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界语”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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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诞生于风景如画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因此又称达沃斯论坛。每年论坛都会评选一届“全球青年领袖”,入选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精英。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从2005年开始运作,已经13年了。”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首席代表艾德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近5年来,中国入选者的数量每年都创下新高,今年达到11人。过去,很多出色的中国年轻人只在国内有知名度,而现在,他们在全球的曝光度越来越高。”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有句口号:领袖意味着奉献而非索取。艾德维用中文告诉记者,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追求的不仅是“致富光荣”,更是“行善以积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还在尽力影响社会。
  “比如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刘肖,正在推动企业建设一些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以减少建筑物的碳排放。再如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李斯璇,她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同时还积极参与健身项目,推广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中,房子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从必需品变成投资品,几乎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而实践最终证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买房依然要回归“住”的本质。
  “越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越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越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生命力越长。”刘肖说。
  当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方米后,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社会的高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未来如何养老的问题,这也为房地产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
  刘肖告诉记者,万科的养老业务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2年,还是以地产为主的思路,如开发养老住宅之类;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主要是做养老服务,包括医疗护理等,“这个产业链的核心是给养老社区的客户提供各种服务”。
  在中国,已经付诸实践的养老服务产业有几种模式,比如学院式养老,让老人去进修、读书,再如度假式养老,在三亚等风景名胜地开发一些项目。但在刘肖看来,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生活方式尽可能少地改变,所以万科采取的是“邻里式”养老模式,养老社区都在城市里,让客户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此外,还有配套的护理服务,不同社区有数量不等的护理床位。
  刘肖认为,中国养老产业的黄金时代远未到来。“在我们印象中,6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养老了,其实我们养老社区的住户平均年龄是80岁,这才是一个有刚性需要的年龄。目前在这个年纪的中国老人,并不是最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也不是人口数量最多的。真正庞大的群体是‘60后’‘70后’,而到他们80岁还有二三十年,独生子女一代则更加遥远。今天的养老产业都是在这个大时代到来之前做的布局。”
  从这个层面说,今天的人们很难预测养老产业未来的发展轨迹。刘肖相信,养老行业一定会诞生千亿级、万亿级的企业,“但它究竟来自地产业还是服务业,甚至是保险业,都很难说。20年后的事言之尚早,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今天的需求,尝试着提供一些服务。”   这种不确定性让未来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事实上,刘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经历了重新选择的过程。2003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硕士毕业,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3年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MBA,毕业回国后加盟万科。
  “人的生命短暂,你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只能选择如何去面对。如果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发展比中国明朝更有希望。而现在,世界发展的时钟在中国。2008年我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时钟在地产行业,我看好万科,所以就来了。”
  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时钟或许已经不在地产业了,但新的机遇仍在孕育着。主攻家装行业的万链,就是万科新的产业布局之一。此外,还有近来颇受关注的长租公寓业务,也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我们有个口号,‘给年轻人一个有家的城市’。年轻人指的是所有在城市奋斗、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青年群体。我们有一种情怀,就是不仅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性价比高的住处,也能把万科倡导的生活方式、城市资源、服务设施与他们共享,比如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初心的。”
