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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老人，花白头发，一口“京腔”， 60岁开始操笔著书，撰写了《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鉴赏述往事》《骨董说奇珍》《收藏讲史话》《老珠宝店》《老古玩铺》《老古董商》，并有百余篇文章在海内外文物文史刊物上发表，这些书和文章内容翔实、通俗易懂，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艺术品收藏热乍起之时，堪称收藏者的“启蒙读物”。这位老人就是专门追述“琉璃厂系列”的陈重远。
陈重远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官如草木吾如土，舌有风雷笔有神”的对联，此联乃恩师魏旭东先生临别所赠。没想到老师70多年前题写的这14个字，却“预言”般概括了陈重远的一生。用陈重远自己的话说：“我这人没有当官的命，靠着一张嘴，教了36年书，又靠一支笔写了几部书。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古玩铺练就“童子功”
陈重远出生在古都北京。祖父陈子晋在北京经营一家名为诚和楼的首饰店，父亲陈中平开义兴楼首饰店，专做古瓷镶嵌，叔父陈建侯是天津同泰祥细瓷店的经理，在景德镇专做仿制明清官窑瓷器。宣统二年（1910），陈重远的表舅爷常惠川把陈重远的伯父陈中孚和岳彬带到北京古玩铺当学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岳彬发了大财，成为名重一时的古董巨商。民国二十八年（1939），岳彬出资开办了文古斋古玩铺。陈中孚当了大掌柜，之后东家岳彬却再也没有往铺子里投钱，铺里的流动资金全靠陈家出。陈家的长孙陈重远在10岁时便住进了文古斋，一边拜清末举人魏旭东为师，习读“四书”“五经”，一边学习古玩鉴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对日后陈重远从事古玩鉴赏经营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金石、陶瓷、字画等古玩类别中的年代鉴定，如果没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在鉴别赏玩的时候，恐难得要领；而如果没有面对面的识别、比对、抚摸、盘玩古玩，也难免会产生文字与实物互证的脱节。能从书斋中走出来参加“实战”，在“实战”中印证学习中的感悟，不是每一个爱好收藏的人都能有的机会，而陈重远就是其中的幸运者。
14岁那年，陈重远正式成为文古斋的一名学徒，和其他学徒一样学习古玩鉴定和古玩铺经营。可以想见，一个童心未泯的少年，对眼前这些厚重的“历史”，如何艰难地解读、理解。要知道，这个年岁的孩子，他的刻苦要大于热爱，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60岁以后的陈重远一系列介绍老古玩铺、老珠宝店、文玩故事的著作次第而出的原因了。对此，时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吕济民在《骨董说奇珍》序中写道：“陈重远在文古斋古玩铺，读古书、看古物，听讲古，与行里的人、物、事接触，练‘童子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岁的陈重远经过了3年的学徒生涯，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已是“不同凡响”了。但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囿于一隅之下，显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志向。陈重远不满足于古玩铺学到的知识，看着弟弟在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很是羡慕。不满足于现状的他，满怀着希冀与渴望，充满深情地写了篇《我要读书》，投寄《新民报》社会服务版。一位瘫痪在床的数学教师张宗梁读到此文，为其精神所感动，决定义务教陈重远学习数学。学到了新知识的陈重远，学习的欲望更加强烈。他还经常到位于东四的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英语。从此，过上了白天学徒，晚上读书的生活。
张宗梁是位进步人士，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郑天健住同院，互有往来。通过他们的介绍，陈重远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书刊和毛泽东著作，令他在渴求新知的同时，又朦胧地知道了些革命的道理，眼界大开。
逃婚当“八路”
在社会动荡，充满革命意义的风云时代，凡是热血青年，恐怕谁也不能独处书斋，安心地做学问。这也是为什么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分道扬镳的原因。面对革命的洪流，不论是我们身在其中，还是在小说中体味人物的载浮载沉，答案都会是一样的：投身革命，报效祖国！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中，陈重远和北大、辅仁的学生交往频繁，并利用他自己的“优势”，帮助同学和堂弟奔赴解放区。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较为传统的家庭来说，无异是“离经叛道”的。保守与激进的碰撞，传统与潮流的冲突，在那个年代，产生分歧不足为奇，即便是一家人，眼中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的。家里人担心他“不安分”，跑去当“八路”，丢下家里视为传承的根本——古玩铺，因此在陈重远19岁那年，特地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想把他彻底拴住。没成想，心早已“野”了的陈重远“谋事在前”，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顺利逃婚。
