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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凝对女性一直倾注着独特的关爱，毕生致力于对女性命运及生存状态的探索，不断寻求着两性关系的和谐， 而在她貌似前卫现代的叙事背后，掩盖的却是男权中心思想下的传统女性意识。
关键词：男权意识；传统观念；女性独立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11-02
自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有关女性解放的文学创作长盛不衰，从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卢隐对“娜拉出走”的朦胧探索，到梅娘、张爱玲执着的小儿女情爱传奇，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铁凝、王安忆对妇女命运的深层叩问，中国的女作家们在关注女性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不断寻求着一种最贴切的方式，表现女性的真实诉求，女性文学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几千年礼教森严、充满性别歧视和压迫的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又一直被压抑在社会的最底层，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尽管新中国的成立，妇女在低位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沁入女性们的心头，但社会真的实现“男女都一样”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新时期的现实生活中，女性虽然不再像过去一样直接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直接压制，但依旧无法摆脱数千年来男权文化在心中遗留的阴影，“第二性”这种次性、他者身份与女性们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并未获得相应的实际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外来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一种自觉地性别意识不断觉醒，新时期的女性写作也开始一种决绝的姿态来挑战男权文化，直面女性的现实人生，空前绝后地凸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抗争。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铁凝也开始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深层挖掘了潜藏在女性意识里的男性规范对女性生命和本原性的扭曲，并且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揭开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假面，在她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形象高大、性格鲜明的男性，在一群女人组成的国度里，她们依旧饱尝生活的心酸，无奈性别的歧视，忍受着男性的各种欺凌，时时刻刻地生活在一种永远也不会摆脱掉的生存困境之中。但细读文本却又会发现，她的创作在无意识中也展示了女性作家在一个男性话语统治的世界中所要面对的那份古老的困惑，女人要表达自己，但又不得不套用男性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话语系统，不得不采用男性的价值标准，甚至连看自己的目光都是男性化的，表达的结果也或是失语，或是言说与内心的错位1。在她貌似前卫现代的叙事背后，隐藏的的却是一种在男权中心印记掩盖下的传统女性意识。因此，文本定位与1986年的《麦秸垛》来研究男权意识苍穹之下的女性意识的困惑，是具有具体性和代表性的。
一、“贤妻”与“良母”
在《麦秸垛》中，“垛”这个意象经常被学者定义为一种“性”的象征，而与其它作家不同的是，铁凝关于“性”的描写，不是把它定义为简单的“性本能”和“性欲望”，“夫妻间的相处工具”，而是把“性”升华为同道德、人格相关的“母性”，代替了“妻性”的一种存在。