  刘肖把万科的客户定位为“普通人”,他希望企业能服务于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我们的客户越是普通人,我们的生意空间就越大”。
  “我是一个危机感很重而焦虑感很轻的人。”刘肖说,“我经常觉得有危机,但不太焦虑。”危机感可能来自周围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这让刘肖保持警觉,但更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掉。
  “把压力化成行动,找到解决的办法,焦虑感就会减少。当然,确实有很难突破的情况,那么等待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有些事情是需要时机的,等待经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坚持在行业周期的高点去投资,那注定是要赔钱的,地产业也是。学会等待很重要,克制住你内心的焦虑,把等待看成一种解决问题的举措,希望可能就在明天。”

李斯璇:我在中国与世界联动


  自从加入央视财经频道,李斯璇采访报道达沃斯冬季和夏季论坛已经有三四年了,再加上历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会议、G20峰会等,她采访了很多国际政要和世界级的企业家。
  网络上流传着李斯璇采访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时的一组对话截图:当库克说自己工作勤奋、一天只睡4小时的时候,李斯璇调侃“那您或许得戴两只苹果手表吧,因为一只表只能续航18小时”。
  英语的无障碍沟通是李斯璇一个重要的采访优势。从国内高中毕业后,她经过激烈的留学申请竞争,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主修经济和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李斯璇先后就职于华尔街的投行和私募基金公司。多年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让她不仅能说一口地道英语,更能用西方思维和逻辑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央视双语节目主持人、财经评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与人生阅历。在这方面,李斯璇比同龄人起步更早。作为一个成都妹子,她从小在四川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中学时参加央视“新苗杯”中学生电视主持人大赛、“希望之星”英语大赛,拿过不少奖项。李斯璇也擅长体育运动,曾在非洲沙漠里负重越野250公里,甚至挑战过铁人三项。业余时间,她还积极参与和推广健康公益项目。
  “我的好奇心特别旺盛,感兴趣的事特别多,不管什么总想学一学、试一试。”李斯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但比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不能浅尝辄止。”
  在美国读书时,她大二进入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部实习,并拿到了回聘证书;大三暑假收到华尔街多家投资银行的全职聘书,最后选择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私募基金部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刚刚毕业的李斯璇经受了磨炼。“那几年是一段很好的经历,让我迅速学习和成长,为日后做媒体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离开投行后,李斯璇进入杠杆收购鼻祖美国KKR私募基金公司,从事投资业务。“当时公司在全球只有110名员工,却管理着550亿美元的资金。我经常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有时凌晨三四点还在整理资料。老板要求极其严苛,文件里多一个空格、字体不对、页码错误都要修改,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让我养成了做事细致的习惯,现在回头看,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
  在金融业工作3年后,有猎头联系李斯璇,问她是否有意加盟美国财经媒体CNBC电视台,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镜,李斯璇成为CNBC亚太总部的首位中英文双语主持人,于是她又在亚太总部所在地新加坡工作了3年。
  “在CNBC期间,我与央视财经频道有很多接触的机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一方面感到国内机会更多,另一方面觉得央视这个平台很好,能接触很多全球性议题,视野可以覆盖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相比之下,CNBC的报道范围分成不同区域,如北美、亚太、欧洲等。所以在2014年底,当央视这边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财经频道时,我就答应了。”
  回国发展后,李斯璇与世界的联动果然更加频繁、广泛了。除了固定的财经新闻节目外,她也经常出现在国际会议的现场,与各国政要、顶级企业家面对面。
  有一次在秘鲁报道国际会议,当天工作结束后,李斯璇穿着拖鞋走在会场外的街上,突然看到秘鲁的前领导人,她立刻跟摄影师一起过去,自我介绍并请求采访,对方愉快地接受了。“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非常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因为你得迅速地跟他聊起来。”
  一次在达沃斯冬季论坛上,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交通部长赵小兰恰好坐在了李斯璇旁边。“他们之前并没有安排媒体采访环节,但既然她坐我旁边了,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与李斯璇聊了一会天后,赵小兰答应了央视财经频道的独家专访邀请。
  “其实我们交谈的前10分钟都是她在问我问题,包括我的成长经历、大学生活、工作情况。她在通过一些细节了解你,認为值得信任,才会接受你的独家专访。”这种现场碰到的采访机会,需要记者快速反应的能力。
  专访库克时,李斯璇尽量在短时间内营造一种舒适的对话氛围。“如果他感到舒服、习惯,就会对记者放松下来,才能谈更多交心的话题。虽然我对他有了解,但当他觉得你很陌生时,是不愿意讲心里话的。”   离开美国7年,李斯璇感觉中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双向化,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越来越愿意走出国门,与世界沟通。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达沃斯论坛,近几年中国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能主动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和外界交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
