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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的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明清，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以构建知识框架展开的常规式复习，一方面会导致学生陷入死记硬背的困境，其思维品质难以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教师按部就班地讲授，会忽视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历史事件的全貌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关于儒家思想的考察，2018年的两道高考试题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全国文综Ⅰ卷第27题以域外进献的奇珍异兽为观察视角，以郑和下西洋为时代背景，让考生洞悉朝贡贸易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江苏卷的第2题以画像石为命题素材，通过对石像动物名称的历史解释，让考生感受文化符号体现的政治内涵。两道试题材料各异，但都蕴含着祥瑞灾异学说（以下简称“祥瑞灾异”）的意趣。在本专题的复习课中，教师不妨从这一学说出发，优化相应的教学策略，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儒家文化发展变迁的认识，自己也可以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机械重复。本文即是笔者对这一教学设想的研究与实践，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二、史实的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基本梳理出“祥瑞灾异”的发展历程，在为教学设计积累资源的同时，形成了以下三点认识：
1.先秦时期的儒家文献记录了大量的祥瑞灾异现象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认为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背后一定有某种力量指使，这个指使者就是神灵。神灵按照自己的意志合理地安排这个世界，各种事物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若遇上狂风暴雨或者洪水干旱这类异常情况，人们就以为是神灵发怒的表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祥瑞灾异现象和天象的正常与否密不可分。
西周以前人们对祥瑞灾异现象的认识还很朴素，西周以后这种现象与政治逐渐联系起来。《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的地震事件。周大夫伯阳父认为地震是由幽王的暴政引起的，周朝很快就将灭亡。该书中还记载了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的事情。当时的周大夫过提出神对贤德者赐福、对邪恶者降祸的观点。以上两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强调祥瑞灾异是由国君的品德决定的，人是决定上天降祥还是降灾的依据，人不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体现。”[1]除了《国语》以外，《左传》也有当时人们对祥瑞灾异现象的看法。《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了宋湣公九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发大水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针对这一情况，宋湣公认为上天之所以会降水灾，是因为他斋戒不修，对上天不敬造成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出现的日食现象，对此士文伯这样解释：国家没有善政就会出现日食和月食，这是上天在警示，要想避免上天降灾，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此外，其他儒家典籍，诸如《春秋公羊传》《论语》《诗经》等也有以上类似的表述。
总体来说，先秦时期人们对天意的理解还停留在对超自然力量的模糊认识上，虽然逐渐地和君主的统治联系起来，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2.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为“祥瑞灾异”提供理论来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较之于先秦时期的论证更加严密和成熟。董氏在借鉴西周以来“天人感应”论述的基础上，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学为核心，吸收了当时比较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而把儒家的治国原则抬高到天的位置，使得自然之天有了神灵之天的意味，并赋予天以儒家伦理的色彩，将皇权限制在儒家之天的权威之中。
“天人感应”学说，赋予上天以人格化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活动关系影响的伦理政治上的意涵，這样就确立了“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相应的超自然体系。[2]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董仲舒系统地阐述“祥瑞灾异”，并对此进行了严密的界定。根据他的界定，“祥瑞灾异”很像是上天掌握的赏罚惩恶令。“上天出于对人间君王与民众最大的善意，时时刻刻关切着人间的万象，依据人间，尤其是天子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冷静客观地予以善或者恶的价值判断，然后公平地用其应得的祥瑞或者灾异予以奖励或警诫”。[3]
由此可见，“祥瑞灾异”和为政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性的关联。董仲舒意在用“天”来协调君民的关系，“天”则用吉凶祸福的征兆来实现“天人感应”，并以此来规范君民行为。“与其说，祥瑞灾异预示着国之兴旺，还不如说，君主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4]
3.儒学的重构是“祥瑞灾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董仲舒的改造下，“祥瑞灾异”逐渐完成了体系化的构建，从而造就了儒学的历史高峰时代。但自东汉末年以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祥瑞灾异”由于难以自圆其说，已经很难得到世人广泛认同了。随着儒学在宋代的重构，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首先，“祥瑞灾异”赖以生存的“天命观”遭到动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沿着孟子“尽心知性则知天”的思路，提出了“命与理、性为一”的观点，这就使儒学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原来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的异己性质的命，被内化为人之生命存在中的一个因素，命即性……命之外在性、异己性消失了……这种理学中的命，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的超越”。[5]儒家的天命观在此时发生了向内转型的重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天人合一”论，这对董仲舒奠基的“祥瑞灾异”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宋代的大儒们对“祥瑞灾异”进行了强烈批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摒弃了“祥瑞灾异”与人间兴盛的任何关联。他明确地指出：“予书本纪，书人而不书天”“盖圣人不绝于天，也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6]范仲淹对“天命”持有非常明显的否定态度，他认为灾异论会给社会与人世带来严重的弊端。程颐和朱熹都支持北宋沈括的月无缺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的征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尽量避免将天象和人事相互比附，祛除了祥瑞怪诞的迷信色彩[7]。