1947年，逃婚成功后，陈重远跟家里人说明读书才是自己的志向，根本无心经营古玩铺。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家里人终于同意了他的决定，让陈重远上学读高中。随后，他在辅仁大学经济系当了半年的旁听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陈重远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没多久便参军南下，分配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担任理论辅导员，自此长期做理论教育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在曾经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自己的灵魂得到洗礼、生命得以重塑，感慨万千的陈重远认为，当时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而且从不后悔。他笑着说道：“参军之后，家里的亲人成了光荣军属。我父亲被推选为北京市首饰业共业公会主任委员。‘土改’的时候，有的地主被打死了，我表舅爷常惠川的儿孙也在那时丧了命。人生就跟下棋一样，每一步都很关键。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如果当时我没有接触到进步思想，一切循规蹈矩，继续在古玩铺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培养才有今天。”
1952年，陈重远转业，分配在三七五兵工厂当理论教员。1979年又调到五机部干校（后改名兵器工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给部属工厂的厂长、书记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课。陈重远在理论教员职位干了36年，党组织先后送他进中央、省市委党校接受教员培训十次之多。这些培训经历不仅使他能够很好地胜任教学工作，也为其以后从事文字创作工作奠定了基础。
重返“琉璃厂”
1985年管理干部学院撤销。时值“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月，陈重远奉派从商，可教了一辈子书的他对经商一窍不通。陈重远寻思：讲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自己又为人民服务了多少？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正巧此时，幼年时和陈重远一起投师于魏旭东先生门下的同窗石椿年在北京财贸学院主编《学报》。陈重远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他，石椿年兴奋地说：“你别经商了，你写书吧！”陈重远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我能写什么？”石椿年笑着说道：“写琉璃厂啊。现在没人写，你小时就在那儿，行里的东西你都明白，你写最合适。”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起源于清代。当时，清室入关时，把八旗兵丁按旗分划，占据内城东南西北四方，原有的居民一律迁往城外，汉官则在宣武门以南及前门外大街以东地方安家。以后又有许多学者搬到琉璃厂四周居住，引来更多的书商到琉璃厂设立书肆收售古籍字画。乾隆年间，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文人学士多寓居宣武门南。他们所需参考书，均“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琉璃厂书商则跑遍全国搜购。《四库全书》的编纂、散氏盘的出土、金石学的再度兴起促使琉璃厂发展得更加繁荣。翁方纲、阮元、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盛伯羲、端方、罗振玉等甲骨、金石学者经常来琉璃厂古玩铺不断搜集鉴赏青铜器、碑碣石刻。此外，琉璃厂四周还是各省会馆聚集之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都住在这一带。科举时代的“红录”即在琉璃厂发布，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文玩、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在这条街上，那些青史留名的历史人物，不论轶闻还是逸事，俯拾皆是，像纪晓岚题写的“声遥堂”、大学士阿克敏题写的“清秘阁”、克勤郡王题写的“德宝斋”、那彦成题写的“博古斋”、祁寯藻题写的“懿文斋”、何绍基题写的“富文斋”、翁同龢题写的“茹古斋”、曾国藩题写的“龙威阁”等等，如此多的名人，如此多的故事，把琉璃厂这条不过800米的街道，渲染得古色古香……
嗣后，民国时期，北京的文化人逐渐把“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视为三大乐事。逛琉璃厂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随便浏览古籍和观赏古玩字画，且最能消磨时日，往往一逛就是半天。在这条不长的街上，近现代文化名人的身影来来往往，像鲁迅、朱自清、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不仅给这条街留下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留下了绵绵不绝的故事……
