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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名义上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是化石能源的使用权和排放空间国际分配权问题。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998年的京都议定书、2008年的巴厘路线图均明确了发达国家要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然而，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把握国际话语权，在资金和技术上有优势，他们一直推卸历史责任，在资金和技术上不履行承诺，采取转移视线或以高要价的方式进行拖延，同时又不断转换策略，以达到贫富差距的固化，在新一轮世界无形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正在瓦解的“承诺”和“责任”
在2011年南非德班召开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上，各方利益交织、明流暗潮不断涌动。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央的部署，经过艰苦的努力，并在国务院各部门、企业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NGO）的积极配合下，完成了任务，最主要的标志是：锁定了中国在2005年基础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至2020年降低40%~45%的国际自愿减排承诺，基本保障了中国至2020年的发展空间；维护了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坚持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在；积极推动了启动绿色基金、技术转移机制等。
德班会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有一些动向值得重视。首先，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整体上没有更明确的进一步绝对减排目标；部分发达国家（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宣称不承担第二承诺期；会后，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至2017年结束，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原则已大打折扣，尽管目前在名义上存在，但已进入尾声阶段。其次，在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极力提出从2012年开始讨论2020年之后的气候变化国际法律框架，明确表示将捆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意图，让这些国家承担与历史责任、发展阶段能力不相吻合的减排负担，以此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空间，截断经济发展道路。再次，发达国家筹划主导启动的全球范围的碳经济、碳市场、碳金融等也已在国际规则方面加紧活动，控制规则主导权。欧盟单边强行推出的航空碳税已瓦解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国际准则。
由此推断，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即将到来。
“靶子中国”还是“绿色中国”
2020年之后，中国的排放空间还有多大？国际能源供应与国际压力强度会有多强？尽管目前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谈判会更加艰苦，国际环境会越来越复杂，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的基本策略是韬光养晦。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被推到了前台。欧美等国家已把中国瞄准为直接的、最显著的“靶区”。发展中国家因利益取向不同而难于步调一致，对中国也有微词，中国想躲也躲不过去。
中国工业化起步晚，人均历史排放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需要继续维护我们的发展权益。可是，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使得全球排放格局、背景产生了变化。比如：中国1990年的人均排放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0年为1/2，2010年人均排放超过5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4.5吨的世界平均水平。据国际能源组织的统计，中国2010年排放总量超过70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24%，比第二排放大国美国还多30%左右；从1990年至2008年，世界近50%的新增排放来自中国，2010年，中国的新增排放占全球的近70%。
如果中国仍按现在的趋势发展，到2020年之前，中国的排放总量将超过美国加欧盟的总和；中国的经济水平与日本接近，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高出中国4倍；中国与美国的排放水平接近，美国的GDP是中国的2.5倍。上述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冷静思考：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还会维持多久？我们所期望的机遇期在什么时候会因多重要素的制约而戛然而止？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因排放量太突出而处于国际关系的“尴尬”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竞争中，中国传统的、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土地增值和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经济发展要素的驱动优势已大幅减弱，以房地产开发和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也已出现了重大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举步艰难。目前，中国正处于绿色转型的关键和艰苦阶段。绿色转型是要完成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不仅包括产品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包括结构的质量，系统的有效性和在产业链高端、价值链高端所处的位置。
绿色转型是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一些地方的环境恶化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不能让人们进入“挣钱—污染—得病—花钱治病”的恶性循环，让目前的一代人承受无谓的健康代价或生命代价。绿色转型还需要在能源利用和管理上实现跨越。中国能源以煤炭为主，高能耗与环境污染同根、同源、同步。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能源需求还会增加，这就需要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分布式能源，实现“藏能于民”，改进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全面推进。
中国如何绿色转型
有法可依
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绿色转型的制度，如节能目标责任制、落后产能淘汰制度等。最近国内一些专家提出加快制定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认可。低碳发展促进法将针对绿色、低碳道路，从更全面统筹的角度完善相关法规，实现绿色转型。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不是因为国际的压力，而是中国的内在需求。立足国情，抓好节能减排，做好自己的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制定，将为中国建设性参与新一轮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有力的“筹码”，增强“底气”，争取主动。
抓住接下来的七八年
中国目前的国内状况、国际背景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能源利用格局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在于今后7—8年，也是不可再现的7?8年。如果中国近期完成了根本的转型，可持续的道路可继续延伸；如果传统的惰性继续维持或放大，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多重要素复合制约，出现长期低迷期或不稳定期。
管住领导
实现中国的绿色转型，关键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还很大，需要制止“愚昧的疯狂”和“虚荣的膨胀”。建议把绿色转型内容纳入各级政府的干部培训，采取公众监督、考核结果公示制度。同时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和市場机制。
组建国家能源部
当前中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因为自身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些则是因为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九龙治水”的方式已相形见绌。建议在下届政府组建国家能源部，统筹协调中国经济发展中能源动力的整合与高效。
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所谓生态，就是生存的态度、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只有将这“三生”融入到文明的、理智的生态观，才能培养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在生活层面，需要我们摒弃铺张型、攀比型、污染型等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倡导人们崇尚自然，追求经济、简单、实用、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同时，引导生产者进行绿色生产，大力开发绿色产品。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在国内逐渐提高公众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在国际上逐渐树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在瓦解的“承诺”和“责任”