最后，新儒学的治学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代儒学“强调对本经的义理的阐发，又进一步从义理出发，表现出疑古的学术态度”。[8]这就为流于虚浮的研究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方法论层面加大了对“祥瑞灾异”的质疑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祥瑞灾异”的由盛转衰，主要是从学术层面的举证分析，衰落并不代表衰亡。事实上，“祥瑞灾异”在明清时期依然发挥着其对官方事务和民间思想的重要影响力，而全国文综Ⅰ卷第27题正好为此做了很好的备注。
三、案例的设计
【案例一】“天人感应”视野下的“祥瑞灾异”
呈现设问：（1）两张表格呈现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2）信息中这些现象的产生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3）如何解释“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两汉时期的灾异祥瑞诏书数量准确，信息丰富，是值得开发的课程资源。第一问着重考察学生辨别材料的能力。学生不仅要能发现两张表格中诏书数量的明显差距，而且还要注意到汉武帝之前的相关诏书更加稀少。第二问需要学生调动已学知识，将西汉初年的政治环境、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从而体现他们综合归纳的能力。第三问主要体现对历史解释素养目标的达成。学生先要寻找“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的契合点，发现两者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接着教师引导学生組织和运用相关知识，构建历史解释的过程;最后学生使用历史术语，准确表达自己的理解。这样他们就能呈现出解答本题完整的逻辑过程：汉武帝以后，自然天象成为两汉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都被看成是上天对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在这种理论下，自然灾害远远超越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记录自然灾害也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越记越详细。
【案例二】从“天人感应”到“天人一理”
材料二：
问：人去烧香拜天之类，恐也不是。
曰：天只在我，更祷个什么。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理行，如鱼在水里，满肚里都是水。[10]
呈现设问：（1）如何看待朱熹反对烧香拜天的态度？（2）朱熹是如何从理论上自圆其说的？（3）“天人一理”和“天人感应”有怎样的区别？
设计意图：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主张遏制了“祥瑞灾异”的进一步发展。在第一问中，学生通过材料中的信息可以获知，朱熹认为天就是自己，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烧香拜天。第二问注重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整理和归纳，是在第一问基础上的思维提升。学生不仅要将理学的内涵表达准确，还要认识到“天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第三问看似与“祥瑞灾异”无关，其实不然。首先，“天人感应”呈现浓厚的神学色彩，而“天人一理”则具有鲜明的哲学特征。其次，从神学到哲学，理学的思辨性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力，并让其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最后，随着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也就意味着 “天人一理”逐渐取代“天人感应”，那么“祥瑞灾异”就更难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了。
【案例三】探究“祥瑞灾异”由盛而衰的原因
材料三：
“宋儒对谶纬的扬弃、经学与纬学的分家，是在知识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自觉的成果。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消除它们的影响。”[11]
呈现设问：如何论证“祥瑞灾异”自宋代以后不断走向衰落？
设计意图：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结构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一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材料三中历史信息的解析，可以遵循唯物史观的这一要求。首先，从材料的显性信息出发，教师要引导学生回顾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而理解在儒学复兴过程中知识精英们的历史贡献。其次，教师要挖掘材料背后的隐形信息，让学生意识到作为社会意识的“祥瑞灾异”，其在两宋时期的不断衰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学生不仅要整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民族关系的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它们的特点，而且还需通过辨析实证的方式，理清其与“祥瑞灾异”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全面理解“祥瑞灾异”由盛而衰的原因。综上所述，在历史事件的归因分析过程中，教师要敢于打破模块之间的壁垒，指导学生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这既是当下历史核心素养达成的重要指标，也体现了历史学科应有的思维能力，更加符合高考考察的相关要求。
【注释】
[1]李晓梅：《先秦的祥瑞灾异说》，《陇东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刘海波：《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6期。
[3][7]董寅生：《祥瑞灾异之说的嬗变与没落》，《衡水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余治平：《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6页。
[6]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705页。
[8]孙小淳：《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叶秋菊：《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1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1—2292页。