这里的环境也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物鉴定家。遗憾的是，琉璃厂的古董商与旧中国惨痛的文物流失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致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琉璃厂古董行的历史成为禁区，资料寥寥，尤其是古玩铺的兴衰、古玩商的沉浮及文物鉴定家的经验教训鲜有记述。1961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著文《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在《文物》月刊发表，系统描绘以书业为中心的琉璃厂；次年补编成《北京琉璃厂史话》一书刊行。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进步使许多禁区雷池不复存在，然而，当年琉璃厂文物行业的从业人员，或年事已高，或囿于文化水平，均难以动笔。外行人想写又无从下手。于是，在师叔、师兄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已过花甲之年的陈重远“二次创业”，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旅。
陈重远从1985年开始调查研究，不辞辛苦逐一拜访阔别30余载的古玩、珠宝老行家500余人次，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些曾在古玩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多已年迈。岁月的销蚀不仅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文化环境，而且饱经风雨之后，他们更愿将那些亲历的往事沉积于记忆的最深处，或者不足为外人道，或者英雄不提当年事，或者仅知一鳞半爪。总之，做这件事要肯花精力，更要有韧力。而陈重远就是这么一个肯花精力肯用气力的人。有一次，一位老者只对一件事情的前半段熟悉，后面发生什么就不清楚了。为了使所要记录的事件具有完整性，陈重远再拜访其他老人，尽可能地把一个事情从头到尾真实地呈现出来。有时候，同一件事情在老人们的口中，会呈现不同的版本，为了确定这些资料的真实性，陈重远不辞辛劳，拜访更多的知情人，通过客观地分析比对，选择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内容记录下来。对此，著名鉴定家孙会元先生曾在陈重远先生的第一本书问世时，感慨万千地在序中写下这么一段话：“1986年，有位‘陌生人’来访问我。他作了自我介绍，我和他一边谈一边想，突然想起了他的小名，便叫了出来，问他是不是这个人？他笑了笑说：‘是呀！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都快60岁的人了，我怎能叫他小名？又想是自家兄弟，40年未见，叫出小名倒也显得亲热。”孙先生接着回忆“作者用了4年多时间，走访了许多老同行人，经过三次大的修改，写出了《古玩史话与鉴赏》。本书付梓之前我看了原稿，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前三章着重历史，后两章着重写鉴赏收藏，鉴赏中有史料，史料中有鉴定，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是陈重远的第一本书。
过去，古玩铺里的行家里手和如今文物研究专家学者不同，前者就是今日所说的实战派，掌握的多是实践经验，他们看得多、摸得多、听得多，尽管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往往实践出真知。这些实践总结出来的真知，少有人系统整理归纳，若不及时记录下来，俟这些人百年之后，那些宝贵的经验将随之消失，留下永久的遗憾。通过陈重远的努力，那些对当年讳莫如深的古玩、珠宝行当里的老人尽倾所知，毫无保留地将那些鉴赏与经营文物的经验告诉了写书人，他们盼望陈重远能写好这方面的书，并将之流传下去，以便给后人一些借鉴作用，自此，陈重远一发不可收，本着“史贵存真”的精神，20多年来出版了许多著作。
“我不是大师”
陈老先生每当回忆起那时采访琉璃厂老人们的经历时，都非常有感触。过去那些老人对古玩、对琉璃厂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陈重远从花甲写到耄耋，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靠自己的毅力外，还跟他的这些师叔、师兄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20多年来，眼看着这些老人们一个个离他而去，重情重义的陈重远越发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每当体力不支、精神不济想要放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师叔范岐周临终嘱托：“我们写不了，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把博古斋门系的产生发展写清楚，将古字画碑帖鉴定经营的方法经验充实进去，才对得起前辈人，也能让后来人知道老古玩行的门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把这些传留给后人参考，还是很有益的。”
