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零一三年度风云人物，绝对当之无愧。当年六月，这位美国中情局（CIA）和国家安全局（NSA）的前雇员，在其而立之际，摆出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先后通过全球闻名的媒体《卫报》、《华盛顿邮报》，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及其盟国长期运行的诸多秘密监听项目。斯诺登事件让全球舆论一片哗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讨论热潮。一时间，不管是对斯诺登身份及行为的定性，还是对美国等监控项目的褒贬，都是聚讼纷纭，人言言殊。作为新闻事件，斯诺登事件在信息海洋中的沉浮，多少应验了信息时代的消费铁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诺登事件的池塘效应却仍然在不断地扩散，引发了人们从思想、社会和政治等不同角度展开深入的反思。
　　根据最流行的说法，如今我们身处的信息时代有了一个新称号，叫作大数据（Big Data）时代。随着IT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的快速增长成了不争的事实。二零一二年十月，《纽约时报》刊发了《大数据时代》一文，此后普通民众开始意识到大数据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大数据”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仅仅从字面来看，相对于“小数据”，它表示数据规模的庞大、繁杂。但这并不足以反映大数据的全部特征，更为准确地说，大数据其实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机器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对于大数据之大，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加以理解：人类从直立行走到二零零三年所创造的知识，总计才五艾字节（一个艾字节相当于十亿GB）；到了二零零七年，短短几年间的数据存储已经超过了三百艾字节。据统计，到二零一五年，全球网络数据流量将接连翻番，达到每年九百六十六艾字节，这标志着人类从数据的“池塘”走向了数据的“海洋”。
　　大数据的涌现不仅仅是变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关键还在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形态。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数据思维”的诞生。著名数据库专家吉姆·格雷（Jim Gray）认为，我们先前已经有过三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范式，分别是实验的（Empirical）、理论的（Theoretical）和计算的（Computational），但这三种范式如今均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海量的数据需要通过“数据爆炸”（Exploration或e-Science）这一全新的第四种范式，才能够得以处理。这便是所谓的数据思维，主要呈现出如下几种特征：首先，形成了以总体数据取代随机样本的“全数据模式”。其次，强调混杂性优于精确性，宏观掌控高于微观细查。最后，因果关系让位于相关关系，我们不再考察事物的因果性，而是通过事物相关性进行有效预测。就认知方式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最大转变是我们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各类关系的关注。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只要知道是什么，而无需知道为什么。

二

　　大数据在推动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其触角所及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人们似乎被数据冲昏了头脑，全社会似乎都处于一种集体的狂欢之中，到处都洋溢着对数据的迷信和崇拜。于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领域都在跃跃欲试，想在这个亘古未有之大变革初期捷足先登，抢先一步，占领一席之地。但他们基本都是以收集、整理、储存和加工数据为名，行垄断数据之实，目的无非是为了追名逐利，当然也不排除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通过占有数据而抢占话语的制高点。
　　那么，纵观世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的最大的社会变革到底是什么呢？这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大数据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结构转型。换言之，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这就是数据资本主义（Datenkapitalismus）。数据资本主义，又被称为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这一称谓表明，随着人类迈进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变革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早在一九九九年，美国教授丹·希勒（Dan Schiller）就在其《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互联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虽然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迅速成为数据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浪潮，但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这次数据化转型，一如其先前的多轮转型，并未埋葬它那些饱受社会批判的种种弊端。
　　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撰写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被学界誉为信息时代的《资本论》。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描述了这场遍及全球的社会转型，论及范围包括苏联解体、欧盟一体化、亚太危机以及国际性犯罪的兴起等种种世界政治现象。卡斯特尔指出，当代世界的三大重要进程，即经济的信息化、社会的网络化以及文化的虚拟化，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但是伴随着这种转型，也带来了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主要是指在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的占有和使用方面所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不公。这种新的鸿沟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层面，深入个体、团体、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不公正。关键在于，我们生活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细微因素的差异，诸如性别、种族、居住地、年龄、爱好、阶层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数据鸿沟的形成。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数据资本主义得以低门槛的高效运行，换句话说，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数据资本主义还表现出军事性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军事化意味着数据收集的专业性和精确性。数据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是信息链的主动相关性。如前所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并非杂乱无章地运行，而是按照相关性汇集成数据链。购物网站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即为一例。 　　数据资本主义的这些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则，某种意义上规定了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实际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种数据监控之中。伴随监控技术的进步，监控越来越隐蔽。如果说对于拆看信件、安装窃听器或摄像头等方法还可以采取防备进行反监控，那么直接安插服务器、在海底光缆上设置拦截器等方式则让人防不胜防。同时，高技术带来高隐蔽性，因此成就了监控的全面性，这尤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监控者无处不在；二是监控对象（信息）的全面采集。尤其是在商业领域，信息监控早已是不言之密。银行窥视客户的存储信息，通讯公司监听顾客的通讯信息，各类网站都在记录用户的购物习惯、网页浏览记录以及社交关系网等等。个人信息被全面搜集，这给人们带来强烈的隐忧和不安全感。