[11]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的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明清，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以构建知识框架展开的常规式复习，一方面会导致学生陷入死记硬背的困境，其思维品质难以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教师按部就班地讲授，会忽视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历史事件的全貌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关于儒家思想的考察，2018年的两道高考试题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全国文综Ⅰ卷第27题以域外进献的奇珍异兽为观察视角，以郑和下西洋为时代背景，让考生洞悉朝贡贸易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江苏卷的第2题以画像石为命题素材，通过对石像动物名称的历史解释，让考生感受文化符号体现的政治内涵。两道试题材料各异，但都蕴含着祥瑞灾异学说（以下简称“祥瑞灾异”）的意趣。在本专题的复习课中，教师不妨从这一学说出发，优化相应的教学策略，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儒家文化发展变迁的认识，自己也可以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机械重复。本文即是笔者对这一教学设想的研究与实践，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二、史实的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基本梳理出“祥瑞灾异”的发展历程，在为教学设计积累资源的同时，形成了以下三点认识：
1.先秦时期的儒家文献记录了大量的祥瑞灾异现象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认为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背后一定有某种力量指使，这个指使者就是神灵。神灵按照自己的意志合理地安排这个世界，各种事物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若遇上狂风暴雨或者洪水干旱这类异常情况，人们就以为是神灵发怒的表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祥瑞灾异现象和天象的正常与否密不可分。
西周以前人们对祥瑞灾异现象的认识还很朴素，西周以后这种现象与政治逐渐联系起来。《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的地震事件。周大夫伯阳父认为地震是由幽王的暴政引起的，周朝很快就将灭亡。该书中还记载了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的事情。当时的周大夫过提出神对贤德者赐福、对邪恶者降祸的观点。以上两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强调祥瑞灾异是由国君的品德决定的，人是决定上天降祥还是降灾的依据，人不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体现。”[1]除了《国语》以外，《左传》也有当时人们对祥瑞灾异现象的看法。《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了宋湣公九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发大水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针对这一情况，宋湣公认为上天之所以会降水灾，是因为他斋戒不修，对上天不敬造成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出现的日食现象，对此士文伯这样解释：国家没有善政就会出现日食和月食，这是上天在警示，要想避免上天降灾，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此外，其他儒家典籍，诸如《春秋公羊传》《论语》《诗经》等也有以上类似的表述。
总体来说，先秦时期人们对天意的理解还停留在对超自然力量的模糊认识上，虽然逐渐地和君主的统治联系起来，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2.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为“祥瑞灾异”提供理论来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较之于先秦时期的论证更加严密和成熟。董氏在借鉴西周以来“天人感应”论述的基础上，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学为核心，吸收了当时比较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而把儒家的治国原则抬高到天的位置，使得自然之天有了神灵之天的意味，并赋予天以儒家伦理的色彩，将皇权限制在儒家之天的权威之中。
“天人感应”学说，赋予上天以人格化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活动关系影响的伦理政治上的意涵，這样就确立了“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相应的超自然体系。[2]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董仲舒系统地阐述“祥瑞灾异”，并对此进行了严密的界定。根据他的界定，“祥瑞灾异”很像是上天掌握的赏罚惩恶令。“上天出于对人间君王与民众最大的善意，时时刻刻关切着人间的万象，依据人间，尤其是天子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冷静客观地予以善或者恶的价值判断，然后公平地用其应得的祥瑞或者灾异予以奖励或警诫”。[3]
由此可见，“祥瑞灾异”和为政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性的关联。董仲舒意在用“天”来协调君民的关系，“天”则用吉凶祸福的征兆来实现“天人感应”，并以此来规范君民行为。“与其说，祥瑞灾异预示着国之兴旺，还不如说，君主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4]
3.儒学的重构是“祥瑞灾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董仲舒的改造下，“祥瑞灾异”逐渐完成了体系化的构建，从而造就了儒学的历史高峰时代。但自东汉末年以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祥瑞灾异”由于难以自圆其说，已经很难得到世人广泛认同了。随着儒学在宋代的重构，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首先，“祥瑞灾异”赖以生存的“天命观”遭到动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沿着孟子“尽心知性则知天”的思路，提出了“命与理、性为一”的观点，这就使儒学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原来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的异己性质的命，被内化为人之生命存在中的一个因素，命即性……命之外在性、异己性消失了……这种理学中的命，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的超越”。[5]儒家的天命观在此时发生了向内转型的重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天人合一”论，这对董仲舒奠基的“祥瑞灾异”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宋代的大儒们对“祥瑞灾异”进行了强烈批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摒弃了“祥瑞灾异”与人间兴盛的任何关联。他明确地指出：“予书本纪，书人而不书天”“盖圣人不绝于天，也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6]范仲淹对“天命”持有非常明显的否定态度，他认为灾异论会给社会与人世带来严重的弊端。程颐和朱熹都支持北宋沈括的月无缺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的征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尽量避免将天象和人事相互比附，祛除了祥瑞怪诞的迷信色彩[7]。