通过这些年不辍写作，陈重远觉得自己除了把有关老古玩行、珠宝行里珍贵的鉴定经验方法留下来之外，还从这些古玩行、珠宝店的兴衰中悟出很多哲理。以前，那些凡是走偏门左道一心只认钱的古董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死在狱中，就是饥寒交迫了此残生。当时和他大伯陈中孚一起到北京学古玩铺的岳彬就是一例。岳彬本是一个穷小子，但是靠着一股子机灵劲，加之勤奋好学，终于成了名震一时的大古董商。但是他是钻进钱眼里的人，一辈子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不惜做假、贩假、买卖损毁国家文物，最终因为勾结美国人，在普爱伦指使下，盗卖、毁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北魏石刻《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而锒铛入狱，家产没收并于1954年死于狱中。陈重远的《老古董商》主要描写的就是岳彬的生平。
过去，做古董买卖的行里人都懂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戒贪”。很多事情都是毁在这个“贪”字上。其实，现在从事艺术品市场的人们也需要注意同样的问题。陈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首先遵守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再谈其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还是应该先学会如何光明磊落地做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看透了不过是过眼烟云。
陈老如今81岁了，结合孙思邈养生术发明了一套健身操。家住五层楼，没有电梯，却每天坚持下楼活动。平时的生活也是简单得很，“读书看报，修身养性”一言以蔽之。每出一本书，陈老都要花费很多心血，稿酬并不比离休工资高多少，写书在他而言就是图个乐，这种乐趣是那些为名为利出书的人体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陈老的书得到原国家文物局老领导吕济民、张文彬同志为其写序的原因，张文彬还题写了所有书的书名。
在采访的最后，陈老笑着跟记者说道：“最近，有个朋友编辑出版了一个名为‘大师鉴宝’的系列丛书，其中还专门编辑了一本《陈重远鉴宝掌故》。我算什么大师？只不过是老古玩铺的小学徒。总结了前辈人鉴定经营古玩珠宝的经验而已。如果读者通过看我的书，能够有点收获，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那都是老一辈琉璃厂人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还算勤奋，用了20多年坚持把它记录下来。能给后人留下点东西，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值了！”
记者临行前，无意中被陈老家的绿萝吸引。绿萝茎条细软，一般人家多将其放在高处，任其蔓茎从容下垂。而陈老家里的绿萝却将花盆放在低处，枝条被高高挂起，这些翠绿的枝条竟然非常“听话”，长得枝繁叶茂。正在疑惑不解之时，视线向下一移，看到书桌前，年过耄耋的陈老慢悠悠戴起老花镜，颤巍巍拿起笔写作的情景，笔者顿时豁然开朗。这绿萝大概是天天受到主人的“熏陶”，性格也变得向上而顽强了吧……
陈重远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官如草木吾如土，舌有风雷笔有神”的对联，此联乃恩师魏旭东先生临别所赠。没想到老师70多年前题写的这14个字，却“预言”般概括了陈重远的一生。用陈重远自己的话说：“我这人没有当官的命，靠着一张嘴，教了36年书，又靠一支笔写了几部书。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古玩铺练就“童子功”
陈重远出生在古都北京。祖父陈子晋在北京经营一家名为诚和楼的首饰店，父亲陈中平开义兴楼首饰店，专做古瓷镶嵌，叔父陈建侯是天津同泰祥细瓷店的经理，在景德镇专做仿制明清官窑瓷器。宣统二年（1910），陈重远的表舅爷常惠川把陈重远的伯父陈中孚和岳彬带到北京古玩铺当学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岳彬发了大财，成为名重一时的古董巨商。民国二十八年（1939），岳彬出资开办了文古斋古玩铺。陈中孚当了大掌柜，之后东家岳彬却再也没有往铺子里投钱，铺里的流动资金全靠陈家出。陈家的长孙陈重远在10岁时便住进了文古斋，一边拜清末举人魏旭东为师，习读“四书”“五经”，一边学习古玩鉴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对日后陈重远从事古玩鉴赏经营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金石、陶瓷、字画等古玩类别中的年代鉴定，如果没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在鉴别赏玩的时候，恐难得要领；而如果没有面对面的识别、比对、抚摸、盘玩古玩，也难免会产生文字与实物互证的脱节。能从书斋中走出来参加“实战”，在“实战”中印证学习中的感悟，不是每一个爱好收藏的人都能有的机会，而陈重远就是其中的幸运者。