三

　　这种数据监控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后果。在社会层面上，数据监控造成了人们安全感的丧失，进而造成社会信任机制的陨落。按照卢曼的看法，现代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复杂性反复衍生的社会，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必须要在信任、权力或爱等这些人类交往方式中去寻求简化机制，才能够达成复杂性社会的顺畅运行。但这些简化机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因此信任的摧毁可能会导致社会整合的崩盘，从长远来看，甚至威胁着社会的存在。而在政治层面上，数据监控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透明人，无法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也无法建构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由此推理下去，作为现代民主基础的公共领域在数据的暴政之下也势必会荡然无存。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斯诺登事件，不禁要感慨的是，这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的事件，实在是有损我们对未来民主的美好愿景。难怪国外有评论者曾尖刻地指出，无论是在北美大陆，还是在欧洲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将对这一出“监视大戏”的政治回应写在自己的竞选广告上。西方资本主义政客们一贯的心照不宣的沉默，与人们对斯诺登人身安全及其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的热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虽然改变了，但关键仍然是政治。面对斯诺登事件，人们似乎毫无例外地陷入了数据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所有人都对作为个体和作为公民的“斯诺登”发出了强有力的评论，或者指责其叛国，或者褒奖其为自由斗士。然而，围绕着“斯诺登”的诸多民调背后的社会相关性却从未受到质疑，于是，我们忍不住要追问：涌现出斯诺登们的这个信息社会，难道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民主社会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所身处的其实是一个以平面运行为特征的技术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似乎都是技术的高手，既是技术的主宰，也在不经意之间沦为技术的奴隶，不过是一种隐匿的奴隶而已。人们只需要在触屏手机上滑动手指，在键盘上输入信息，便能将世界与自己相关联；它是如此乐意提供这种关联，并以这种关联作为自由社会的标志和特征。自海德格尔以来，技术统治的世界，一向被称为“世界图像时代”。世界被主体把握的基本方式，已经从具有信息隔阂的文字，转变为具有即时效应的图像。就数据分析而言，一张图像蕴含的数据量，往往远远大于文字。不同于文字的隔阂，图像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直接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紧密地编排在最终的数据链条上。图像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能够立即被观看，也能够立即被消费。海德格尔所指责的隶属于图像时代的碎片化、断裂化、无逻辑、无关联、无深度等世界特征，正是数据时代技术运行的基本逻辑。图像失去了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思维的纵深推演，取而代之的是犹如生物体的“刺激-反应”模式般精准的市民需求体系以及现代商业无孔不入的设计策划和消费动员。人的自由最终被锚定在观念选择的自由上，而这种自由，却是由层层监管和控制的信息链所提供的。因此，大数据时代新的形而上学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政治图景，一种由秘密警察和网络康采恩操纵的政治，一种门后的秘密政治，一种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去民主化政治。这种由技术实施的全方位的监控，实际上为一种古老的政治愿景提供了决定性的效力：无论情愿与否，人们都不能说更多。由信息链主导、控制的数据网络表明了政治力量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隐秘侵占，这种侵占正在摧毁着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哈贝马斯在其最新出版的《技术官僚统治的漩涡》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上述隐秘政治愿景在当代的表达，认为经历了欧债危机的欧洲民主的前景，正在蒙上灰暗的政治倒退色彩。在哈贝马斯看来，欧债危机反映了一种被释放的金融特权，标志着民主政治向市场的投降。其背后的关隘在于，技术精英已经接管了国家权力，并修改了民主统治的形式，坚持通过削减民主手段来进行决策。以强力经济手段来挽救一时的经济衰退，其代价是牺牲历经艰难才得以形成的欧洲一体化的民主前景。仔细剖析技术官僚与市场之间的苟合就会发现，现代金融统治的形成恰恰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而大数据时代所形成的“市场的独裁”，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的决断：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可疑的利益，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人们放弃民主争论和商谈，直接向由数据链所暗中决定的、带有倾向性的选择投降。这种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恰恰是技术官僚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哈贝马斯用一种极其形象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欧洲的各类政体都被市场所驱赶，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说，整个世界都被无限扩张的数据所驱赶。
　　面对似乎已经暗中行进已久的去民主化的欧洲政治，哈贝马斯试图重新激发起批判理论的新潜能。数据资本主义的威胁，难道不是说明批判作为一种公民积极反抗的潜力，远远没有过时吗？作为以商谈理论重建了批判理论根基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敏锐地意识到先验哲学视域下主体性的危机。处身于技术统治的强力阴影下，有可能被终结的主体意志，将使得一种主体间的交往维度被彻底抹杀，代之以一种“数据搜集者-信息”的主客模式。主体性被无情的科学话语论述还原为简单的机械性的、功能性的心理存在，而主体的理性能力，尤其是对数据时代赖以依存的相关性有所妨碍的反思能力、形成社会交往和共识的交往理性，同样会面临遭受掩盖、扭曲的危险。大数据时代的危机，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大数据时代对人之主体性的全面否定，本身也就根植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并且与当代的诸种激进思潮相呼应。数据统治，或者说信息技术时代的形而上学，正在威胁着西方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成果，大数据已经成为开放时代的民主敌人。