大芝娘是《麦秸垛》中最核心的一个女性形象，具备传统劳动妇女的一切优良品质，新婚三天后，丈夫牵着骡子去参军，多年来杳无音信，衣锦还乡回村后却是与她办理离婚手续。丈夫告诉她，两个人之间的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应顺应外边的新形势，早日离了。大芝娘只问了丈夫一句，“离了之后，谁给你做鞋袜”，丈夫漠然的告诉她，做鞋袜没有感情重要，而他们俩之间并没有感情。当晚，两人分床而睡。第二天，她顺从的办理了离婚手续，无声无息的退出了这场婚姻，彻底失去了作为“人妻”的合法身份。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离婚后的第二天，她又立马追随丈夫来到了省城，告诉丈夫“我想要个孩子，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执拗的与丈夫发生关系，在她看来，孩子是她曾经做过妻子的证明，是她余生的全部希望，更是她“妻性”无法满足后的一种替代，既然做不了“贤妻”，就选择做一个“良母”，在文中，有关她的“母性”形象也被得到了极度的放大。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母性”像是被社会文化强塑的产物，贯穿整个社会，浸洇于男女两性关系中。在如此巨大的文化屏障下，有关“母性”的浅文化景观书写也从未中断，女性常被设定为一系列富有牺牲精神的的贤良母亲。铁凝也没例外，她把“大芝娘”就塑造成了一个近似“圣母”似的伟大角色，不仅独自哺育了自己的孩子，还泽爱了孤儿五星，受到全村人的敬重，甚至成为沈晓凤效仿的榜样。但值得让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母性”像是男权社会里的祭祀品，赞扬的背后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手段，消解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的统治与驱使，在男权制造的圣坛上，母性高尚这个伟大的外衣下藴藏的正是女性无人格的永恒悲哀。虽说80年代后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处于一个解构的时代，妇女们开始反抗男权的欺凌，但置身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女人们，却仍然摆脱不了这种传统的禁锢，铁凝所塑造的这个“母性”角色，就忽视了女性对“妻子”这个基本角色的认知感，被抛弃的大芝娘，以端村媳妇的身份继续守在自己的家里，含辛茹苦的抚养女儿长大，在饥荒时期还把丈夫一家接回去共度难关，俨然像封建社会中的原配妻子一样，默许丈夫对其它女人的疼爱，视一切理所当然，没有为自己的不公平地位呐喊一句，甚至没有为身为女人最基本的“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委屈，在空虚孤独的生活里，她自制一个又长又满的枕头放在被子里，以获得变态的性满足，她极尽的牺牲自己，却也没有为自己“妻子”这个本职身份做过任何争取。她的“肥奶”没有给自己带来正常的欲望满足，而是被置换为一个能哺育孩子的工具，她的“性”不是同自我欲望、自我满足、自我幸福相联系，而是同外在于人自己的妇道、美德、传宗接代混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铁凝笔下，“大芝娘”选择做这样一个“良母”也是因为做不了“贤妻”，“母性”是失去了“妻性”的一种结果，是打发寂寞，充实人生的方式，大芝娘的潜意识里没有再嫁的观念，她只认准了今生唯一的那个男人，死心塌地的为他守节到底，而大芝娘“我不能白作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的宣言，乍一看，像是对自己始终被男人被命运摆弄的一种抗议，实际上却依旧是对千百年来依附于男性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和张扬，她的这种抗争是消极的、软弱无力的。传统文化告诉她做一个“贤妻良母”是女人的最高愿望和人生价值，她必须选择其一，既然做不了“贤妻”了，就只好把价值放在做“良母”上。而其次，做一个“良母”也是千百年来女性奴性意识的延续，大芝娘这样的妇女，她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贡献自己，成为男性的附属，延续香火的工具。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也隐约看到了铁凝在叙事背后所隐含的态度与价值判断，在其文本里，叙事再一次陷入男性话语的圈套之中，她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对大芝娘愚昧麻木的批判，相反把她的母性的“伟大”、“无私”置于一种褒扬性的语境中，也正显示了她的一种思想局限。 二、良家女与偷情妇
《麦秸垛》中，铁凝还触及到了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她们时刻困囿于男性欲望的陷阱之中，受男性左右，却浑然不知，甘愿牺牲，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戕害。
在端村的辛苦劳作中，知青陆野明和杨青两个人情投意合，互有好感，杨青向陆野明暗示过自己的心意后，却又小心谨慎的和陆野明保持着距离，生怕引起村里人的流言蜚语，低调的维持自己的“良家女”形象。而沈晓凤则恰恰相反，她热情大胆的像陆野明示爱，抢着帮他干活，甚至有意和他找茬，期盼自己能获得他的喜爱。村里组织看“带色儿”的电影，撩拨了陆野明对“性”的欲望，他开始注意到沈晓凤肉体的美妙，故意和沈晓凤落在了人群的最后，迫切的想要发生点什么，杨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刻意的停下来阻止了两人。之后不久，村里又要放电影了，陆野明特地暗示了沈晓凤，沈晓凤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吓得手直哆嗦却还是大胆赴约了。果不其然，俩人在一处麦秸垛里发生了关系，而这一次，杨青却选择了避开，有意促成这个错误发生。一切也正如她所计划的一样，第二天，杨青带领众人抓到了越轨的沈晓凤。自此，沈晓凤在她的这一指认中成为众矢之的的笑柄，开始了她不幸的人生。她既没有因此收获与陆野明的爱情，还受到了所有人的唾弃和嘲笑，陆野明向众人解释只是因为腻味她才会发生关系，以一种高傲的施恩似的姿态彻底撇清了与她的关系。
