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英先生于2007年9月14日凌晨决绝辞世，先生的离去令红尘中的人们喧嚷不休。
　　先生专治现当代文学，为该领域知名学者。1955年至复旦求学，尽管有“鸣放”、“反右”等政治风潮在此风起云涌的上演，先生凭借自己的冷静，并不盲目跟风。复旦当年人才济济，蒋天枢、赵景深等先生均在此执教，许先生得名师指点之余，自己认真学习，参与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后来他又参加五人编写小组，这使得他从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先生在开始的几年里读了一些书，这为他以后研究现代文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77年，先生南归，随着外界政治环境日渐改善，他厚积而薄发。1981年发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让许先生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他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并非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思想”。
　　许先生还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位关注并给予周作人以客观公正评价的人。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中，他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肯定了周作人的文学成就。他认为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文学主张上的影响是大于鲁迅的，而鲁迅在创作上的贡献则大于周作人。他还从“知识性”、“幽默味”与“质朴的诗意”三个方面总结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特征。尽管有人断章取义地误解先生在“抑鲁褒周”，但通过先生的文章，人们自会明白先生的本意。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先生也多有建树。2002年，许先生在《文学评论》撰文提出“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重新思考。他还关注文学现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先生一心向学，勤于思考，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及至退休，尽管有病痛干扰，他仍笔耕不辍，编辑作品。他写了大量的论文、随笔，主编《学府随笔·南大卷》、《撕碎了的旧梦：中国现代怀旧散文导读》等书，这些都体现了先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先生以赤子童心面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反观今日学界，许多人应在此有愧。因为这些人正在制造学术垃圾，论著一本本地出，文章一篇篇地写，但大多毫无创见，或是观点复制，或是故作惊人之论，学术热情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于他们仅为稻粱谋。在此意义上，许先生的遽然离世，确实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名学者，更为重要之处在于我们还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向导。
　　作为学者的许先生令人们景仰，躬耕教坛的他亦使我辈难忘。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我的一位同学从山东来南大，她要投考许先生的博士生，想拜访一下先生，我陪同前往。见面时，先生问我毕业论文选题一事，我大致做了一下汇报。事过一段时间后，我的同学成了许先生的弟子，一次我们在校园偶遇，她提及许先生曾向她问起我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听后我很感动。对我这名非入室弟子，先生都这么关心我的学业情况，于他自己的学生，先生更是把治学放在第一位。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万同林在回忆文章中说：“要做毕业论文了。……一篇交由许志英先生，充当我的毕业论文。……许先生，从严以对，只给了个良。”许先生的严厉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和他的学生在学术上有许多交流，但许先生从不让学生为自己处理生活上的琐事，然而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许先生却十分关心。葛红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天晚上，已经十点了，先生来我住的宿舍，……他对我说：‘红兵，你来一下！’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语调和手势，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手挥动了一下。我跟着他下楼，在南苑里走，他问我最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他说：‘你是不是和一些×××人士有过接触？’是啊，那个时候，我着迷于各种新鲜的思想和事体，着迷于用‘中国’为单位来思考问题，但是，这是不行的，或者是不被允许的。他说：‘我为你打了保票！’……后来，两个月之后，我在公告栏里看到×××们被处置的公告，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甚至回家和爱人、小孩过相濡以沫的生活也不再可能。”由是观之，许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可谓尽心尽力。先生辞世后，他的学生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现在会不时听到师生双方交恶的事，原因颇多，学生不尊重导师；学生替导师打工，导师剥削学生；导师殴打学生；学生无法见到导师，等等。诸如此类，屡见报端。师生相怡，教学相长，本为常态。人生聚合，实属不易，许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可为如今的现状提供诸多启示。
　　先生对待学生如严父教子，从不放任自流，面对亲朋故知他在态度上亦有取舍。先生晚年写了一系列记事怀人的散文，追忆双亲、母舅、妻子等亲人，亲情之可贵弥漫文中。在《婆媳关系》中，他写道：“处理家庭矛盾包括婆媳矛盾，我主张‘忍耐’二字。本来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家庭组成，总有一定缘分。人生仅几十年，何必搞得剑拔弩张，和和睦睦相处不是更好吗？一般说来，‘家庭无是非’，这是我多年形成的看法。”在亲人之间他取恕道。
　　先生忆及故友，为后人留下许多文学史料之余，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譬如：先生回忆“文革”初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他们大揪文学所的“黑帮”。后来当他和樊骏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先生家住宿时，他们两人也并未对蔡先生横眉冷对，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文革”中，在文学所“清谈组”里，他是纽带。在回忆文章《当年“清谈组”》中，他说：“关于‘清谈组’，我1977年南归以后，杨世伟11月15日有一封信给我，他说：‘你走后，大家都觉得很遗憾，似乎失掉了什么似的，立时所内就感到十分冷清，甚至有几分凄然。大家也不甚走动了，那个什么‘室’不复存在了。你好像是个纽带，能把大家融合起来，乃至不同观念的人，你也能使他们找到共同的话题，这是难能可贵的，而所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起到这个作用’。”在东岳五七干校，先生主动帮助对立派的王春元，从此化敌为友。在南京大学，他感念陈白尘、陈瘦竹两位先生在他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承受精神压力时，给予他心理上的有力支撑，对故交先生均能以诚相待。
　　在这些性情之文中，有股温暖感充溢其间。先生一生并非顺风顺水，1955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两年后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亲眼目睹身边的一些同学无端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久就又身不由己卷入了“文革”初期的派性斗争，其间所经历的磨难自然冷暖自知。但先生在述及磨难之时，常能平和对之，更多时候总是在写人间的温情，能达此境，足见先生的人格涵养。然而，先生并非一味平和无原则，他更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人。董健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中说：“1984年那次对老许的批判，有些朋友是被迫写文章的，老许知道他们是应付差使，很理解他们，并无一点怨言。但有一位老兄却不是，他的批判是主动的、卖力的，一篇不足，再来两篇，很明显是借此沽名钓誉，讨好当局。此公后来果然当了官，且洋洋得意，颇以官位为荣（譬如陪某高官出访，就成了他向朋友显摆的谈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老许遇到此公，此公想与老许握手，被拒绝了。”先生于取舍之间体现出了他的爱憎之情，铮铮傲骨兀然显现其中。思及世人，蝇营狗苟辈见此理当汗颜不已。
　　先生明了取舍之道，他选择驾鹤归去，自有他的理由，我们何必要去猜测呢？就让先生在天国抽着他的烟，笑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