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故事
　　像往年一样，龙年春节，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熟悉也陌生的故乡。这里是每位记者血脉相连的老家，也是中国社会具体而微的基层。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步前行，都会在这里引发或大或小的回应。
　　民间金融借贷风暴中焦虑的生意人小贾，呼吁“小岗村农民不能成为失地农民”的严宏昌，总觉得占了国家便宜的乡村医生肖从汉，学会了“资本”和“PE”的农家乐少东家小李，不知道如何要回被拖欠三年工钱的农民老董，坚守、传续传统文化的书法家张昌气……
　　他们是大时代宏大主题下的一个个微观而鲜活的中国故事，他们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中国表情。读懂中国，必须从这里开始。
　　
　　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哪个村庄最有名？安徽小岗村应该算一个。
　　春节前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了小岗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刻着“凤阳县小岗村”六个大字的牌楼。宽阔的广场、大包干纪念馆……这些都成为小岗鲜明的符号。
　　2004年刚到小岗担任党支部书记时，沈浩曾经有感而发，“小岗人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
　　在小岗村典型的北方农村形态中，有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多少有点突兀。这就是来小岗投资落户的美国GLG集团甜叶菊现代化工业园区。这个项目是沈浩生前歷经辛苦才谈成的。据GLG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永透露，公司在小岗的投资达到了6个亿。
　　GLG的到来，给小岗村的吴怀龙带来了甜蜜。吴怀龙，1979年生人，过去一直在外打工，村里来了GLG后他就留在了小岗，成为GLG一个燕麦车间的主任。他爱人在一个旅游公司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也近2000元。
　　吴怀龙家的两层小楼显得宽敞明亮。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大块，夫妇俩工资收入每年有4万多；小卖部收入每年为1万多；家里种了11亩地，年均收入约1万多，家庭年收入6万多。
　　“村里男的出去的多，又陆陆续续回来一部分。在外打工虽然收入能高一点，但每到逢年过节，特别想家；挤火车又特别受罪。现在，我每天早上8点去上班，下班回家要么帮父母看看店，要么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过得很舒服。”吴怀龙高兴地说。
　　不过，41岁的严家乐就没有这么高兴了。严家乐告诉记者：“曾经村里企业要征9亩地，我没给，没有了地，我靠什么生活呢？”为什么没到外面打工呢？“我一没文化，二没手艺，到城里出苦力又能挣多少钱呢？到GLG，人家也不要我这样的。”他靠种地为生，年收入约为2万多元，两个孩子上学，“年年干的只够吃的。”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三儿两女，家里23口人四世同堂。在小岗村，他家的楼房显得很光鲜，也很气派。村里人说，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很红火，主要靠孩子在城里打工挣钱。
　　严宏昌告诉记者：“大儿子、小儿子和二女婿都在城里打工。其他人在家做农活，有30多亩地，风调雨顺的话，大约有3万多元收入。家庭收入总共有5～6万元。”
　　严宏昌家的孩子没有去GLG上班。“我们家才被征了两三亩地，只有家里地差不多全被征了的人家，才有一个名额。”严宏昌说，大约有五六家企业进驻小岗村，但带动的就业人数有限。“说是上班，有的两到三天甚至一个星期才去上一天班。工资名义上说一两千，但一个月才坐几天班，能拿几个钱呢？有的年轻人进去又退出来了，到外边去打工。GLG是美国独资企业，与小岗村没有关系，他们从村里买了1000亩地。说给村里预留30%的股份，但小岗村必须要投3000万，我们哪有这笔钱呢？你去GLG打工，要经过面试等考核。高兴要你，不高兴不要你。他们认为自己是私人企业，没有义务和责任带动地方就业。”
　　严德友系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之子，曾经是沈浩的搭档。沈浩任书记，他当村主任。他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了忧虑，“村里有些人靠卖地拿了不少钱。一旦把这些钱挥霍掉了，他们怎么生存呢？会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岗村民告诉记者：“有些进驻企业并不是真正生产，而仅仅是圈地抛荒。有个企业号称用地面积将达万亩，这就意味着农民要失去万亩土地，后果不堪设想。”
　　 “小岗村大约有2万亩地，已经被外来企业征地达七八千亩。”严宏昌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小岗村农民不能成为失地农民。希望上级部门高度关注，坚决刹住这股歪风，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