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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诞生于风景如画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因此又称达沃斯论坛。每年论坛都会评选一届“全球青年领袖”，入选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精英。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从2005年开始运作，已经13年了。”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首席代表艾德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近5年来，中国入选者的数量每年都创下新高，今年达到11人。过去，很多出色的中国年轻人只在国内有知名度，而现在，他们在全球的曝光度越来越高。”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有句口号：领袖意味着奉献而非索取。艾德维用中文告诉记者，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追求的不仅是“致富光荣”，更是“行善以积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还在尽力影响社会。
“比如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刘肖，正在推动企业建设一些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以减少建筑物的碳排放。再如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李斯璇，她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同时还积极参与健身项目，推广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中，房子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从必需品变成投资品，几乎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而实践最终证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买房依然要回归“住”的本质。
“越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越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越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生命力越长。”刘肖说。
当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方米后，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社会的高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未来如何养老的问题，这也为房地产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
刘肖告诉记者，万科的养老业务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2年，还是以地产为主的思路，如开发养老住宅之类；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主要是做养老服务，包括医疗护理等，“这个产业链的核心是给养老社区的客户提供各种服务”。
在中国，已经付诸实践的养老服务产业有几种模式，比如学院式养老，让老人去进修、读书，再如度假式养老，在三亚等风景名胜地开发一些项目。但在刘肖看来，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生活方式尽可能少地改变，所以万科采取的是“邻里式”养老模式，养老社区都在城市里，让客户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此外，还有配套的护理服务，不同社区有数量不等的护理床位。
刘肖认为，中国养老产业的黄金时代远未到来。“在我们印象中，6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养老了，其实我们养老社区的住户平均年龄是80岁，这才是一个有刚性需要的年龄。目前在这个年纪的中国老人，并不是最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也不是人口数量最多的。真正庞大的群体是‘60后’‘70后’，而到他们80岁还有二三十年，独生子女一代则更加遥远。今天的养老产业都是在这个大时代到来之前做的布局。”
从这个层面说，今天的人们很难预测养老产业未来的发展轨迹。刘肖相信，养老行业一定会诞生千亿级、万亿级的企业，“但它究竟来自地产业还是服务业，甚至是保险业，都很难说。20年后的事言之尚早，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今天的需求，尝试着提供一些服务。” 这种不确定性让未来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事实上，刘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经历了重新选择的过程。2003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硕士毕业，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3年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MBA，毕业回国后加盟万科。
“人的生命短暂，你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只能选择如何去面对。如果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发展比中国明朝更有希望。而现在，世界发展的时钟在中国。2008年我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时钟在地产行业，我看好万科，所以就来了。”