而被抛弃和羞辱后的沈晓凤并没有表现出对陆野明的丝毫怨恨，反而更加爱他，她几近崩溃的恳求陆野明再和她睡一次，理由是：“我想为你生个孩子”。活脱脱成为了大芝娘的一个翻版，在愚昧程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铁凝对于这个角色也鲜少了怜爱，字里行间都洋溢了一种厌恶之情，在对于同样命运的两个女人，塑造过程中却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大芝娘得到了慷慨的褒扬，沈晓凤却得到了一众的羞辱。在作者的观念中，大芝娘是善良母性的象征，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而沈晓凤却充其量只是一个没有贞操观念的愚昧女人，必须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买单。这也无形中流露出了两种典型的男权意识视角：一是离婚后的女人和丈夫再发生关系是被众人理解接受的，大众默许这种“性行为”，两人是夫妻在先，大芝娘在之前是丈夫的女人，离了婚后依旧还是，陪丈夫睡一晚无可厚非，而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沈晓凤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自古就有女子婚前守身如玉的习俗，虽然同为女人，同应该享有“性自由”，但沈晓凤的做法在众人看来是属于放荡不羁、不合规矩的，即使受了伤也不配获得同情。而第二点是男人和女人同犯了一件错误，男人永远都是无罪的，永远都可以被接纳和饶恕，同样越轨的两个人，陆野明可以全身而退，沈晓风却要承担所有的罪过，没有人会原谅她，包括女性们自己！这俨然还是一副男尊女卑，女性弱势地位的表现。
杨青作为三角恋中的另一个当事人，她是沈晓凤的“情敌”，陆野明喜爱的女人，含蓄内敛，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欲望、恰如其分的流露爱的情感，她是在传统观念浸染下长大的正统女人，深谙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视贞洁为生命，与沈晓凤相比，她孤身自傲又带着纯净的清香傲气。然而，这个角色却不应该被我们所肯定，在她身上所集聚的愚昧思想，一点不逊于沈晓凤。从一开始无视沈晓凤的存在，到看完电影后感到一丝威胁，再到最后的致命反击击垮了另一个女人，她成功地利用了传统道德的威力把沈晓风推入了不幸的深渊。在这场同性博弈的战争里，她残忍的选择了让同性灭亡，以确保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而她报复沈晓凤的利器，不是别的，正是千百年来传统道德思想对女性的束缚，男尊女卑观念的认同，人们因男女地位不等滋生的舆论压力。无论铁凝对这个角色的立意是褒扬她的理性还是数落她的滞后，都笼罩了一层男权思想的阴影，默许了男权在女性世界里的威力，认可了男人对女人命运的掌控权，杨青的正经守道，也正是男权意识的授权。
在欢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受过教育的女性仍然没能避免传统女性命运的悲剧，仍旧“想要生个孩子”来留住对男人的念想，在现代文明之风吹入乡土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女人们依旧周而复始的延续着对男尊女卑观念的顺从，重复着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时代的不同并没有改变女人的命运，命运像是一个轱辘，男性依旧还是社会的话语中心，就连一心想要在创作上为女性呐喊的女作家也未能幸免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悲剧。而另一方面，女人的可悲不仅来源于社会传统思想的束缚，更来自于自身自觉地依附和认同，女人应该温柔贤惠、从一而终，女人活着就为了滋养儿女、伺候男人，这一切早已内化成了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断延续。在《麦秸垛》中作者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正是囿于男性话语的规范之内的一种低微呐喊，不仅在反叛疏离的程度相当有限，而且在自身男性话语霸权的影响下，已经内化成为铁凝思考与审视世界的背景，从而使她的女性解放与独立的美好的愿望呈现一种悖论。
参考文献：
[1]张华.《麦秸垛》铁凝隐在的传统情结[J].昌吉学院报，2004，（3）.
[2]罗双.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男权文化的解构[D].湖南师范大学.2008.