14岁那年，陈重远正式成为文古斋的一名学徒，和其他学徒一样学习古玩鉴定和古玩铺经营。可以想见，一个童心未泯的少年，对眼前这些厚重的“历史”，如何艰难地解读、理解。要知道，这个年岁的孩子，他的刻苦要大于热爱，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60岁以后的陈重远一系列介绍老古玩铺、老珠宝店、文玩故事的著作次第而出的原因了。对此，时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吕济民在《骨董说奇珍》序中写道：“陈重远在文古斋古玩铺，读古书、看古物，听讲古，与行里的人、物、事接触，练‘童子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7岁的陈重远经过了3年的学徒生涯，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已是“不同凡响”了。但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囿于一隅之下，显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志向。陈重远不满足于古玩铺学到的知识，看着弟弟在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很是羡慕。不满足于现状的他，满怀着希冀与渴望，充满深情地写了篇《我要读书》，投寄《新民报》社会服务版。一位瘫痪在床的数学教师张宗梁读到此文，为其精神所感动，决定义务教陈重远学习数学。学到了新知识的陈重远，学习的欲望更加强烈。他还经常到位于东四的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英语。从此，过上了白天学徒，晚上读书的生活。
张宗梁是位进步人士，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郑天健住同院，互有往来。通过他们的介绍，陈重远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书刊和毛泽东著作，令他在渴求新知的同时，又朦胧地知道了些革命的道理，眼界大开。
逃婚当“八路”
在社会动荡，充满革命意义的风云时代，凡是热血青年，恐怕谁也不能独处书斋，安心地做学问。这也是为什么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分道扬镳的原因。面对革命的洪流，不论是我们身在其中，还是在小说中体味人物的载浮载沉，答案都会是一样的：投身革命，报效祖国！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中，陈重远和北大、辅仁的学生交往频繁，并利用他自己的“优势”，帮助同学和堂弟奔赴解放区。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较为传统的家庭来说，无异是“离经叛道”的。保守与激进的碰撞，传统与潮流的冲突，在那个年代，产生分歧不足为奇，即便是一家人，眼中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的。家里人担心他“不安分”，跑去当“八路”，丢下家里视为传承的根本——古玩铺，因此在陈重远19岁那年，特地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想把他彻底拴住。没成想，心早已“野”了的陈重远“谋事在前”，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顺利逃婚。
1947年，逃婚成功后，陈重远跟家里人说明读书才是自己的志向，根本无心经营古玩铺。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家里人终于同意了他的决定，让陈重远上学读高中。随后，他在辅仁大学经济系当了半年的旁听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陈重远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没多久便参军南下，分配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担任理论辅导员，自此长期做理论教育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在曾经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自己的灵魂得到洗礼、生命得以重塑，感慨万千的陈重远认为，当时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而且从不后悔。他笑着说道：“参军之后，家里的亲人成了光荣军属。我父亲被推选为北京市首饰业共业公会主任委员。‘土改’的时候，有的地主被打死了，我表舅爷常惠川的儿孙也在那时丧了命。人生就跟下棋一样，每一步都很关键。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如果当时我没有接触到进步思想，一切循规蹈矩，继续在古玩铺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培养才有今天。”
1952年，陈重远转业，分配在三七五兵工厂当理论教员。1979年又调到五机部干校（后改名兵器工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给部属工厂的厂长、书记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课。陈重远在理论教员职位干了36年，党组织先后送他进中央、省市委党校接受教员培训十次之多。这些培训经历不仅使他能够很好地胜任教学工作，也为其以后从事文字创作工作奠定了基础。
重返“琉璃厂”
