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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梦想照进现实》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经由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的悖谬境遇不加掩饰地剥露出来，揭示了自我与他我，梦想与现实，自我行为与其意义的空洞之间的尖锐悖谬。
[关键词]《梦想照进现实》影像 梦想 现实
如果说，小说是给读者讲一个故事，那么。电影则是给观众创造一种影像。透过那些光线和声音组成的影像，电影传达着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一种文化想象——无论那是一些真实生活的仿像。还是凭空而来的幻像。正是在这些影像的想象中，人类实现了梦想的替代。那些现实中的屈辱、伤害、庸俗、愤怒、悲伤，都可以在其中得到缓解和疗治。无疑，电影《梦想照进现实》，就是这样一部令人想起梦想的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电视剧剧组拍摄的平常夜。女影星在一夜宿醉之后，突然向男导演提出罢演的要求。两人长达一夜的争论由此开始。
这是一部探索风格很强的电影，其探索性表现在，电影放弃了故事，完全将影像空间集中在一个逼仄的酒店房间内。用大段的对话，时而睿智时而装傻，时而行话时而形而上的长篇大论，来展现演艺圈。或者进一步说。当代人的一种微妙的生存状态。对于那些希望在。女明星和男导演夜话中寻找嗳昧故事的观众。那些希望在大牌演员和大牌编剧的品牌效应上寻找视觉快感的观众，无疑会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在这部小众电影之中，徐静蕾和王朔颠覆了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狠狠地放纵了自我一把。对此，观众和影评界对此也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这彰显了徐静蕾和王朔的一种艺术探索的勇气，也有的人认为，徐静蕾和王朔的这种做法，将电影变成了一场“王朔式”的“对口相声”。在这里，我们姑且搁置这种争议，把目光深入到这部电影的结构内部。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考察男导演的影像意图和实际造成的影像效果间文化符号意味的悖谬。
在这部低成本的电影中，所有影像的存在价值都体现为一种人物关系性行为：“对话”，电影中通俗地称之为“聊”。对话。象征着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沟通，也意味着一种主体间性关系的确立。所以，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都十分重视对话对人类的社会学行为和文化学行为的重要意义。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人的一种存在形式，通过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对话形态。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存在状态。在《梦想照进现实》中徐静蕾巧妙地利用了“说戏”这种对话模式。来展现导演的意图。“说戏”既在对话的过程中隐含了徐静蕾或王朔的艺术主张和价值观，而且便于在生活和电影的双重交错的世界里体验现实的荒谬和理想的无奈。徐静蕾扮演的女明星的苦恼，来自对演艺圈的厌倦。她厌倦整日在电影中“装纯”，厌倦电影圈的蝇营狗苟。更厌倦这种没有浪漫、没有激情，却整日瞎浪漫的扭曲的双重生活。这种生活让她恶心。进而令她崩溃，从而做出了罢演的决定。而对于男导演而言，和女明星的这番对话，却让他也发现了自我的一种分裂。他试图做一个庸俗的男人，用他的话说：“我有底线：房子，车子，和家人的幸福生活”。这种中产的梦想，让这个内心深处怀有梦想和激情的退伍军人，也时刻处于一种焦虑的双重生活的扭曲之中。生活越来越像演戏，每个人都用面具将自我包裹，用王朔话说，就是“社会就是一帮哥们在装，人类就是装着装着才进步的。装不可耻，装的可耻那才叫可耻呢!”而演戏却变得越来越像个“体力活”。日益丧失其梦想的质地。恶劣的剧本。复杂的人事关系，艺术理想的不得实现，都渐渐让他在影视创作中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自大狂”。
于是，我们发现，“对话”实际上一开始就无法完成。女明星与男导演喋喋不休的夜话。与其说是磨合与交流性的“对话”。不如说是一厢情愿的“独自”、水平高超的忽悠或纯粹的对话游戏。在一个萨特式的封闭影像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影片中无止境的神“聊”导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更不是灵魂的折射，而只能是多元价值间的冲突和价值的虚空。这也就使得对话成为矛盾现实的一个简单镜像，一次机械的摹仿。女明星与男导演因为距离的拉近和空间的压抑，在对话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自己本性的东西。这时候，对话的交流功能更多表现在一种焦虑的“诉说”和观点的碰撞，而不是平等的互相的积极交往，更没有形成思想的真正生命和活力。女明星的逃避心态，男导演在金钱、事业与理想之间的困惑，都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中被清晰化了。正是在女明星对他的“自大狂”心理的揭露中，男导演陷入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悖论之中。他从前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搭就的简陋的木桥崩溃了。然而，这种否定和崩溃却依然带有一种自我表现、自我崇高化的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宿命般的悲哀。徐静蕾在影片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未完成性或无法完成性，从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出发深入到人的生存状态，论证了人的生存状况的基本特性和性质。