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时钟或许已经不在地产业了，但新的机遇仍在孕育着。主攻家装行业的万链，就是万科新的产业布局之一。此外，还有近来颇受关注的长租公寓业务，也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我们有个口号，‘给年轻人一个有家的城市’。年轻人指的是所有在城市奋斗、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青年群体。我们有一种情怀，就是不仅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性价比高的住处，也能把万科倡导的生活方式、城市资源、服务设施与他们共享，比如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初心的。”
刘肖把万科的客户定位为“普通人”，他希望企业能服务于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我们的客户越是普通人，我们的生意空间就越大”。
“我是一个危机感很重而焦虑感很轻的人。”刘肖说，“我经常觉得有危机，但不太焦虑。”危机感可能来自周围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这让刘肖保持警觉，但更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掉。
“把压力化成行动，找到解决的办法，焦虑感就会减少。当然，确实有很难突破的情况，那么等待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有些事情是需要时机的，等待经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坚持在行业周期的高点去投资，那注定是要赔钱的，地产业也是。学会等待很重要，克制住你内心的焦虑，把等待看成一种解决问题的举措，希望可能就在明天。”
自从加入央视财经频道，李斯璇采访报道达沃斯冬季和夏季论坛已经有三四年了，再加上历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会议、G20峰会等，她采访了很多国际政要和世界级的企业家。
网络上流传着李斯璇采访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时的一组对话截图：当库克说自己工作勤奋、一天只睡4小时的时候，李斯璇调侃“那您或许得戴两只苹果手表吧，因为一只表只能续航18小时”。
英语的无障碍沟通是李斯璇一个重要的采访优势。从国内高中毕业后，她经过激烈的留学申请竞争，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主修经济和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李斯璇先后就职于华尔街的投行和私募基金公司。多年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让她不仅能说一口地道英语，更能用西方思维和逻辑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央视双语节目主持人、财经评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与人生阅历。在这方面，李斯璇比同龄人起步更早。作为一个成都妹子，她从小在四川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中学时参加央视“新苗杯”中学生电视主持人大赛、“希望之星”英语大赛，拿过不少奖项。李斯璇也擅长体育运动，曾在非洲沙漠里负重越野250公里，甚至挑战过铁人三项。业余时间，她还积极参与和推广健康公益项目。
“我的好奇心特别旺盛，感兴趣的事特别多，不管什么总想学一学、试一试。”李斯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但比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不能浅尝辄止。”
在美国读书时，她大二进入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部实习，并拿到了回聘证书；大三暑假收到华尔街多家投资银行的全职聘书，最后选择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私募基金部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刚刚毕业的李斯璇经受了磨炼。“那几年是一段很好的经历，让我迅速学习和成长，为日后做媒体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离开投行后，李斯璇进入杠杆收购鼻祖美国KKR私募基金公司，从事投资业务。“当时公司在全球只有110名员工，却管理着550亿美元的资金。我经常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有时凌晨三四点还在整理资料。老板要求极其严苛，文件里多一个空格、字体不对、页码错误都要修改，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让我养成了做事细致的习惯，现在回头看，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
在金融业工作3年后，有猎头联系李斯璇，问她是否有意加盟美国财经媒体CNBC电视台，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镜，李斯璇成为CNBC亚太总部的首位中英文双语主持人，于是她又在亚太总部所在地新加坡工作了3年。
“在CNBC期间，我与央视财经频道有很多接触的机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一方面感到国内机会更多，另一方面觉得央视这个平台很好，能接触很多全球性议题，视野可以覆盖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相比之下，CNBC的报道范围分成不同区域，如北美、亚太、欧洲等。所以在2014年底，当央视这边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财经频道时，我就答应了。”
回国发展后，李斯璇与世界的联动果然更加频繁、广泛了。除了固定的财经新闻节目外，她也经常出现在国际会议的现场，与各国政要、顶级企业家面对面。
有一次在秘鲁报道国际会议，当天工作结束后，李斯璇穿着拖鞋走在会场外的街上，突然看到秘鲁的前领导人，她立刻跟摄影师一起过去，自我介绍并请求采访，对方愉快地接受了。“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非常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因为你得迅速地跟他聊起来。”
一次在达沃斯冬季论坛上，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交通部长赵小兰恰好坐在了李斯璇旁边。“他们之前并没有安排媒体采访环节，但既然她坐我旁边了，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与李斯璇聊了一会天后，赵小兰答应了央视财经频道的独家专访邀请。