  这种沟通意愿是如此强烈,李斯璇希望以一名媒体人的视角,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将其呈现出来,把中国的故事告诉世界,也把世界的观点带给中国。
  站在全球化的新十字路口,李斯璇感到媒体人的责任。“就我个人的体会,对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不光是世界,包括中国自己都需要积极面对、快速适应。无论全球化是否有暂时的逆风,整体的合作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也很难逆转。交流、包容、理解、融合,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需要一些时间。其实沟通的方式并不复杂,只要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刻板的观念可能就会改变。”

何正德,穿梭于东西方的“富四代”


  和曾祖父、香港慈善家何英杰一样,何正德在外界不事张扬、低调谦逊,遍寻网络也找不到过多信息,但对于自认为有意义的事业,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与执着。
  30岁出头时,白手起家的何英杰进军烟草业,在上海创办了香烟品牌“高乐”,成为富甲一方的超级富豪。同样在30多岁的年纪,何正德在美国硅谷创立了一家名为S28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促进了高科技创投界的跨国交流,他也由于这方面的贡献被评为2018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
  “如果不是继承了曾祖父身上的精神品质,我不会有机会站在‘全球青年领袖’的领奖台上。”何正德说,“除了勇于创新和善待他人,他还教会何家后代勤奋上进,一切美好都要靠勤奋来创造。”
  在何正德看来,不断进取的基因深深流淌在何家人的骨血里。他从小就看到父亲何柱国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旁听父亲的金融会议,自己也刻苦读书,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高盛集团、何氏家族企业星岛集团工作。
  作为旁人眼中的富家子弟,何正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涉足新领域。他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创办了Harbor Pacific资本和S28资本,专注于为美国及亚洲的新兴科技公司提供早期成长阶段的资本,利润颇丰。目前,S28投资了数字健康、人工智能、房地产建设、无人机等与大数据和云计算软件密切相关的项目,以1.7亿美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成为硅谷数一数二的风投公司。
  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到何正德这一代,何家已经富到第四代了。如今37岁的何正德依然保持着吃苦耐劳和冒险精神,并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下一代,希望后代也能懂得个人奋斗的意义。
  尽管出生在美国,何正德却自称深深扎根于中国。受祖辈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他头脑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观念,比如“奋斗不仅是为了自己成功,更是为了周围人和下一代,乃至整个社会”。
  何正德坚信,技术革新会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致力于为具有实验性和开拓性的科技力量寻找广阔的商业市场。以他投资的Airspace为例,该项目研发出一套新一代无人机保安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光学雷达等技术辨识及追踪目标,拦截恶意无人机。“近几年无人机热潮成风,不论是为航拍或竞速,都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但若无人机遭恶意操控,入侵政府大楼、公共交通枢纽等上空,则会构成严重安全问题,如近期发生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恐袭事件。我们希望科技发展会对世界有正面的影响,让社会更安全及和谐。”何正德说。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何正德频繁往返于亚洲和美国。平均算下来,过去10年间,他在亚洲和美国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不过,这样的状态让何正德感到充实,“几乎每天都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人接触,倾听他们改善世界的愿景和计划”。
  拥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何正德,对于两者的差异和融合也感触颇深。他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积攒的人脉和资源,将美国硅谷的创新精神带入亚洲,同时把亚洲先进的商业模式推介到美国,并尽最大努力让两者结合在一起。何正德也把联结跨国创投资源当成自己的使命:“我有责任建立跨越国家边界的桥梁,以此连接各方资源和人才,致力于寻找为世界创造更多价值的新方法。”
  在何正德看来,亚洲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各有各的合理之处,很多地方值得合作、取长补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美国硅谷的顶级工程师里有很多亚裔移民,这些优秀的国际人才本身就是美国科技创业成功的必要环节。
  “中国的创新商业项目中有很多极具创意的商业模式,比如微信,不仅是交流平台,也是支付平台,消费者参与的深度无与伦比,这比国外同类社交软件要先进很多。此外,中国企业创新的速度也令全世界瞩目。”何正德说,“但在产品设计上,美国硅谷的创业者值得学习。人才是科技创业的关键,这些到硅谷的创业者们在产品的细节雕琢和质量把控上十分讲究,基本都是奔着一个长远目标去努力的,而不是短期成功。”
  眼下,最令何正德着急的是当今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希望这种状态尽快结束。“全球化至关重要,世界上很多难题只有通过各国协作才能解决,比如环境保护,希望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只是暂时的。”
  对于未来,何正德的最大感觸是“时间非常紧迫,有太多机会需要及时把握”,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和那些与他有相同激情、价值观,并有远大抱负的人接触,碰撞出更多的灵感和正能量。“我为自己成为‘全球青年领袖’的一员深感荣幸,这也意味着,我愿意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塑造更好的未来世界。”何正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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