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重庆商业“四放开”——这个在全国叫响的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
■ 出国一趟,我忧心如焚:僵化的经济体制,端铁饭碗、吃大锅饭,越吃人越懒,国越穷
我的商业情结,要追溯到1986年,我任重庆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到我1988年6月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我仍然主管商业。
那时的商业队伍,零售单位营业员或吹牛谈天,或打瞌睡;批发单位坐排排:来了人开票,没有人来就喝茶看报。
1990年7月16日至8月6日,我作为中国城市管理代表团成员,去联邦德国,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题为“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和住宅建设”研讨会。我们一行,除考察西德的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宅建设外,还去了东德。因当时柏林墙已拆,东西德、东西柏林可自由来往,所以还重点考察了民主德国的一些城市。回国时,经过莫斯科,也进行了一些考察。当时,中国已经发生“六四”风波,国内面临改革徘徊、经济滑坡,大家自然很关注东欧、苏联的情况。我特别对东西德国、东西柏林作了对比,总感觉是德国西面发展快,现代化水平高;东面城市破旧,经济萧条,人们精神不振。到了莫斯科,看到的多是物资匮乏、柜台空空的情景,到处是排长队购物的人群。
这次出国,让我亲身感受到:如果我们再按常规走路,不思改革,终有被吃垮的那一天。回国后不久,就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国没有打一枪,没有进行一次谈判,东德就自己垮台。我常在想,他们瓦解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长期执行的那套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没有活力,人民没有积极性,也可以说,是长期吃大锅饭,把国吃穷了,把党吃垮了。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如果不改革,就不如资本主义;我们不领导群众搞放开搞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叫我们滚开。
■ 沿海一趟,我提出一个观点:依靠改革、促进发展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1990年12月6日,我率队考察沿海,一共18天。
跟我一起去的,都是当时的市一商业局、二商业局、税务局、工商局、财政局、粮食局的局长们,还有百货公司、针纺公司的经理们,我不单带着他们白天黑夜地考察,还要考察一路考问他们一路,累得他们整天神经都是绷得紧张兮兮的。
来沿海之前,在市财贸会上,巴县(现巴南区)副县长牟启源说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巴县(我来市里任职之前,从巴县税务局长一直干到县委书记)青木关(现属沙坪坝区)的供销社,一个国合商业,正在悄悄地像个体户一样进货、售货,竟然扭亏为盈。这事,在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我当时在会上没表态,离开会场后,我叫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还要大一些,步伐还要更快一点。因为,自从1989年以来,我和市政府的几位头头一直都在苦苦寻找良策:怎样才能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青木关的事,让我看到了一丝亮光。
说起来有几分寒碜,特区搞了十年,作为全国第一个改革试点城市的重庆,大多数局长竟没到过特区。为这,我曾批评过局长们眼光狭窄,思想保守。
最后一站是厦门。那天下午,我们在厦门市政府迎宾馆召开总结会。在这个会上,我结合沿海地区和西南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四个方面的放开。即:经营放开——调整经营结构,拓展经营范围,改进经营方式,把经营权真正还给企业;价格放开——灵活作价,明码标价,真实反应市场供求关系,真正体现价值规律;用工放开——打破“铁饭碗”,增加紧迫感;分配放开——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奖勤罚懒,工资奖金拉开档次,体现多劳多得和国家、企业、个人“三兼顾”的原则。
会议结束,我很是振奋:18天的劳累奔波,18个昼夜不停的思考,18天焦灼不安的寻觅,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 田纪云评价:“四放开”真了不起!对全国都是一个贡献。
从沿海回到重庆的第20天,“四放开”开始启动。
1991年1月14日,春寒料峭。在工贸大厦第21层楼的会议室里,我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1月18日,我与时任副市长章必果一起,征求了从全市遴选出来的11家企业经理们的意见;1月24日,“四放开”正式推行。
然而,在各种矛盾中,一些商业部门一筹莫展,当领导的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县长也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一国家部门也指责重庆“越轨”、“侵权”,要求重庆马上“纠偏”……
但是,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看到了希望。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会议决定把“四放开”列入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市人大则认为“四放开”经过了法定程序,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尽管如此,推行“四放开”仍然很难。
当时,我也深感忧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四放开”错了么?可沿海放得更开,搞得更活,同样是一面五星红旗,一个是特区,一个是试点城市,为什么反差这么大?
2月20日这天,我来到市政府财办会议室,所有的试点企业经理和财贸系统的头头们都在,我宣布了两条政策:一是试点企业如果到了3月份还不能起步,不管什么原因,立即取消试点资格。二是市一商局、二商局、供销社以及各区县可以选择部分企业试点,但切忌一哄而起,要有具体班子抓这项工作。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从沿海特区回来,综合部门的领导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四放开”的行动。
转眼到了秋天,正是收获的时节:重庆80%的商、供企业推行“四放开”。
1991年11月初,“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举行。当时的商业部长胡平亲自主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作了重要讲话。
在会上,田纪云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述着一件又一件发人深省的往事。他说,当年在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室,有一份关于妇女同志用的發夹告急,市场缺货,请求批准生产的报告。他说,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市场是个什么状态?他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首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重庆商业“四放开”之火,在全国燎原。1992年3月14日,商业部长胡平在全国商业会议上郑重宣布:全国商业推行“四放开”!