“其实我们交谈的前10分钟都是她在问我问题，包括我的成长经历、大学生活、工作情况。她在通过一些细节了解你，認为值得信任，才会接受你的独家专访。”这种现场碰到的采访机会，需要记者快速反应的能力。
专访库克时，李斯璇尽量在短时间内营造一种舒适的对话氛围。“如果他感到舒服、习惯，就会对记者放松下来，才能谈更多交心的话题。虽然我对他有了解，但当他觉得你很陌生时，是不愿意讲心里话的。” 离开美国7年，李斯璇感觉中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双向化，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越来越愿意走出国门，与世界沟通。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达沃斯论坛，近几年中国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能主动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和外界交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
这种沟通意愿是如此强烈，李斯璇希望以一名媒体人的视角，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将其呈现出来，把中国的故事告诉世界，也把世界的观点带给中国。
站在全球化的新十字路口，李斯璇感到媒体人的责任。“就我个人的体会，对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不光是世界，包括中国自己都需要积极面对、快速适应。无论全球化是否有暂时的逆风，整体的合作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也很难逆转。交流、包容、理解、融合，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需要一些时间。其实沟通的方式并不复杂，只要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刻板的观念可能就会改变。”
和曾祖父、香港慈善家何英杰一样，何正德在外界不事张扬、低调谦逊，遍寻网络也找不到过多信息，但对于自认为有意义的事业，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与执着。
30岁出头时，白手起家的何英杰进军烟草业，在上海创办了香烟品牌“高乐”，成为富甲一方的超级富豪。同样在30多岁的年纪，何正德在美国硅谷创立了一家名为S28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促进了高科技创投界的跨国交流，他也由于这方面的贡献被评为2018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
“如果不是继承了曾祖父身上的精神品质，我不会有机会站在‘全球青年领袖’的领奖台上。”何正德说，“除了勇于创新和善待他人，他还教会何家后代勤奋上进，一切美好都要靠勤奋来创造。”
在何正德看来，不断进取的基因深深流淌在何家人的骨血里。他从小就看到父亲何柱国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旁听父亲的金融会议，自己也刻苦读书，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高盛集团、何氏家族企业星岛集团工作。
作为旁人眼中的富家子弟，何正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涉足新领域。他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创办了Harbor Pacific资本和S28资本，专注于为美国及亚洲的新兴科技公司提供早期成长阶段的资本，利润颇丰。目前，S28投资了数字健康、人工智能、房地产建设、无人机等与大数据和云计算软件密切相关的项目，以1.7亿美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成为硅谷数一数二的风投公司。
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到何正德这一代，何家已经富到第四代了。如今37岁的何正德依然保持着吃苦耐劳和冒险精神，并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下一代，希望后代也能懂得个人奋斗的意义。
尽管出生在美国，何正德却自称深深扎根于中国。受祖辈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他头脑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观念，比如“奋斗不仅是为了自己成功，更是为了周围人和下一代，乃至整个社会”。
何正德坚信，技术革新会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致力于为具有实验性和开拓性的科技力量寻找广阔的商业市场。以他投资的Airspace为例，该项目研发出一套新一代无人机保安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光学雷达等技术辨识及追踪目标，拦截恶意无人机。“近几年无人机热潮成风，不论是为航拍或竞速，都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但若无人机遭恶意操控，入侵政府大楼、公共交通枢纽等上空，则会构成严重安全问题，如近期发生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恐袭事件。我们希望科技发展会对世界有正面的影响，让社会更安全及和谐。”何正德说。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何正德频繁往返于亚洲和美国。平均算下来，过去10年间，他在亚洲和美国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不过，这样的状态让何正德感到充实，“几乎每天都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人接触，倾听他们改善世界的愿景和计划”。
拥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何正德，对于两者的差异和融合也感触颇深。他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积攒的人脉和资源，将美国硅谷的创新精神带入亚洲，同时把亚洲先进的商业模式推介到美国，并尽最大努力让两者结合在一起。何正德也把联结跨国创投资源当成自己的使命：“我有责任建立跨越国家边界的桥梁，以此连接各方资源和人才，致力于寻找为世界创造更多价值的新方法。”
在何正德看来，亚洲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各有各的合理之处，很多地方值得合作、取长补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美国硅谷的顶级工程师里有很多亚裔移民，这些优秀的国际人才本身就是美国科技创业成功的必要环节。