然而。当我们深入到这个问题的细节内部。却发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我们看到，对话行为的阻碍，不仅来自生活与艺术的冲突，而且折射了一代人精神的困苦和失落。其实。在女明星和男导演的思维方式背后，正是徐静蕾和王朔思想的浮现。女明星有着对于纯粹艺术和爱情失落的茫然，她实际上处于一种自我的矛盾之中，她既希望观众感动，又鄙夷观众的浅薄，她既希望演一个真正的自我。又希望演出一个真正的“纯情女孩”。她既讨厌剧本的庸俗，又舍不得剧本题目中那种浪漫的感觉，既排斥演艺圈的庸俗，又依赖它生存。而在男导演身上，却更多体现出王朔式的话语偏执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理想失落后的巨大虚无感。王朔以颠覆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起家，然而，进入了21世纪，已经不再年轻新锐的王朔，却发现自己与新一代根本就没有宏大叙事欲望的年轻人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王朔的喜怒笑骂背后，依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影子存在。有着一个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人性尊严、人类理想的梦存在，正如那一轮遥远的照亮心中现实的月亮。这是无论怎样的贬低和试图改变，都无可逃避的事情，正如男导演说女明星：“心是瓷的，硬，但是禁不住别人轮圆了把自己往地上一磕就碎，是个能让不堪入目拿住的人”。然而，女明星和男导演之间的碰撞，也折射出两代人(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这差异之中进一步颠覆了所谓两代人梦想的“合理性”，从而让整个电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存在虚无”的影像。女明星的指责，让自大狂的导演醒悟到自身表现的扭曲和悖谬，而男导演的讽刺也让女明星认识到，“你的路子就是装纯”，“你搞不了真正的艺术”。双方对话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沟通，反而让双方都互相血淋淋地揭开心中的伪装，暴露出自己无比脆弱而虚无的灵魂。在一个伪个体影像的时代。在一个碎片化的镜像时代。在一个电 影大工业的体力劳动的时代，无论是女明星式的美好的人生梦想，还是男导演式的宏大的、“人人平等”的启蒙理想，都变成了一个个无法实现的梦。
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经由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的悖谬境遇不加掩饰地剥露出来。揭示了自我与他我，梦想与现实，自我行为与其意义的空洞之间的尖锐悖谬。影片中女星与男导演都为演戏而演戏，为生活而装扮自己。在别人面前每个人都不再是真正的自己。女明星在“装”的过程中，失去了本真的自我。演戏已不能使她感到存在的意义。女明星罢演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继续装纯的虚假生活，找回本真的自我。但是在与男导演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辩以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依然故我的继续拍戏。在一个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女明星和男导演似乎对任何事物都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短暂性的态度和心境，而无法超越当下，只能携带着无所是从的精神孤独和困惑前行。正如加缪所言“一旦世界失去幻想和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园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精神生态失衡的世界里，女明星和男导演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只能在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下生存着。而人一旦缺失了对自我的真正超越。就无法开启被遮蔽的生活真谛，也难以获得一种深度的精神体验和内在的灵魂律动，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存在。恰如威廉·巴雷特所说的那样：“人类的存在永远是自我超越的，我们在存在中永远超越自我。结果，我们从不像占有一件东西那样占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永远飞翔在我们自身之外，或者永远落在我们的各种可能性之后。不管怎样，我们的存在从未精确地同自身重合。”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不论是对现实和自己的调侃、嘲讽、无奈还是深思、正视、希冀，都无法改变世界，也无法改变自己，更无力在这世界上真正建构起完整的自我。最终仍然无法摆脱存在的悖谬状态。置身于世界的悖谬性之中，《梦想照进现实》所能做到的，就是揭示它的悖谬性。展示人类精神的裂变，证明人生与存在的深刻困境。如果真的没有梦想照进现实。阳光照进心灵，人类生存的悖谬就无法避免。焦虑和苦闷就会成为人生永远挣脱不掉的心灵牢狱。
片尾的情节十分具有象征性。那双固执的敲门的手，是粗暴的干预梦想的现实?还是时间对人生的提醒?或是当代艺术困境的展示?当代人内心焦虑和紧张的一个外化物?躲在门后的女明星和男导演默默地听着那敲门声，陷入了沉思。该电影的英文名字：“THE DREAM MAY COME”，我们认为，也许更能反映这部电影的主旨，正如片中的男导演拿掉了“当梦想照进现实”这个题目中的那个“当”字。电影无疑把一个沉重的现实和一个巨大而令人绝望的梦想都“悬置”在了半空中，如同那个看着温暖却是异常遥远的月亮。没有“现在进行时”，只有一个充满诱惑于暧昧的“MAY”。也就是说，徐静蕾和王朔聪明地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来自生活，也可能来自艺术，也许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可能，也许仅仅是一种无望的可能——关键在于你自己。
