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白先勇塑造了一批“台北人”和“纽约客”的形象。由于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差异，使这些人物显现“边缘人”的特质。而且，白先勇对人物所在之城的偏见，更加突显了人的内心状态。在人与城的相互影响下，成就了《台北人》和《纽约客》的经典性。
关键词：台北人；纽约客；边缘人；经典性
作者简介：姜彦竹（1996.6-），女，汉族，吉林省人，武汉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且不说白先勇作品是否经典，只提到《台北人》或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许多人对此一定不陌生。《台北人》曾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位居第7位。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世界巡演多场，相当知名。他一生辗转各地，桂林、台湾、美国，一路上遇见许多人，也创作出许多人。城与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部分，相互影响、支撑，成就了白先勇的作品，尤其是《台北人》和《纽约客》。
一、关于“经典”
在讨论具体作品之前，总绕不开对经典本身的看法。“经典”一词，在汉语意义的源头指儒家典籍，包含经书和史书，重在真理和教化，正如刘勰所说“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但是刘勰所言的经典已经不限于儒家典籍。[1]直到现在，经典“面目全非”。比起孔孟之书，现在我们更熟悉的经典是《红楼梦》《狂人日记》等。显然，经典随着时代变迁、作品迭出而有所变化。
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经典？哈罗德·布鲁姆以纯粹的审美视角构建经典，“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2]论述了陌生性、普遍性、竞争性和焦虑性等一系列的經典特征。卡尔维诺凭借作家的感性和经验，用十四条去定义经典，“重读”“重读都好像初读”“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3]等言语表露出读者的读书行为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经典性。
世人围绕经典的阐述不胜枚举。经典也正因为处于议论的风口浪尖，而成了经典或至少是接近经典的存在。纵观许多批评者对经典性的理解，本文对白先勇作品经典性的论述将聚焦于《台北人》、《纽约客》两本书中，对 “城与人”独特而极致的塑造。
二、边缘之“人”
欧阳子很早便指出《台北人》的人物共性，身在台北，背负着过去大陆的记忆。她通过今昔对比将人物分成三类，活在过去、融合过去与现在、斩断过去。而过去和现在几乎是对立的，简言之，过去的一切都好，现在的一切都坏。[4]时空的变化是形成台北人形象的重要原因。回到人物本身，不管是高官、舞女，还是知识分子、商人、佣人等，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他们都呈现出了“边缘人”的形象。
何谓“边缘人”？这一词最初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出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边缘人徘徊在某个社会主导群体之外，被称为“移民”“外来者”等。当边缘人出现在“文学”中，狂人、傻子、城市底层的市民、堕落的女性等人物形象几乎都可以囊括在内。边缘和中心向来是相对变化的，以“边缘人”称呼他们也许并不恰当，但是“边缘人”因为政治、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心理，以及漂泊无依的状态又正好相似。
《台北人》中的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欧阳子称白先勇写出了社会之“众生相”[4]，我却以为他只是极致地塑造了“一相”。若用一词形容这“相”，“悲哀”算是一词。而这悲哀，一方面源自对大陆政权的丧失，人们被迫流亡；另一方面，在新世界台北，这些人又不再是政治的中心。而《纽约客》中，“客”一字注定了人物漂泊凄凉的异国人生。他们的“边缘”源于异国文化的差异。白先勇自身便是赴美留学，如同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受到过西方文明强烈的冲击。但在骨子里，中国文化传统似在隐隐抵抗。当纽约客面临着两种文化博弈，没有绝对的胜负，游离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承受着文化碰撞带来的焦虑和挣扎。
三、黑夜之“城”
奥尔罕·帕慕克曾说：“小说里的景观是小说主人公内心状态的延伸和组成部分。”[5]前面已提到边缘人悲哀的、焦虑的内心，而他们所在的城被白先勇刻画得是那么充满偏见，又那么极致地展现了属于边缘人的一面。
《台北人》里，尹雪艳的公馆，丽儿住的洋房都在仁爱路，金大班跳舞在西门町，长春路上住着朱青、赖大哥、卢先生，还有台北近郊坐落着高官和贵妇的府邸。
台北市的明暗之间仿佛划开了分明的界限，每一种光亮闪耀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但不要忘了，光亮的底色是无尽的黑夜。整个城的氛围笼罩黑暗、压抑之中，正如台北人内心的失落。而且，这样的一幅台北地图在大陆地图的对比下，才更显绝望。路名上纵有大陆的长春、南京、温州，这些地方却只能遥相望。花桥荣记应该在桂林，舞场应该在上海百乐门，辉煌的府邸应该在六朝南京。台北的一切就像仿制品，假的真不了，难掩内心落寞。纽约的夜，更加细致。不知不觉，人们迷失、堕落、异化，人情淡漠。纽约的黑夜令人恐怖、窒息，同时引发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重新思考。
事实上来讲，台北和纽约并非如此，但白先勇写下的偏见极有魅力。就像伦敦不止有肮脏、犯罪率极高的街道，但仅这一点就让伦敦成为狄更斯的伦敦，仅是黑夜的灯光，就足以让台北成为白先勇的台北。
参考文献：
[1]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第2期）.
[2]（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江宁康译. 西方正典 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04.