“中国的创新商业项目中有很多极具创意的商业模式，比如微信，不仅是交流平台，也是支付平台，消费者参与的深度无与伦比，这比国外同类社交软件要先进很多。此外，中国企业创新的速度也令全世界瞩目。”何正德说，“但在产品设计上，美国硅谷的创业者值得学习。人才是科技创业的关键，这些到硅谷的创业者们在产品的细节雕琢和质量把控上十分讲究，基本都是奔着一个长远目标去努力的，而不是短期成功。”
眼下，最令何正德着急的是当今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希望这种状态尽快结束。“全球化至关重要，世界上很多难题只有通过各国协作才能解决，比如环境保护，希望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只是暂时的。”
对于未来，何正德的最大感觸是“时间非常紧迫，有太多机会需要及时把握”，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和那些与他有相同激情、价值观，并有远大抱负的人接触，碰撞出更多的灵感和正能量。“我为自己成为‘全球青年领袖’的一员深感荣幸，这也意味着，我愿意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塑造更好的未来世界。”何正德说。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从2005年开始运作，已经13年了。”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首席代表艾德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近5年来，中国入选者的数量每年都创下新高，今年达到11人。过去，很多出色的中国年轻人只在国内有知名度，而现在，他们在全球的曝光度越来越高。”
“全球青年领袖”项目有句口号：领袖意味着奉献而非索取。艾德维用中文告诉记者，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追求的不仅是“致富光荣”，更是“行善以积功”，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还在尽力影响社会。
“比如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刘肖，正在推动企业建设一些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以减少建筑物的碳排放。再如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李斯璇，她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同时还积极参与健身项目，推广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中，房子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从必需品变成投资品，几乎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而实践最终证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买房依然要回归“住”的本质。
“越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越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越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生命力越长。”刘肖说。
当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方米后，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社会的高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未来如何养老的问题，这也为房地产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
刘肖告诉记者，万科的养老业务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2年，还是以地产为主的思路，如开发养老住宅之类；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主要是做养老服务，包括医疗护理等，“这个产业链的核心是给养老社区的客户提供各种服务”。
在中国，已经付诸实践的养老服务产业有几种模式，比如学院式养老，让老人去进修、读书，再如度假式养老，在三亚等风景名胜地开发一些项目。但在刘肖看来，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生活方式尽可能少地改变，所以万科采取的是“邻里式”养老模式，养老社区都在城市里，让客户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此外，还有配套的护理服务，不同社区有数量不等的护理床位。
刘肖认为，中国养老产业的黄金时代远未到来。“在我们印象中，6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养老了，其实我们养老社区的住户平均年龄是80岁，这才是一个有刚性需要的年龄。目前在这个年纪的中国老人，并不是最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也不是人口数量最多的。真正庞大的群体是‘60后’‘70后’，而到他们80岁还有二三十年，独生子女一代则更加遥远。今天的养老产业都是在这个大时代到来之前做的布局。”
从这个层面说，今天的人们很难预测养老产业未来的发展轨迹。刘肖相信，养老行业一定会诞生千亿级、万亿级的企业，“但它究竟来自地产业还是服务业，甚至是保险业，都很难说。20年后的事言之尚早，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今天的需求，尝试着提供一些服务。” 这种不确定性让未来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事实上，刘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经历了重新选择的过程。2003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硕士毕业，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3年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MBA，毕业回国后加盟万科。
