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诊有绝招
　　在西方国家，看病是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慢性病，想见到医生，往往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一般患者在候诊厅里等待十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是常有的事。我亲眼见过一个小伙子滑雪把腿摔断后，躺在候诊厅里痛苦地呻吟了八个小时，医生才来给他处置。有人斥责医生过于冷漠，而医疗机构却振振有词地辩解：“医疗资源有限，只有有生命危险的患者，才会立即得到治疗。”
　　我的一个白人同事吉米，在如何快速就医方面颇有心得。有一天闲聊时，我对他讲起上周末为治肠炎开了点氟哌酸，足足等了12个小时。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叫救护车呀，把你的病装得十分厉害，医生就会先给你看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吉米接着说：“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快速见到医生的。我有慢性腰脱，还有男性盆腔炎，这两天正想去找医生开点布洛芬呢。”
　　下班后，同事们都走了，只有我和吉米在办公室里。吉米喝完一杯咖啡，养足精神后，便拨通了911，说自己突然疼痛难忍。过了几分钟，911救护车来了，我跟着去了医院。
　　吉米躺在床上，表情极为痛苦，捂着肚子，不断地呻吟着，嘴里说：“我快死了。”接待的护士填完几张表格，转身就走了。
　　我和吉米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护士来询问。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给了我们每人一份盒饭，我边吃边苦笑着说：“看来，医院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慢慢等了。”吉米吃完饭，伸了个懒腰，说：“我得加大力度才能调动医生了。待会儿我‘昏迷’之后，你马上去叫护士。”
　　我还没吃完饭，吉米突然大叫一声，头一歪，闭上眼睛，像死了一样。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有些紧张，忙把手放在吉米的鼻子前试了试。吉米闭着眼睛，小声说：“我没死，你快去吧。”旁边一些候诊的患者纷纷过来探望，我便跑去护士办公室，大声说：“我朋友不行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办公室里顿时铃声大作，好几个护士和医生飞速跑到吉米身旁。一个医生用手指按了按吉米的手腕，说：“可能是休克了，快推进抢救室。”
　　吉米被推进抢救室，我在门外等着。但是，只过了十来分钟，吉米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冲我露出得意的微笑。
　　回去的路上，我问吉米：“你被识破了？”吉米大笑起来，从衣袋里拿出医生的处方，说：“搞定了，布洛芬的處方。医生即便识破了我的诡计，也不能说出来，因为他不能证明我是假装的。他们把我抬上抢救台，我就坐了起来，对医生说，我有家族昏厥遗传，没事的。”
　　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体面的办法，但吉米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颇为得意。他说：“好多人都这样做，有人被背进医院，有人被抬进医院，全都做痛苦状。”
　　我觉得撒这个谎的代价太高，叫救护车的费用是不算在公费医疗里的。吉米说：“这不要紧，我买了集体保险，保险公司会给我报销。”
　　撒谎不脸红
　　在美国、加拿大，以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你会在街上见到许多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正当壮年，身材魁梧，身体健康，却懒洋洋地坐在街上晒太阳。他们不需要去工作来养家糊口么？答案是：他们不工作，政府养活他们。我曾经问过当地的朋友，这些人是靠什么办法获得救济金的呢？朋友的回答很简单：随便说个理由就行，没人会去查证你说的是真是假。比如，说自己浑身无力就行了。试想想，谁能证明你“浑身有力”呢？没法证明，那就行了，你就可以填个表格，等着领社会救济金了。
　　美国和加拿大设了很多食品救助站，每到周末，就发放食品给穷人。名义上是给穷人发的，事实上谁都可以去领，我就曾经见过食品救助站周边停着不少超级跑车。一般来说，食品救助站对孩子多的家庭发放的食品多一些，于是好多人就报自己有好几个孩子，领回一大包食品，吃不完就上网卖掉。有些人从救助站开车走后，到大学校园里把食品卖给没有资格领救助食品的外国留学生。
　　除了救助食品外，还有许多可以撒谎之处。在高福利的加拿大，你上大学，政府每隔两年会免费给你配一副眼镜。很多不近视的学生，会找那些近视的留学生，问清眼镜的度数后，去验光师那里谎报近视度数，配一副眼镜低价卖给留学生。
　　有些公司给员工买了集体保险，其中包括保健按摩。有人跑到医生那里，“痛苦”地声称自己腰疼，医生非常明白患者的目的，但又无法说什么，只能开出按摩处方。这人便跑去按摩师那里，分十几次开上数千美元的按摩发票，寄给保险公司报销，双方分赃。不过，这事也有露馅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按摩师一时疏忽，把十几张发票一次性打印出来，保险公司发现日期居然是同一天，报了警。
　　这些大大小小的谎言，在美国极为普遍。我曾经很纳闷，为什么大家撒起谎来一点儿也不难为情？时间长了，渐渐琢磨出一些门道：撒谎是西方的文化，是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本质。回想一下西方政治家们的撒谎术，你就会明白一切。同一个政治家，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就说完全相反的话。不要担心他们毁了自己的形象，因为“怎样有利就怎样说”是西方人的信条。说不利于自己的话，办不利于自己的事，是会被当成傻瓜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