注释：
1.于展绥：女人在路上—80年代后期女性意识流变.小说评论，2001，（1）
关键词：男权意识；传统观念；女性独立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11-02
自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有关女性解放的文学创作长盛不衰，从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卢隐对“娜拉出走”的朦胧探索，到梅娘、张爱玲执着的小儿女情爱传奇，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铁凝、王安忆对妇女命运的深层叩问，中国的女作家们在关注女性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不断寻求着一种最贴切的方式，表现女性的真实诉求，女性文学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几千年礼教森严、充满性别歧视和压迫的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又一直被压抑在社会的最底层，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尽管新中国的成立，妇女在低位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沁入女性们的心头，但社会真的实现“男女都一样”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新时期的现实生活中，女性虽然不再像过去一样直接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直接压制，但依旧无法摆脱数千年来男权文化在心中遗留的阴影，“第二性”这种次性、他者身份与女性们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并未获得相应的实际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外来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一种自觉地性别意识不断觉醒，新时期的女性写作也开始一种决绝的姿态来挑战男权文化，直面女性的现实人生，空前绝后地凸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抗争。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铁凝也开始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深层挖掘了潜藏在女性意识里的男性规范对女性生命和本原性的扭曲，并且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揭开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假面，在她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形象高大、性格鲜明的男性，在一群女人组成的国度里，她们依旧饱尝生活的心酸，无奈性别的歧视，忍受着男性的各种欺凌，时时刻刻地生活在一种永远也不会摆脱掉的生存困境之中。但细读文本却又会发现，她的创作在无意识中也展示了女性作家在一个男性话语统治的世界中所要面对的那份古老的困惑，女人要表达自己，但又不得不套用男性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话语系统，不得不采用男性的价值标准，甚至连看自己的目光都是男性化的，表达的结果也或是失语，或是言说与内心的错位1。在她貌似前卫现代的叙事背后，隐藏的的却是一种在男权中心印记掩盖下的传统女性意识。因此，文本定位与1986年的《麦秸垛》来研究男权意识苍穹之下的女性意识的困惑，是具有具体性和代表性的。
一、“贤妻”与“良母”
在《麦秸垛》中，“垛”这个意象经常被学者定义为一种“性”的象征，而与其它作家不同的是，铁凝关于“性”的描写，不是把它定义为简单的“性本能”和“性欲望”，“夫妻间的相处工具”，而是把“性”升华为同道德、人格相关的“母性”，代替了“妻性”的一种存在。
大芝娘是《麦秸垛》中最核心的一个女性形象，具备传统劳动妇女的一切优良品质，新婚三天后，丈夫牵着骡子去参军，多年来杳无音信，衣锦还乡回村后却是与她办理离婚手续。丈夫告诉她，两个人之间的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应顺应外边的新形势，早日离了。大芝娘只问了丈夫一句，“离了之后，谁给你做鞋袜”，丈夫漠然的告诉她，做鞋袜没有感情重要，而他们俩之间并没有感情。当晚，两人分床而睡。第二天，她顺从的办理了离婚手续，无声无息的退出了这场婚姻，彻底失去了作为“人妻”的合法身份。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离婚后的第二天，她又立马追随丈夫来到了省城，告诉丈夫“我想要个孩子，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执拗的与丈夫发生关系，在她看来，孩子是她曾经做过妻子的证明，是她余生的全部希望，更是她“妻性”无法满足后的一种替代，既然做不了“贤妻”，就选择做一个“良母”，在文中，有关她的“母性”形象也被得到了极度的放大。