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乡里把外曾祖父称为姥姥，我的姥姥生于1912年。姥姥很瘦，个子不太高，后来满脸只剩皱纹，连眉毛也没了，有时光着头有时露出花白发茬，夏天打赤膊，松弛的皮肤打着皱垂在胸前。他住大舅家的一间厢房，里面塞着农具杂物，粮柜上放着一口棺材。我去外公家就一定会转到他屋里，里头昏暗，一张铺着稻草的木床，挂着一顶洗得分不清颜色的蚊帐，床头地上放着一个自制的捕鼠器，是从水车上拆下的木页子再压上石头。房里随处可见老鼠掏的洞，他说有时还得用火钳把爬进去的癞蛤蟆夹出来。
　　这个村叫桃林铺邱家湾，村小学在他家隔壁。幼时我来玩，见他在校门外放上一篮子甘蔗在那里卖，放学后他去捡地上晒干的甘蔗皮，仔细地挑出来拿回去烧。村里的孩子特别野，成人间的污言秽语不知怎么学来的，姥姥从未骂过人，连喝斥孙子们也很少。我3个舅舅一个姨，个个都是粗喉咙，小表妹们也遗传了他们的基因。这么大一群孩子在农忙时没人管，都烦着姥姥，他顾大的顾不了小的，对几个打闹的曾孙女急得直哼哼，却从不动手打骂。
　　姥姥身体到晚年不太好，农忙时放放牛，有时见他在大舅的鱼塘边钓鱼。他年幼时读过私塾，有回吃饭，大舅说了句什么鱼家孤独那就不好了，我接茬说应该是鳏寡孤独吧。姥姥事后像探讨学术一样和我谈论国学，说这世间有三教，儒教释教和道教，说得很郑重像在教学。有次陪他去菜园，菜地边被人挖了个大坑，我说以后施水就方便了，他说周易上就这么说，一阴一阳总有正反两面，并不都是坏的。他曾被国民政府抓壮丁到东北，说那边钱上写着“康德二年”。提到摩天岭，他说当时队伍里传得很凶说打得很骇人。又说随大军撤退，他跑了好长一段路，那段路水也不深只到脚面，跑在上面像橡皮一样，那是他跑得最累的一次。又提到蒋介石，他说蒋肯定有本事，不然怎么能当上总统呢。某年夏天，父亲陪他喝酒，问当时打枪有没看到人倒下，他始终没回答。二舅说姥姥不愿打仗，等着被俘后回了老家，“文革”时怕受牵连，把谴返证和军装烧掉了，证件上有林彪跨着战刀骑在马上的照片。
　　他身體还可以时会喝点酒，但从不超过两盅，那种酒盅比农村待客惯用的要大一些，边上有耳，后来弄不见了或是摔了，就换成保健品里的塑料小杯。有时我来看他，吃饭时会为我摆上一个酒杯。我坐在堂屋里，看他慢慢从方桌上取过一个大玻璃瓶子，上头的铁盖子也分不清颜色，他用力缓缓拧开，先往我杯里倒满，又移到他的空杯上。叫我的小名：“远！来呀，喝一点啦！”酒是槽房蒸的糯米白酒，尾子有丝苦味。工作后，端午节带了些绿豆糕给他尝尝，他很高兴，不停说很好吃，估计就是不好做。外祖母让我挑出开了包装的让他收起，免得表弟妹们来拿了。
　　冬天，姥姥坐在校门前靠墙边，抱个火坛晒太阳，头戴灰色吊檐帽，旁边也有其他老人，凑一块聊天。他说话不多，我见到他时总是温和平静的，从没出现过麻木痴呆悲苦的表情。自我记事起，他没出过桃林铺，八几年进过趟城，说是我幺舅出生才去的。
　　年幼时一幕幕时常从心头滑过：昏黄的电瓶灯下，外公和姥姥坐在灶屋里，应该是夏季农忙前后，他父子二人各端一支瓷盅，慢慢喝着酒，不同的是外公要抽烟。这是个平常的宁静夜晚，两人都不怎么说话，吃着外祖母做的几碗菜。此后很多年，再未看到这样的场景。外公最后几年卧病在床，舅舅在校门边就着院墙砌了间房，灶屋里放张木床就当了姥姥的住处。外祖母要照顾他二人又要去给人做饭，好在离村里不太远。外公终日坐屋里照样喝浓茶抽烟，房里的黑白电视机成了惟一消遣；姥姥并不怎么看，会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他看着外公成了只剩层皮的骷髅。
　　2003年农历七月，他和我还有表弟坐在房檐下，看着天上变幻呼啸的阴云和檐前的雨，谈论云怎么成为龙卷风，门口人进人出，操办外公的丧事，他平静地对我说：那（龙卷风）也叫“挂龙。外公出殡那天太阳很大，幺舅中了暑，人群里有了不满的声音，礼师叫道：你们还嫌长了，我还没按正式的来呢，要不然还要长。父亲塞烟给火葬工嘱咐烧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拿出来不要敲碎。回到村里，不大的一捧，几块蒜砣大的灰白色碎骨外就是细骨渣。
　　冬日的太阳又落在小学院墙上，姥姥又坐在墙外，好像还打着吊针。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衣服也换了，至少是新的。过年再到外祖母家，没见到姥姥就问，外祖母停下手抬头向堂屋的小供桌，那里摆着姥姥的遗像。没人转告我，外公去世后不过半年多他就死了，一个91岁的老头的死在当地是喜丧，是没必要感到哀痛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