1985年管理干部学院撤销。时值“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月，陈重远奉派从商，可教了一辈子书的他对经商一窍不通。陈重远寻思：讲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自己又为人民服务了多少？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正巧此时，幼年时和陈重远一起投师于魏旭东先生门下的同窗石椿年在北京财贸学院主编《学报》。陈重远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他，石椿年兴奋地说：“你别经商了，你写书吧！”陈重远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我能写什么？”石椿年笑着说道：“写琉璃厂啊。现在没人写，你小时就在那儿，行里的东西你都明白，你写最合适。”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起源于清代。当时，清室入关时，把八旗兵丁按旗分划，占据内城东南西北四方，原有的居民一律迁往城外，汉官则在宣武门以南及前门外大街以东地方安家。以后又有许多学者搬到琉璃厂四周居住，引来更多的书商到琉璃厂设立书肆收售古籍字画。乾隆年间，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文人学士多寓居宣武门南。他们所需参考书，均“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琉璃厂书商则跑遍全国搜购。《四库全书》的编纂、散氏盘的出土、金石学的再度兴起促使琉璃厂发展得更加繁荣。翁方纲、阮元、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盛伯羲、端方、罗振玉等甲骨、金石学者经常来琉璃厂古玩铺不断搜集鉴赏青铜器、碑碣石刻。此外，琉璃厂四周还是各省会馆聚集之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都住在这一带。科举时代的“红录”即在琉璃厂发布，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文玩、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在这条街上，那些青史留名的历史人物，不论轶闻还是逸事，俯拾皆是，像纪晓岚题写的“声遥堂”、大学士阿克敏题写的“清秘阁”、克勤郡王题写的“德宝斋”、那彦成题写的“博古斋”、祁寯藻题写的“懿文斋”、何绍基题写的“富文斋”、翁同龢题写的“茹古斋”、曾国藩题写的“龙威阁”等等，如此多的名人，如此多的故事，把琉璃厂这条不过800米的街道，渲染得古色古香……
嗣后，民国时期，北京的文化人逐渐把“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视为三大乐事。逛琉璃厂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随便浏览古籍和观赏古玩字画，且最能消磨时日，往往一逛就是半天。在这条不长的街上，近现代文化名人的身影来来往往，像鲁迅、朱自清、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不仅给这条街留下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更留下了绵绵不绝的故事……
这里的环境也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物鉴定家。遗憾的是，琉璃厂的古董商与旧中国惨痛的文物流失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致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琉璃厂古董行的历史成为禁区，资料寥寥，尤其是古玩铺的兴衰、古玩商的沉浮及文物鉴定家的经验教训鲜有记述。1961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著文《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在《文物》月刊发表，系统描绘以书业为中心的琉璃厂；次年补编成《北京琉璃厂史话》一书刊行。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进步使许多禁区雷池不复存在，然而，当年琉璃厂文物行业的从业人员，或年事已高，或囿于文化水平，均难以动笔。外行人想写又无从下手。于是，在师叔、师兄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已过花甲之年的陈重远“二次创业”，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旅。
陈重远从1985年开始调查研究，不辞辛苦逐一拜访阔别30余载的古玩、珠宝老行家500余人次，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些曾在古玩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多已年迈。岁月的销蚀不仅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文化环境，而且饱经风雨之后，他们更愿将那些亲历的往事沉积于记忆的最深处，或者不足为外人道，或者英雄不提当年事，或者仅知一鳞半爪。总之，做这件事要肯花精力，更要有韧力。而陈重远就是这么一个肯花精力肯用气力的人。有一次，一位老者只对一件事情的前半段熟悉，后面发生什么就不清楚了。为了使所要记录的事件具有完整性，陈重远再拜访其他老人，尽可能地把一个事情从头到尾真实地呈现出来。有时候，同一件事情在老人们的口中，会呈现不同的版本，为了确定这些资料的真实性，陈重远不辞辛劳，拜访更多的知情人，通过客观地分析比对，选择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内容记录下来。对此，著名鉴定家孙会元先生曾在陈重远先生的第一本书问世时，感慨万千地在序中写下这么一段话：“1986年，有位‘陌生人’来访问我。他作了自我介绍，我和他一边谈一边想，突然想起了他的小名，便叫了出来，问他是不是这个人？他笑了笑说：‘是呀！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都快60岁的人了，我怎能叫他小名？又想是自家兄弟，40年未见，叫出小名倒也显得亲热。”孙先生接着回忆“作者用了4年多时间，走访了许多老同行人，经过三次大的修改，写出了《古玩史话与鉴赏》。本书付梓之前我看了原稿，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前三章着重历史，后两章着重写鉴赏收藏，鉴赏中有史料，史料中有鉴定，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是陈重远的第一本书。