“人的生命短暂，你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只能选择如何去面对。如果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发展比中国明朝更有希望。而现在，世界发展的时钟在中国。2008年我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时钟在地产行业，我看好万科，所以就来了。”
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时钟或许已经不在地产业了，但新的机遇仍在孕育着。主攻家装行业的万链，就是万科新的产业布局之一。此外，还有近来颇受关注的长租公寓业务，也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我们有个口号，‘给年轻人一个有家的城市’。年轻人指的是所有在城市奋斗、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青年群体。我们有一种情怀，就是不仅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性价比高的住处，也能把万科倡导的生活方式、城市资源、服务设施与他们共享，比如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初心的。”
刘肖把万科的客户定位为“普通人”，他希望企业能服务于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我们的客户越是普通人，我们的生意空间就越大”。
“我是一个危机感很重而焦虑感很轻的人。”刘肖说，“我经常觉得有危机，但不太焦虑。”危机感可能来自周围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这让刘肖保持警觉，但更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掉。
“把压力化成行动，找到解决的办法，焦虑感就会减少。当然，确实有很难突破的情况，那么等待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有些事情是需要时机的，等待经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坚持在行业周期的高点去投资，那注定是要赔钱的，地产业也是。学会等待很重要，克制住你内心的焦虑，把等待看成一种解决问题的举措，希望可能就在明天。”
李斯璇：我在中国与世界联动
自从加入央视财经频道，李斯璇采访报道达沃斯冬季和夏季论坛已经有三四年了，再加上历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会议、G20峰会等，她采访了很多国际政要和世界级的企业家。
网络上流传着李斯璇采访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时的一组对话截图：当库克说自己工作勤奋、一天只睡4小时的时候，李斯璇调侃“那您或许得戴两只苹果手表吧，因为一只表只能续航18小时”。
英语的无障碍沟通是李斯璇一个重要的采访优势。从国内高中毕业后，她经过激烈的留学申请竞争，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主修经济和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李斯璇先后就职于华尔街的投行和私募基金公司。多年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让她不仅能说一口地道英语，更能用西方思维和逻辑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央视双语节目主持人、财经评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与人生阅历。在这方面，李斯璇比同龄人起步更早。作为一个成都妹子，她从小在四川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中学时参加央视“新苗杯”中学生电视主持人大赛、“希望之星”英语大赛，拿过不少奖项。李斯璇也擅长体育运动，曾在非洲沙漠里负重越野250公里，甚至挑战过铁人三项。业余时间，她还积极参与和推广健康公益项目。
“我的好奇心特别旺盛，感兴趣的事特别多，不管什么总想学一学、试一试。”李斯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但比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不能浅尝辄止。”
在美国读书时，她大二进入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部实习，并拿到了回聘证书；大三暑假收到华尔街多家投资银行的全职聘书，最后选择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私募基金部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刚刚毕业的李斯璇经受了磨炼。“那几年是一段很好的经历，让我迅速学习和成长，为日后做媒体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离开投行后，李斯璇进入杠杆收购鼻祖美国KKR私募基金公司，从事投资业务。“当时公司在全球只有110名员工，却管理着550亿美元的资金。我经常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有时凌晨三四点还在整理资料。老板要求极其严苛，文件里多一个空格、字体不对、页码错误都要修改，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让我养成了做事细致的习惯，现在回头看，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
在金融业工作3年后，有猎头联系李斯璇，问她是否有意加盟美国财经媒体CNBC电视台，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镜，李斯璇成为CNBC亚太总部的首位中英文双语主持人，于是她又在亚太总部所在地新加坡工作了3年。
“在CNBC期间，我与央视财经频道有很多接触的机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一方面感到国内机会更多，另一方面觉得央视这个平台很好，能接触很多全球性议题，视野可以覆盖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相比之下，CNBC的报道范围分成不同区域，如北美、亚太、欧洲等。所以在2014年底，当央视这边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财经频道时，我就答应了。”
回国发展后，李斯璇与世界的联动果然更加频繁、广泛了。除了固定的财经新闻节目外，她也经常出现在国际会议的现场，与各国政要、顶级企业家面对面。