[3]（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 阅读指南丛书 为什么读经典.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11.
[4]欧阳子著. 王谢堂前的燕子.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9.
[5]（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8.
关键词：台北人；纽约客；边缘人；经典性
作者简介：姜彦竹（1996.6-），女，汉族，吉林省人，武汉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且不说白先勇作品是否经典，只提到《台北人》或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许多人对此一定不陌生。《台北人》曾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位居第7位。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世界巡演多场，相当知名。他一生辗转各地，桂林、台湾、美国，一路上遇见许多人，也创作出许多人。城与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部分，相互影响、支撑，成就了白先勇的作品，尤其是《台北人》和《纽约客》。
一、关于“经典”
在讨论具体作品之前，总绕不开对经典本身的看法。“经典”一词，在汉语意义的源头指儒家典籍，包含经书和史书，重在真理和教化，正如刘勰所说“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但是刘勰所言的经典已经不限于儒家典籍。[1]直到现在，经典“面目全非”。比起孔孟之书，现在我们更熟悉的经典是《红楼梦》《狂人日记》等。显然，经典随着时代变迁、作品迭出而有所变化。
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经典？哈罗德·布鲁姆以纯粹的审美视角构建经典，“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2]论述了陌生性、普遍性、竞争性和焦虑性等一系列的經典特征。卡尔维诺凭借作家的感性和经验，用十四条去定义经典，“重读”“重读都好像初读”“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3]等言语表露出读者的读书行为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经典性。
世人围绕经典的阐述不胜枚举。经典也正因为处于议论的风口浪尖，而成了经典或至少是接近经典的存在。纵观许多批评者对经典性的理解，本文对白先勇作品经典性的论述将聚焦于《台北人》、《纽约客》两本书中，对 “城与人”独特而极致的塑造。
二、边缘之“人”
欧阳子很早便指出《台北人》的人物共性，身在台北，背负着过去大陆的记忆。她通过今昔对比将人物分成三类，活在过去、融合过去与现在、斩断过去。而过去和现在几乎是对立的，简言之，过去的一切都好，现在的一切都坏。[4]时空的变化是形成台北人形象的重要原因。回到人物本身，不管是高官、舞女，还是知识分子、商人、佣人等，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他们都呈现出了“边缘人”的形象。
何谓“边缘人”？这一词最初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出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边缘人徘徊在某个社会主导群体之外，被称为“移民”“外来者”等。当边缘人出现在“文学”中，狂人、傻子、城市底层的市民、堕落的女性等人物形象几乎都可以囊括在内。边缘和中心向来是相对变化的，以“边缘人”称呼他们也许并不恰当，但是“边缘人”因为政治、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心理，以及漂泊无依的状态又正好相似。
《台北人》中的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欧阳子称白先勇写出了社会之“众生相”[4]，我却以为他只是极致地塑造了“一相”。若用一词形容这“相”，“悲哀”算是一词。而这悲哀，一方面源自对大陆政权的丧失，人们被迫流亡；另一方面，在新世界台北，这些人又不再是政治的中心。而《纽约客》中，“客”一字注定了人物漂泊凄凉的异国人生。他们的“边缘”源于异国文化的差异。白先勇自身便是赴美留学，如同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受到过西方文明强烈的冲击。但在骨子里，中国文化传统似在隐隐抵抗。当纽约客面临着两种文化博弈，没有绝对的胜负，游离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承受着文化碰撞带来的焦虑和挣扎。
三、黑夜之“城”
奥尔罕·帕慕克曾说：“小说里的景观是小说主人公内心状态的延伸和组成部分。”[5]前面已提到边缘人悲哀的、焦虑的内心，而他们所在的城被白先勇刻画得是那么充满偏见，又那么极致地展现了属于边缘人的一面。
《台北人》里，尹雪艳的公馆，丽儿住的洋房都在仁爱路，金大班跳舞在西门町，长春路上住着朱青、赖大哥、卢先生，还有台北近郊坐落着高官和贵妇的府邸。
台北市的明暗之间仿佛划开了分明的界限，每一种光亮闪耀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但不要忘了，光亮的底色是无尽的黑夜。整个城的氛围笼罩黑暗、压抑之中，正如台北人内心的失落。而且，这样的一幅台北地图在大陆地图的对比下，才更显绝望。路名上纵有大陆的长春、南京、温州，这些地方却只能遥相望。花桥荣记应该在桂林，舞场应该在上海百乐门，辉煌的府邸应该在六朝南京。台北的一切就像仿制品，假的真不了，难掩内心落寞。纽约的夜，更加细致。不知不觉，人们迷失、堕落、异化，人情淡漠。纽约的黑夜令人恐怖、窒息，同时引发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重新思考。
事实上来讲，台北和纽约并非如此，但白先勇写下的偏见极有魅力。就像伦敦不止有肮脏、犯罪率极高的街道，但仅这一点就让伦敦成为狄更斯的伦敦，仅是黑夜的灯光，就足以让台北成为白先勇的台北。
参考文献：
[1]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第2期）.
[2]（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江宁康译. 西方正典 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04.
[3]（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 阅读指南丛书 为什么读经典.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11.
[4]欧阳子著. 王谢堂前的燕子.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9.
[5]（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