[关键词]《梦想照进现实》影像 梦想 现实
如果说，小说是给读者讲一个故事，那么。电影则是给观众创造一种影像。透过那些光线和声音组成的影像，电影传达着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一种文化想象——无论那是一些真实生活的仿像。还是凭空而来的幻像。正是在这些影像的想象中，人类实现了梦想的替代。那些现实中的屈辱、伤害、庸俗、愤怒、悲伤，都可以在其中得到缓解和疗治。无疑，电影《梦想照进现实》，就是这样一部令人想起梦想的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电视剧剧组拍摄的平常夜。女影星在一夜宿醉之后，突然向男导演提出罢演的要求。两人长达一夜的争论由此开始。
这是一部探索风格很强的电影，其探索性表现在，电影放弃了故事，完全将影像空间集中在一个逼仄的酒店房间内。用大段的对话，时而睿智时而装傻，时而行话时而形而上的长篇大论，来展现演艺圈。或者进一步说。当代人的一种微妙的生存状态。对于那些希望在。女明星和男导演夜话中寻找嗳昧故事的观众。那些希望在大牌演员和大牌编剧的品牌效应上寻找视觉快感的观众，无疑会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在这部小众电影之中，徐静蕾和王朔颠覆了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狠狠地放纵了自我一把。对此，观众和影评界对此也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这彰显了徐静蕾和王朔的一种艺术探索的勇气，也有的人认为，徐静蕾和王朔的这种做法，将电影变成了一场“王朔式”的“对口相声”。在这里，我们姑且搁置这种争议，把目光深入到这部电影的结构内部。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考察男导演的影像意图和实际造成的影像效果间文化符号意味的悖谬。
在这部低成本的电影中，所有影像的存在价值都体现为一种人物关系性行为：“对话”，电影中通俗地称之为“聊”。对话。象征着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沟通，也意味着一种主体间性关系的确立。所以，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都十分重视对话对人类的社会学行为和文化学行为的重要意义。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人的一种存在形式，通过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对话形态。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存在状态。在《梦想照进现实》中徐静蕾巧妙地利用了“说戏”这种对话模式。来展现导演的意图。“说戏”既在对话的过程中隐含了徐静蕾或王朔的艺术主张和价值观，而且便于在生活和电影的双重交错的世界里体验现实的荒谬和理想的无奈。徐静蕾扮演的女明星的苦恼，来自对演艺圈的厌倦。她厌倦整日在电影中“装纯”，厌倦电影圈的蝇营狗苟。更厌倦这种没有浪漫、没有激情，却整日瞎浪漫的扭曲的双重生活。这种生活让她恶心。进而令她崩溃，从而做出了罢演的决定。而对于男导演而言，和女明星的这番对话，却让他也发现了自我的一种分裂。他试图做一个庸俗的男人，用他的话说：“我有底线：房子，车子，和家人的幸福生活”。这种中产的梦想，让这个内心深处怀有梦想和激情的退伍军人，也时刻处于一种焦虑的双重生活的扭曲之中。生活越来越像演戏，每个人都用面具将自我包裹，用王朔话说，就是“社会就是一帮哥们在装，人类就是装着装着才进步的。装不可耻，装的可耻那才叫可耻呢!”而演戏却变得越来越像个“体力活”。日益丧失其梦想的质地。恶劣的剧本。复杂的人事关系，艺术理想的不得实现，都渐渐让他在影视创作中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自大狂”。
于是，我们发现，“对话”实际上一开始就无法完成。女明星与男导演喋喋不休的夜话。与其说是磨合与交流性的“对话”。不如说是一厢情愿的“独自”、水平高超的忽悠或纯粹的对话游戏。在一个萨特式的封闭影像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影片中无止境的神“聊”导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更不是灵魂的折射，而只能是多元价值间的冲突和价值的虚空。这也就使得对话成为矛盾现实的一个简单镜像，一次机械的摹仿。女明星与男导演因为距离的拉近和空间的压抑，在对话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自己本性的东西。这时候，对话的交流功能更多表现在一种焦虑的“诉说”和观点的碰撞，而不是平等的互相的积极交往，更没有形成思想的真正生命和活力。女明星的逃避心态，男导演在金钱、事业与理想之间的困惑，都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中被清晰化了。正是在女明星对他的“自大狂”心理的揭露中，男导演陷入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悖论之中。他从前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搭就的简陋的木桥崩溃了。然而，这种否定和崩溃却依然带有一种自我表现、自我崇高化的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宿命般的悲哀。徐静蕾在影片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未完成性或无法完成性，从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出发深入到人的生存状态，论证了人的生存状况的基本特性和性质。