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母性”像是被社会文化强塑的产物，贯穿整个社会，浸洇于男女两性关系中。在如此巨大的文化屏障下，有关“母性”的浅文化景观书写也从未中断，女性常被设定为一系列富有牺牲精神的的贤良母亲。铁凝也没例外，她把“大芝娘”就塑造成了一个近似“圣母”似的伟大角色，不仅独自哺育了自己的孩子，还泽爱了孤儿五星，受到全村人的敬重，甚至成为沈晓凤效仿的榜样。但值得让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母性”像是男权社会里的祭祀品，赞扬的背后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手段，消解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的统治与驱使，在男权制造的圣坛上，母性高尚这个伟大的外衣下藴藏的正是女性无人格的永恒悲哀。虽说80年代后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处于一个解构的时代，妇女们开始反抗男权的欺凌，但置身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女人们，却仍然摆脱不了这种传统的禁锢，铁凝所塑造的这个“母性”角色，就忽视了女性对“妻子”这个基本角色的认知感，被抛弃的大芝娘，以端村媳妇的身份继续守在自己的家里，含辛茹苦的抚养女儿长大，在饥荒时期还把丈夫一家接回去共度难关，俨然像封建社会中的原配妻子一样，默许丈夫对其它女人的疼爱，视一切理所当然，没有为自己的不公平地位呐喊一句，甚至没有为身为女人最基本的“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委屈，在空虚孤独的生活里，她自制一个又长又满的枕头放在被子里，以获得变态的性满足，她极尽的牺牲自己，却也没有为自己“妻子”这个本职身份做过任何争取。她的“肥奶”没有给自己带来正常的欲望满足，而是被置换为一个能哺育孩子的工具，她的“性”不是同自我欲望、自我满足、自我幸福相联系，而是同外在于人自己的妇道、美德、传宗接代混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铁凝笔下，“大芝娘”选择做这样一个“良母”也是因为做不了“贤妻”，“母性”是失去了“妻性”的一种结果，是打发寂寞，充实人生的方式，大芝娘的潜意识里没有再嫁的观念，她只认准了今生唯一的那个男人，死心塌地的为他守节到底，而大芝娘“我不能白作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的宣言，乍一看，像是对自己始终被男人被命运摆弄的一种抗议，实际上却依旧是对千百年来依附于男性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和张扬，她的这种抗争是消极的、软弱无力的。传统文化告诉她做一个“贤妻良母”是女人的最高愿望和人生价值，她必须选择其一，既然做不了“贤妻”了，就只好把价值放在做“良母”上。而其次，做一个“良母”也是千百年来女性奴性意识的延续，大芝娘这样的妇女，她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贡献自己，成为男性的附属，延续香火的工具。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也隐约看到了铁凝在叙事背后所隐含的态度与价值判断，在其文本里，叙事再一次陷入男性话语的圈套之中，她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对大芝娘愚昧麻木的批判，相反把她的母性的“伟大”、“无私”置于一种褒扬性的语境中，也正显示了她的一种思想局限。 二、良家女与偷情妇
《麦秸垛》中，铁凝还触及到了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她们时刻困囿于男性欲望的陷阱之中，受男性左右，却浑然不知，甘愿牺牲，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戕害。
在端村的辛苦劳作中，知青陆野明和杨青两个人情投意合，互有好感，杨青向陆野明暗示过自己的心意后，却又小心谨慎的和陆野明保持着距离，生怕引起村里人的流言蜚语，低调的维持自己的“良家女”形象。而沈晓凤则恰恰相反，她热情大胆的像陆野明示爱，抢着帮他干活，甚至有意和他找茬，期盼自己能获得他的喜爱。村里组织看“带色儿”的电影，撩拨了陆野明对“性”的欲望，他开始注意到沈晓凤肉体的美妙，故意和沈晓凤落在了人群的最后，迫切的想要发生点什么，杨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刻意的停下来阻止了两人。之后不久，村里又要放电影了，陆野明特地暗示了沈晓凤，沈晓凤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吓得手直哆嗦却还是大胆赴约了。果不其然，俩人在一处麦秸垛里发生了关系，而这一次，杨青却选择了避开，有意促成这个错误发生。一切也正如她所计划的一样，第二天，杨青带领众人抓到了越轨的沈晓凤。自此，沈晓凤在她的这一指认中成为众矢之的的笑柄，开始了她不幸的人生。她既没有因此收获与陆野明的爱情，还受到了所有人的唾弃和嘲笑，陆野明向众人解释只是因为腻味她才会发生关系，以一种高傲的施恩似的姿态彻底撇清了与她的关系。
