)那样的新青年，最终也背妻纳妾。作品对陈慎之的纳妾心理和现实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一些时代青年灵魂的挣扎、蜕变，说明改造国民性、批判封建思想道德任重而道远。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喜剧作家自觉地成为“偶像破坏者”，反对“以家庭为本位”的封建宗法制度，反对封建父权思想。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先生凭着一条荒唐的祠规来反对女儿的婚姻，陈大悲《忠孝家庭》中的老道学家竟然因为儿子磕头的姿势不对而晕了过去，余上沅《六万元》中的父亲为了抢夺彩票用凿子去凿儿子的手……中国现代喜剧对“父亲”进行了无情的揶揄和贬抑，表明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已经具有了觉醒的“人”的现代意识。
　　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喜剧不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光怪陆离的风俗世态。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虚伪腐朽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而且还表现了新旧思想意识的矛盾冲突。这类喜剧的代表作家是李健吾。李健吾的喜剧不仅揭示了国民道德生活上的缺陷和怪异，而且还揭示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逐渐解体后出现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倾斜。我们可以从《以身作则》中徐守清的身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徐守清是一个失去了全部现实感的喜剧人物，他把维护腐朽的封建礼教作为自己神圣的天职．是一个酸腐的封建卫道者。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一方面表现了他的迂腐可笑，不合时宜，同时，他又是一个受害者，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观念使他人性扭曲。作家把徐守清身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喜剧性滑稽外表深处透露着令人颤栗的悲哀。寓悲于喜，悲喜交融，体现了剧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只有在与异质文化要素的碰撞、融合、整合中，文化才能产生出新质。但中国人只是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在文化上、在人的思想深处，传统儒道思想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如《新学究》中的康如水曾漂洋过海，沐浴过欧风美雨。但他表面上“新”，实际上“旧”，他的思想性格实际上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传统封建意识的混合物。再如杨绛《称心如意》中的赵祖荫，他生长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享受着现代文明，但思想上却保守，顽固。杨绛《弄假成真》中周大璋也是个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留学生，但西方文明只提供给他上进的野心，却无法给他提供实现野心的现实文化土壤，一无长技、二无靠山的他为了改变自己贫贱的生活环境，只好选择了“吹”和“骗”。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的变异。《称心如意》还通过赵祖贻和钱寿民对于中西生活方式优劣的辩论，形象地代表了人们对西方文化崇洋与复古两种态度，对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进行了讥讽。中国现代喜剧作家正是通过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场面，发出沉重的人生感喟。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以异质文化为参照系，并以此来构建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话，那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则从现实矛盾的解析中来完成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老舍曾说过：“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剧作家们热切希望抗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扫除”，既赶走入侵的敌人，同时又清除自己身上的“垃圾”。因此，这一时期的喜剧呈现出政治讽刺与文化批判相互交织的特点。无论是直言《升官图》是“怒书”的陈白尘。还是崇尚抗战“宣传剧”的老舍，都无一例外地践行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写作追求，并以文化批判来提升政治批判的力度。他们的思考是深入的，讽刺是犀利的：陈白尘的《升官图》《升官图》可以看作是官场文化的缩写本。作品既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虚伪腐败进行了揭露，又对官场文化进行了大揭底，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老舍的《面子问题》则通过对大后方某机关一群小官僚和公务人员灰色生活的描写，揭示了“面子”这种民族痼疾在抗战现实中的具体病症和危害《谁先到了重庆》则以北平为背景，解剖了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化。作为“老北平”的章仲萧是一个深受北平古都文化影响的小市民典型。日本人的侵略破坏了他宁静安逸的生活，他也痛恨日本人，但中庸保守、与世无争的传统文化心理又使他不思反抗。在他身上体现出北平小市民那种闭塞狭隘、麻木怯懦的性格特点。连他自己都承认是“北平这个地方害了我!”这种批判无疑更直接，更有穿透力，它浸润着戏剧家们更深沉的文化思考。
　　中国现代喜剧作家还关注民间世界的生存本相，探寻宏大文化叙事中个体的经验和精神。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作“喜剧双璧”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杨绛)。《称心如意》在寄人篱下的孤女被“踢皮球”般出入各家的过程中，写尽种种孳生于中西文化病态层面的虚伪自私，《弄假成真》则把我们带到了“寻常巷陌”，让我们看到了“里弄文化”。在周大璋和周母身上，我们看到了都市市民哲学和日常生活意识，看到了他们身上所沾染的“市侩气味”，看到了他们凸显功利算计和世俗本质的对物质的追求。剧作家一方面坚持美好合理的人性标准，对小市民的弱点进行了揶揄和批判，同时又对这些下层小人物改变命运的努力与生存态度不乏肯定与爱怜。作家带着深厚的同情，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含而不露地解剖他们的病症，弱化了启蒙意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间关怀。
　　中国现代喜剧作家就是这样关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用喜剧的形式折射出社会本色，既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又显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