作为第一个试点城市的重庆,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我认为,在时代车轮飞转的今天,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挺起胸膛勇敢朝前走,没有退路。
(摘编自《重庆文史资料》第12辑,作者退休前任重庆市政协主席)
■ 出国一趟,我忧心如焚:僵化的经济体制,端铁饭碗、吃大锅饭,越吃人越懒,国越穷
我的商业情结,要追溯到1986年,我任重庆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到我1988年6月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我仍然主管商业。
那时的商业队伍,零售单位营业员或吹牛谈天,或打瞌睡;批发单位坐排排:来了人开票,没有人来就喝茶看报。
1990年7月16日至8月6日,我作为中国城市管理代表团成员,去联邦德国,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题为“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和住宅建设”研讨会。我们一行,除考察西德的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宅建设外,还去了东德。因当时柏林墙已拆,东西德、东西柏林可自由来往,所以还重点考察了民主德国的一些城市。回国时,经过莫斯科,也进行了一些考察。当时,中国已经发生“六四”风波,国内面临改革徘徊、经济滑坡,大家自然很关注东欧、苏联的情况。我特别对东西德国、东西柏林作了对比,总感觉是德国西面发展快,现代化水平高;东面城市破旧,经济萧条,人们精神不振。到了莫斯科,看到的多是物资匮乏、柜台空空的情景,到处是排长队购物的人群。
这次出国,让我亲身感受到:如果我们再按常规走路,不思改革,终有被吃垮的那一天。回国后不久,就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国没有打一枪,没有进行一次谈判,东德就自己垮台。我常在想,他们瓦解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长期执行的那套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没有活力,人民没有积极性,也可以说,是长期吃大锅饭,把国吃穷了,把党吃垮了。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如果不改革,就不如资本主义;我们不领导群众搞放开搞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叫我们滚开。
■ 沿海一趟,我提出一个观点:依靠改革、促进发展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1990年12月6日,我率队考察沿海,一共18天。
跟我一起去的,都是当时的市一商业局、二商业局、税务局、工商局、财政局、粮食局的局长们,还有百货公司、针纺公司的经理们,我不单带着他们白天黑夜地考察,还要考察一路考问他们一路,累得他们整天神经都是绷得紧张兮兮的。
来沿海之前,在市财贸会上,巴县(现巴南区)副县长牟启源说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巴县(我来市里任职之前,从巴县税务局长一直干到县委书记)青木关(现属沙坪坝区)的供销社,一个国合商业,正在悄悄地像个体户一样进货、售货,竟然扭亏为盈。这事,在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我当时在会上没表态,离开会场后,我叫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还要大一些,步伐还要更快一点。因为,自从1989年以来,我和市政府的几位头头一直都在苦苦寻找良策:怎样才能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青木关的事,让我看到了一丝亮光。
说起来有几分寒碜,特区搞了十年,作为全国第一个改革试点城市的重庆,大多数局长竟没到过特区。为这,我曾批评过局长们眼光狭窄,思想保守。
最后一站是厦门。那天下午,我们在厦门市政府迎宾馆召开总结会。在这个会上,我结合沿海地区和西南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四个方面的放开。即:经营放开——调整经营结构,拓展经营范围,改进经营方式,把经营权真正还给企业;价格放开——灵活作价,明码标价,真实反应市场供求关系,真正体现价值规律;用工放开——打破“铁饭碗”,增加紧迫感;分配放开——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奖勤罚懒,工资奖金拉开档次,体现多劳多得和国家、企业、个人“三兼顾”的原则。
会议结束,我很是振奋:18天的劳累奔波,18个昼夜不停的思考,18天焦灼不安的寻觅,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 田纪云评价:“四放开”真了不起!对全国都是一个贡献。
从沿海回到重庆的第20天,“四放开”开始启动。
1991年1月14日,春寒料峭。在工贸大厦第21层楼的会议室里,我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1月18日,我与时任副市长章必果一起,征求了从全市遴选出来的11家企业经理们的意见;1月24日,“四放开”正式推行。
然而,在各种矛盾中,一些商业部门一筹莫展,当领导的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县长也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一国家部门也指责重庆“越轨”、“侵权”,要求重庆马上“纠偏”……
但是,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看到了希望。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会议决定把“四放开”列入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市人大则认为“四放开”经过了法定程序,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尽管如此,推行“四放开”仍然很难。
当时,我也深感忧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四放开”错了么?可沿海放得更开,搞得更活,同样是一面五星红旗,一个是特区,一个是试点城市,为什么反差这么大?
2月20日这天,我来到市政府财办会议室,所有的试点企业经理和财贸系统的头头们都在,我宣布了两条政策:一是试点企业如果到了3月份还不能起步,不管什么原因,立即取消试点资格。二是市一商局、二商局、供销社以及各区县可以选择部分企业试点,但切忌一哄而起,要有具体班子抓这项工作。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从沿海特区回来,综合部门的领导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四放开”的行动。
转眼到了秋天,正是收获的时节:重庆80%的商、供企业推行“四放开”。
1991年11月初,“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举行。当时的商业部长胡平亲自主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作了重要讲话。
在会上,田纪云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述着一件又一件发人深省的往事。他说,当年在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室,有一份关于妇女同志用的發夹告急,市场缺货,请求批准生产的报告。他说,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市场是个什么状态?他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首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重庆商业“四放开”之火,在全国燎原。1992年3月14日,商业部长胡平在全国商业会议上郑重宣布:全国商业推行“四放开”!
作为第一个试点城市的重庆,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我认为,在时代车轮飞转的今天,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挺起胸膛勇敢朝前走,没有退路。
(摘编自《重庆文史资料》第12辑,作者退休前任重庆市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