而被抛弃和羞辱后的沈晓凤并没有表现出对陆野明的丝毫怨恨，反而更加爱他，她几近崩溃的恳求陆野明再和她睡一次，理由是：“我想为你生个孩子”。活脱脱成为了大芝娘的一个翻版，在愚昧程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铁凝对于这个角色也鲜少了怜爱，字里行间都洋溢了一种厌恶之情，在对于同样命运的两个女人，塑造过程中却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大芝娘得到了慷慨的褒扬，沈晓凤却得到了一众的羞辱。在作者的观念中，大芝娘是善良母性的象征，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而沈晓凤却充其量只是一个没有贞操观念的愚昧女人，必须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买单。这也无形中流露出了两种典型的男权意识视角：一是离婚后的女人和丈夫再发生关系是被众人理解接受的，大众默许这种“性行为”，两人是夫妻在先，大芝娘在之前是丈夫的女人，离了婚后依旧还是，陪丈夫睡一晚无可厚非，而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沈晓凤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自古就有女子婚前守身如玉的习俗，虽然同为女人，同应该享有“性自由”，但沈晓凤的做法在众人看来是属于放荡不羁、不合规矩的，即使受了伤也不配获得同情。而第二点是男人和女人同犯了一件错误，男人永远都是无罪的，永远都可以被接纳和饶恕，同样越轨的两个人，陆野明可以全身而退，沈晓风却要承担所有的罪过，没有人会原谅她，包括女性们自己！这俨然还是一副男尊女卑，女性弱势地位的表现。
杨青作为三角恋中的另一个当事人，她是沈晓凤的“情敌”，陆野明喜爱的女人，含蓄内敛，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欲望、恰如其分的流露爱的情感，她是在传统观念浸染下长大的正统女人，深谙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视贞洁为生命，与沈晓凤相比，她孤身自傲又带着纯净的清香傲气。然而，这个角色却不应该被我们所肯定，在她身上所集聚的愚昧思想，一点不逊于沈晓凤。从一开始无视沈晓凤的存在，到看完电影后感到一丝威胁，再到最后的致命反击击垮了另一个女人，她成功地利用了传统道德的威力把沈晓风推入了不幸的深渊。在这场同性博弈的战争里，她残忍的选择了让同性灭亡，以确保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而她报复沈晓凤的利器，不是别的，正是千百年来传统道德思想对女性的束缚，男尊女卑观念的认同，人们因男女地位不等滋生的舆论压力。无论铁凝对这个角色的立意是褒扬她的理性还是数落她的滞后，都笼罩了一层男权思想的阴影，默许了男权在女性世界里的威力，认可了男人对女人命运的掌控权，杨青的正经守道，也正是男权意识的授权。
在欢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受过教育的女性仍然没能避免传统女性命运的悲剧，仍旧“想要生个孩子”来留住对男人的念想，在现代文明之风吹入乡土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女人们依旧周而复始的延续着对男尊女卑观念的顺从，重复着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时代的不同并没有改变女人的命运，命运像是一个轱辘，男性依旧还是社会的话语中心，就连一心想要在创作上为女性呐喊的女作家也未能幸免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悲剧。而另一方面，女人的可悲不仅来源于社会传统思想的束缚，更来自于自身自觉地依附和认同，女人应该温柔贤惠、从一而终，女人活着就为了滋养儿女、伺候男人，这一切早已内化成了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断延续。在《麦秸垛》中作者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正是囿于男性话语的规范之内的一种低微呐喊，不仅在反叛疏离的程度相当有限，而且在自身男性话语霸权的影响下，已经内化成为铁凝思考与审视世界的背景，从而使她的女性解放与独立的美好的愿望呈现一种悖论。
参考文献：
[1]张华.《麦秸垛》铁凝隐在的传统情结[J].昌吉学院报，2004，（3）.
[2]罗双.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男权文化的解构[D].湖南师范大学.2008.
注释：
1.于展绥：女人在路上—80年代后期女性意识流变.小说评论，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