在2011年南非德班召开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上，各方利益交织、明流暗潮不断涌动。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央的部署，经过艰苦的努力，并在国务院各部门、企业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NGO）的积极配合下，完成了任务，最主要的标志是：锁定了中国在2005年基础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至2020年降低40%~45%的国际自愿减排承诺，基本保障了中国至2020年的发展空间；维护了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坚持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在；积极推动了启动绿色基金、技术转移机制等。
德班会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有一些动向值得重视。首先，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整体上没有更明确的进一步绝对减排目标；部分发达国家（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宣称不承担第二承诺期；会后，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至2017年结束，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原则已大打折扣，尽管目前在名义上存在，但已进入尾声阶段。其次，在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极力提出从2012年开始讨论2020年之后的气候变化国际法律框架，明确表示将捆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意图，让这些国家承担与历史责任、发展阶段能力不相吻合的减排负担，以此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空间，截断经济发展道路。再次，发达国家筹划主导启动的全球范围的碳经济、碳市场、碳金融等也已在国际规则方面加紧活动，控制规则主导权。欧盟单边强行推出的航空碳税已瓦解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国际准则。
由此推断，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即将到来。
“靶子中国”还是“绿色中国”
2020年之后，中国的排放空间还有多大？国际能源供应与国际压力强度会有多强？尽管目前还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谈判会更加艰苦，国际环境会越来越复杂，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的基本策略是韬光养晦。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被推到了前台。欧美等国家已把中国瞄准为直接的、最显著的“靶区”。发展中国家因利益取向不同而难于步调一致，对中国也有微词，中国想躲也躲不过去。
中国工业化起步晚，人均历史排放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因此需要继续维护我们的发展权益。可是，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使得全球排放格局、背景产生了变化。比如：中国1990年的人均排放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0年为1/2，2010年人均排放超过5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4.5吨的世界平均水平。据国际能源组织的统计，中国2010年排放总量超过70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24%，比第二排放大国美国还多30%左右；从1990年至2008年，世界近50%的新增排放来自中国，2010年，中国的新增排放占全球的近70%。
如果中国仍按现在的趋势发展，到2020年之前，中国的排放总量将超过美国加欧盟的总和；中国的经济水平与日本接近，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高出中国4倍；中国与美国的排放水平接近，美国的GDP是中国的2.5倍。上述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冷静思考：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还会维持多久？我们所期望的机遇期在什么时候会因多重要素的制约而戛然而止？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因排放量太突出而处于国际关系的“尴尬”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竞争中，中国传统的、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土地增值和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经济发展要素的驱动优势已大幅减弱，以房地产开发和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也已出现了重大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举步艰难。目前，中国正处于绿色转型的关键和艰苦阶段。绿色转型是要完成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不仅包括产品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包括结构的质量，系统的有效性和在产业链高端、价值链高端所处的位置。
绿色转型是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一些地方的环境恶化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不能让人们进入“挣钱—污染—得病—花钱治病”的恶性循环，让目前的一代人承受无谓的健康代价或生命代价。绿色转型还需要在能源利用和管理上实现跨越。中国能源以煤炭为主，高能耗与环境污染同根、同源、同步。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能源需求还会增加，这就需要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分布式能源，实现“藏能于民”，改进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全面推进。
中国如何绿色转型
有法可依
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绿色转型的制度，如节能目标责任制、落后产能淘汰制度等。最近国内一些专家提出加快制定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认可。低碳发展促进法将针对绿色、低碳道路，从更全面统筹的角度完善相关法规，实现绿色转型。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不是因为国际的压力，而是中国的内在需求。立足国情，抓好节能减排，做好自己的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制定，将为中国建设性参与新一轮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有力的“筹码”，增强“底气”，争取主动。
抓住接下来的七八年
中国目前的国内状况、国际背景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能源利用格局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在于今后7—8年，也是不可再现的7?8年。如果中国近期完成了根本的转型，可持续的道路可继续延伸；如果传统的惰性继续维持或放大，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多重要素复合制约，出现长期低迷期或不稳定期。
管住领导
实现中国的绿色转型，关键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还很大，需要制止“愚昧的疯狂”和“虚荣的膨胀”。建议把绿色转型内容纳入各级政府的干部培训，采取公众监督、考核结果公示制度。同时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和市場机制。
组建国家能源部
当前中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因为自身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些则是因为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九龙治水”的方式已相形见绌。建议在下届政府组建国家能源部，统筹协调中国经济发展中能源动力的整合与高效。
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所谓生态，就是生存的态度、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只有将这“三生”融入到文明的、理智的生态观，才能培养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在生活层面，需要我们摒弃铺张型、攀比型、污染型等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倡导人们崇尚自然，追求经济、简单、实用、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同时，引导生产者进行绿色生产，大力开发绿色产品。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在国内逐渐提高公众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在国际上逐渐树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