四

　　斯诺登事件似乎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数据时代的一抹印记。但斯诺登对于数据监控的揭发所昭示的社会后果和政治效应才刚刚显现。就在几天前，美国苹果公司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承认，该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一项未曾公开的技术获取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这一重磅消息相信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临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世界之感。在其著名的《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描绘了一个人人都受到监控的世界：“真理部”不仅没有真理，反而大肆传播公共谎言；“电幕”就是监视器，私人的电视屏幕被当作不同党派的宣传平台；巡警队如幽灵般窥伺一切，思想警察盘桓在各个角落。个人的肉体与思想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浑浑噩噩。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有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今天，不妨对此稍做改写，或许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谁控制数据谁就控制一切。”我们曾经沦为资本的奴隶，曾经沦为商品的奴隶，曾经沦为技术的奴隶，难道我们真的在自觉不自觉当中积淀了深厚的奴性，在大数据时代已然无法自觉、不能自省，甘愿再去做一次数据的奴隶，而对我们的民主愿景不闻不顾？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关键是，在大数据包裹我们的时代里，在数据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大潮中，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捍卫私人领域，由此捍卫作为民主基石的公共领域，这是每一个有政治担当意识的思考者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不容推卸，更不能迟疑。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Jürgen Habermas：Im Sog der Technokratie—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XII（《技术官僚统治的漩涡》），Suhrkamp，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