最后，新儒学的治学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代儒学“强调对本经的义理的阐发，又进一步从义理出发，表现出疑古的学术态度”。[8]这就为流于虚浮的研究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方法论层面加大了对“祥瑞灾异”的质疑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祥瑞灾异”的由盛转衰，主要是从学术层面的举证分析，衰落并不代表衰亡。事实上，“祥瑞灾异”在明清时期依然发挥着其对官方事务和民间思想的重要影响力，而全国文综Ⅰ卷第27题正好为此做了很好的备注。
三、案例的设计
【案例一】“天人感应”视野下的“祥瑞灾异”
呈现设问：（1）两张表格呈现了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2）信息中这些现象的产生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3）如何解释“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两汉时期的灾异祥瑞诏书数量准确，信息丰富，是值得开发的课程资源。第一问着重考察学生辨别材料的能力。学生不仅要能发现两张表格中诏书数量的明显差距，而且还要注意到汉武帝之前的相关诏书更加稀少。第二问需要学生调动已学知识，将西汉初年的政治环境、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从而体现他们综合归纳的能力。第三问主要体现对历史解释素养目标的达成。学生先要寻找“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的契合点，发现两者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接着教师引导学生組织和运用相关知识，构建历史解释的过程;最后学生使用历史术语，准确表达自己的理解。这样他们就能呈现出解答本题完整的逻辑过程：汉武帝以后，自然天象成为两汉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都被看成是上天对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在这种理论下，自然灾害远远超越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记录自然灾害也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越记越详细。
【案例二】从“天人感应”到“天人一理”
材料二：
问：人去烧香拜天之类，恐也不是。
曰：天只在我，更祷个什么。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理行，如鱼在水里，满肚里都是水。[10]
呈现设问：（1）如何看待朱熹反对烧香拜天的态度？（2）朱熹是如何从理论上自圆其说的？（3）“天人一理”和“天人感应”有怎样的区别？
设计意图：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主张遏制了“祥瑞灾异”的进一步发展。在第一问中，学生通过材料中的信息可以获知，朱熹认为天就是自己，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烧香拜天。第二问注重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整理和归纳，是在第一问基础上的思维提升。学生不仅要将理学的内涵表达准确，还要认识到“天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第三问看似与“祥瑞灾异”无关，其实不然。首先，“天人感应”呈现浓厚的神学色彩，而“天人一理”则具有鲜明的哲学特征。其次，从神学到哲学，理学的思辨性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力，并让其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最后，随着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也就意味着 “天人一理”逐渐取代“天人感应”，那么“祥瑞灾异”就更难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了。
【案例三】探究“祥瑞灾异”由盛而衰的原因
材料三：
“宋儒对谶纬的扬弃、经学与纬学的分家，是在知识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自觉的成果。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消除它们的影响。”[11]
呈现设问：如何论证“祥瑞灾异”自宋代以后不断走向衰落？
设计意图：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结构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一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材料三中历史信息的解析，可以遵循唯物史观的这一要求。首先，从材料的显性信息出发，教师要引导学生回顾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而理解在儒学复兴过程中知识精英们的历史贡献。其次，教师要挖掘材料背后的隐形信息，让学生意识到作为社会意识的“祥瑞灾异”，其在两宋时期的不断衰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学生不仅要整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民族关系的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它们的特点，而且还需通过辨析实证的方式，理清其与“祥瑞灾异”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全面理解“祥瑞灾异”由盛而衰的原因。综上所述，在历史事件的归因分析过程中，教师要敢于打破模块之间的壁垒，指导学生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这既是当下历史核心素养达成的重要指标，也体现了历史学科应有的思维能力，更加符合高考考察的相关要求。
【注释】
[1]李晓梅：《先秦的祥瑞灾异说》，《陇东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刘海波：《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6期。
[3][7]董寅生：《祥瑞灾异之说的嬗变与没落》，《衡水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余治平：《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6页。
[6]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705页。
[8]孙小淳：《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叶秋菊：《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1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1—2292页。
[11]刘浦江：《“五德始终”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