然而。当我们深入到这个问题的细节内部。却发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我们看到，对话行为的阻碍，不仅来自生活与艺术的冲突，而且折射了一代人精神的困苦和失落。其实。在女明星和男导演的思维方式背后，正是徐静蕾和王朔思想的浮现。女明星有着对于纯粹艺术和爱情失落的茫然，她实际上处于一种自我的矛盾之中，她既希望观众感动，又鄙夷观众的浅薄，她既希望演一个真正的自我。又希望演出一个真正的“纯情女孩”。她既讨厌剧本的庸俗，又舍不得剧本题目中那种浪漫的感觉，既排斥演艺圈的庸俗，又依赖它生存。而在男导演身上，却更多体现出王朔式的话语偏执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理想失落后的巨大虚无感。王朔以颠覆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起家，然而，进入了21世纪，已经不再年轻新锐的王朔，却发现自己与新一代根本就没有宏大叙事欲望的年轻人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王朔的喜怒笑骂背后，依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影子存在。有着一个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人性尊严、人类理想的梦存在，正如那一轮遥远的照亮心中现实的月亮。这是无论怎样的贬低和试图改变，都无可逃避的事情，正如男导演说女明星：“心是瓷的，硬，但是禁不住别人轮圆了把自己往地上一磕就碎，是个能让不堪入目拿住的人”。然而，女明星和男导演之间的碰撞，也折射出两代人(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这差异之中进一步颠覆了所谓两代人梦想的“合理性”，从而让整个电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存在虚无”的影像。女明星的指责，让自大狂的导演醒悟到自身表现的扭曲和悖谬，而男导演的讽刺也让女明星认识到，“你的路子就是装纯”，“你搞不了真正的艺术”。双方对话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沟通，反而让双方都互相血淋淋地揭开心中的伪装，暴露出自己无比脆弱而虚无的灵魂。在一个伪个体影像的时代。在一个碎片化的镜像时代。在一个电 影大工业的体力劳动的时代，无论是女明星式的美好的人生梦想，还是男导演式的宏大的、“人人平等”的启蒙理想，都变成了一个个无法实现的梦。
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经由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的悖谬境遇不加掩饰地剥露出来。揭示了自我与他我，梦想与现实，自我行为与其意义的空洞之间的尖锐悖谬。影片中女星与男导演都为演戏而演戏，为生活而装扮自己。在别人面前每个人都不再是真正的自己。女明星在“装”的过程中，失去了本真的自我。演戏已不能使她感到存在的意义。女明星罢演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继续装纯的虚假生活，找回本真的自我。但是在与男导演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辩以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依然故我的继续拍戏。在一个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女明星和男导演似乎对任何事物都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短暂性的态度和心境，而无法超越当下，只能携带着无所是从的精神孤独和困惑前行。正如加缪所言“一旦世界失去幻想和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园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精神生态失衡的世界里，女明星和男导演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只能在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下生存着。而人一旦缺失了对自我的真正超越。就无法开启被遮蔽的生活真谛，也难以获得一种深度的精神体验和内在的灵魂律动，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存在。恰如威廉·巴雷特所说的那样：“人类的存在永远是自我超越的，我们在存在中永远超越自我。结果，我们从不像占有一件东西那样占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永远飞翔在我们自身之外，或者永远落在我们的各种可能性之后。不管怎样，我们的存在从未精确地同自身重合。”女明星和男导演的对话。不论是对现实和自己的调侃、嘲讽、无奈还是深思、正视、希冀，都无法改变世界，也无法改变自己，更无力在这世界上真正建构起完整的自我。最终仍然无法摆脱存在的悖谬状态。置身于世界的悖谬性之中，《梦想照进现实》所能做到的，就是揭示它的悖谬性。展示人类精神的裂变，证明人生与存在的深刻困境。如果真的没有梦想照进现实。阳光照进心灵，人类生存的悖谬就无法避免。焦虑和苦闷就会成为人生永远挣脱不掉的心灵牢狱。
片尾的情节十分具有象征性。那双固执的敲门的手，是粗暴的干预梦想的现实?还是时间对人生的提醒?或是当代艺术困境的展示?当代人内心焦虑和紧张的一个外化物?躲在门后的女明星和男导演默默地听着那敲门声，陷入了沉思。该电影的英文名字：“THE DREAM MAY COME”，我们认为，也许更能反映这部电影的主旨，正如片中的男导演拿掉了“当梦想照进现实”这个题目中的那个“当”字。电影无疑把一个沉重的现实和一个巨大而令人绝望的梦想都“悬置”在了半空中，如同那个看着温暖却是异常遥远的月亮。没有“现在进行时”，只有一个充满诱惑于暧昧的“MAY”。也就是说，徐静蕾和王朔聪明地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来自生活，也可能来自艺术，也许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可能，也许仅仅是一种无望的可能——关键在于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