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不是科班出身的电影人。他上过私塾，被先生逼着背四书五经;小学五年级时，日本侵略中国，他跟着长兄来到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由于文艺特长突出，进了文工团，成为正式的文艺兵。盛夏，他借着油灯的光亮在树下的大蚊帐里写剧本，一个接一个;为了配合京剧团的演出，他自学胡琴，因为当时部队里最喜欢看京剧;他爱书，看了很多大家的文学作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虽是文艺兵，但编剧本、排戏的同时，也为部队做了很多后勤工作。10年军旅生活让他练就了坚韧与严谨。

　　50年代到北京后，他才正式做导演。据说他从不对演员发脾气，因为想要保护演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他也是家中勤俭的典范，一件旧毛衣一穿就是10年。他烧着一手好菜，引以为豪的是炒鳝糊，导演谢晋曾夸他，“比上海的还好吃”;早餐他会自制豆腐脑，从小贩那儿买回豆浆，加石膏，放进锅里蒸，再放上调料，自在得很。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但他也算新中国最早的新北京人了。
　　1964年在全国57个城市公映的《早春二月》，是谢铁骊的第三部电影。影片改编自1929年柔石发表的小说《二月》：知识青年萧涧秋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到了朋友的老家芙蓉镇小学教书。他想要改变失去丈夫的文嫂的命运，却发现人言可畏，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想和志同道合的陶岚结婚，却发现自己常年在外，自幼失去父母，对于家庭未曾认真思考过。小镇有人主张革命、有人捍卫保守，萧涧秋哪边都不沾，站在同情和爱情的十字路口，人们的目光凝聚而成的信号灯让他不知所措。
　　那是百姓头一次在电影里看到爱情。纯爱主题在当下“麦当劳化”的社会仍有卖点，而半个世纪前，谢铁骊就把它刻画出来了。
　　“文革”期间，谢铁骊因《早春二月》被打进牛棚。江青组建拍摄样板戏的团队，看了他的简历，又把他招了回来。样板戏团队当时背负着各种名号的“十字架”，不能享受正常工作人员的待遇，工资少，工作压力大，常到钓鱼台宾馆接受江青的“指示”。1970年，《智取威虎山》上映，大获成功，谢铁骊总算松了口气，但随即又调到另一部样板戏中紧张工作。“文革”10年共拍出8部样板戏，他执导了其中5部。他说，那些年，他身后的“十字架”让他学会了谨小慎微，平衡创作与政治。
　　“文革”快要结束时，他又被下放，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谢铁骊和成荫、钱江一同写了份报告给周恩来，希望国家可以给机会拍摄故事片，因为观众看了多年样板戏，实在太枯燥了。病危的总理做了批复，1975年，《海霞》得以拍摄，这部电影也成了“文革”期间罕见的故事片。拍摄完成后，谢铁骊全家做好了下放北大荒的准备，甚至打好了包裹，此时，“四人帮”被打倒了。
　　他重操旧业，拍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拍《红楼梦》时，他已年过六旬，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赶鸭子上架”，他接了这个重任。《红楼梦》拍了3年（1986-1988），他用毕生经验与积累完成了这部历史大戏，也算了了心愿。
　　他常在睡前看《聊斋》，想着拍了这么多年电影，也想“任性”一把，就找来沙溢、周迅等年轻演员，把《聊斋》中的4个小故事串了起来拍成《古墓荒斋》。
　　他说他喜欢柔石小说《二月》里鲁迅先生为其作的小引，“他（萧涧秋）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其实谢铁骊也没成为小齿轮，他是一颗奇石，辗转在中国电影这台巨大的时光机器里，时而加速，时而减速，未曾忘记对电影的热爱与忠诚。
　　6月19日上午10时40分，谢铁骊正式向电影告别，享年90岁。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艺术影院”4个字是他题的，这里每天有不同主题的学术放映，播放其他院线几乎从来不放的电影。无数影迷“穿城”前来，排队买票，就像当年的他，无畏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