过去，古玩铺里的行家里手和如今文物研究专家学者不同，前者就是今日所说的实战派，掌握的多是实践经验，他们看得多、摸得多、听得多，尽管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往往实践出真知。这些实践总结出来的真知，少有人系统整理归纳，若不及时记录下来，俟这些人百年之后，那些宝贵的经验将随之消失，留下永久的遗憾。通过陈重远的努力，那些对当年讳莫如深的古玩、珠宝行当里的老人尽倾所知，毫无保留地将那些鉴赏与经营文物的经验告诉了写书人，他们盼望陈重远能写好这方面的书，并将之流传下去，以便给后人一些借鉴作用，自此，陈重远一发不可收，本着“史贵存真”的精神，20多年来出版了许多著作。
“我不是大师”
陈老先生每当回忆起那时采访琉璃厂老人们的经历时，都非常有感触。过去那些老人对古玩、对琉璃厂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陈重远从花甲写到耄耋，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靠自己的毅力外，还跟他的这些师叔、师兄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20多年来，眼看着这些老人们一个个离他而去，重情重义的陈重远越发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每当体力不支、精神不济想要放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师叔范岐周临终嘱托：“我们写不了，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把博古斋门系的产生发展写清楚，将古字画碑帖鉴定经营的方法经验充实进去，才对得起前辈人，也能让后来人知道老古玩行的门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把这些传留给后人参考，还是很有益的。”
通过这些年不辍写作，陈重远觉得自己除了把有关老古玩行、珠宝行里珍贵的鉴定经验方法留下来之外，还从这些古玩行、珠宝店的兴衰中悟出很多哲理。以前，那些凡是走偏门左道一心只认钱的古董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死在狱中，就是饥寒交迫了此残生。当时和他大伯陈中孚一起到北京学古玩铺的岳彬就是一例。岳彬本是一个穷小子，但是靠着一股子机灵劲，加之勤奋好学，终于成了名震一时的大古董商。但是他是钻进钱眼里的人，一辈子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不惜做假、贩假、买卖损毁国家文物，最终因为勾结美国人，在普爱伦指使下，盗卖、毁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北魏石刻《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而锒铛入狱，家产没收并于1954年死于狱中。陈重远的《老古董商》主要描写的就是岳彬的生平。
过去，做古董买卖的行里人都懂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戒贪”。很多事情都是毁在这个“贪”字上。其实，现在从事艺术品市场的人们也需要注意同样的问题。陈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首先遵守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再谈其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还是应该先学会如何光明磊落地做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看透了不过是过眼烟云。
陈老如今81岁了，结合孙思邈养生术发明了一套健身操。家住五层楼，没有电梯，却每天坚持下楼活动。平时的生活也是简单得很，“读书看报，修身养性”一言以蔽之。每出一本书，陈老都要花费很多心血，稿酬并不比离休工资高多少，写书在他而言就是图个乐，这种乐趣是那些为名为利出书的人体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陈老的书得到原国家文物局老领导吕济民、张文彬同志为其写序的原因，张文彬还题写了所有书的书名。
在采访的最后，陈老笑着跟记者说道：“最近，有个朋友编辑出版了一个名为‘大师鉴宝’的系列丛书，其中还专门编辑了一本《陈重远鉴宝掌故》。我算什么大师？只不过是老古玩铺的小学徒。总结了前辈人鉴定经营古玩珠宝的经验而已。如果读者通过看我的书，能够有点收获，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那都是老一辈琉璃厂人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还算勤奋，用了20多年坚持把它记录下来。能给后人留下点东西，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值了！”
记者临行前，无意中被陈老家的绿萝吸引。绿萝茎条细软，一般人家多将其放在高处，任其蔓茎从容下垂。而陈老家里的绿萝却将花盆放在低处，枝条被高高挂起，这些翠绿的枝条竟然非常“听话”，长得枝繁叶茂。正在疑惑不解之时，视线向下一移，看到书桌前，年过耄耋的陈老慢悠悠戴起老花镜，颤巍巍拿起笔写作的情景，笔者顿时豁然开朗。这绿萝大概是天天受到主人的“熏陶”，性格也变得向上而顽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