有一次在秘鲁报道国际会议，当天工作结束后，李斯璇穿着拖鞋走在会场外的街上，突然看到秘鲁的前领导人，她立刻跟摄影师一起过去，自我介绍并请求采访，对方愉快地接受了。“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非常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因为你得迅速地跟他聊起来。”
一次在达沃斯冬季论坛上，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交通部长赵小兰恰好坐在了李斯璇旁边。“他们之前并没有安排媒体采访环节，但既然她坐我旁边了，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与李斯璇聊了一会天后，赵小兰答应了央视财经频道的独家专访邀请。
“其实我们交谈的前10分钟都是她在问我问题，包括我的成长经历、大学生活、工作情况。她在通过一些细节了解你，認为值得信任，才会接受你的独家专访。”这种现场碰到的采访机会，需要记者快速反应的能力。
专访库克时，李斯璇尽量在短时间内营造一种舒适的对话氛围。“如果他感到舒服、习惯，就会对记者放松下来，才能谈更多交心的话题。虽然我对他有了解，但当他觉得你很陌生时，是不愿意讲心里话的。” 离开美国7年，李斯璇感觉中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双向化，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越来越愿意走出国门，与世界沟通。
“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达沃斯论坛，近几年中国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能主动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和外界交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
这种沟通意愿是如此强烈，李斯璇希望以一名媒体人的视角，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将其呈现出来，把中国的故事告诉世界，也把世界的观点带给中国。
站在全球化的新十字路口，李斯璇感到媒体人的责任。“就我个人的体会，对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不光是世界，包括中国自己都需要积极面对、快速适应。无论全球化是否有暂时的逆风，整体的合作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也很难逆转。交流、包容、理解、融合，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需要一些时间。其实沟通的方式并不复杂，只要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刻板的观念可能就会改变。”
何正德，穿梭于东西方的“富四代”
和曾祖父、香港慈善家何英杰一样，何正德在外界不事张扬、低调谦逊，遍寻网络也找不到过多信息，但对于自认为有意义的事业，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与执着。
30岁出头时，白手起家的何英杰进军烟草业，在上海创办了香烟品牌“高乐”，成为富甲一方的超级富豪。同样在30多岁的年纪，何正德在美国硅谷创立了一家名为S28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促进了高科技创投界的跨国交流，他也由于这方面的贡献被评为2018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
“如果不是继承了曾祖父身上的精神品质，我不会有机会站在‘全球青年领袖’的领奖台上。”何正德说，“除了勇于创新和善待他人，他还教会何家后代勤奋上进，一切美好都要靠勤奋来创造。”
在何正德看来，不断进取的基因深深流淌在何家人的骨血里。他从小就看到父亲何柱国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旁听父亲的金融会议，自己也刻苦读书，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高盛集团、何氏家族企业星岛集团工作。
作为旁人眼中的富家子弟，何正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涉足新领域。他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创办了Harbor Pacific资本和S28资本，专注于为美国及亚洲的新兴科技公司提供早期成长阶段的资本，利润颇丰。目前，S28投资了数字健康、人工智能、房地产建设、无人机等与大数据和云计算软件密切相关的项目，以1.7亿美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成为硅谷数一数二的风投公司。
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到何正德这一代，何家已经富到第四代了。如今37岁的何正德依然保持着吃苦耐劳和冒险精神，并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下一代，希望后代也能懂得个人奋斗的意义。
尽管出生在美国，何正德却自称深深扎根于中国。受祖辈教育和家风的影响，他头脑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观念，比如“奋斗不仅是为了自己成功，更是为了周围人和下一代，乃至整个社会”。
何正德坚信，技术革新会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致力于为具有实验性和开拓性的科技力量寻找广阔的商业市场。以他投资的Airspace为例，该项目研发出一套新一代无人机保安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光学雷达等技术辨识及追踪目标，拦截恶意无人机。“近几年无人机热潮成风，不论是为航拍或竞速，都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但若无人机遭恶意操控，入侵政府大楼、公共交通枢纽等上空，则会构成严重安全问题，如近期发生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恐袭事件。我们希望科技发展会对世界有正面的影响，让社会更安全及和谐。”何正德说。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何正德频繁往返于亚洲和美国。平均算下来，过去10年间，他在亚洲和美国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不过，这样的状态让何正德感到充实，“几乎每天都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人接触，倾听他们改善世界的愿景和计划”。
拥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何正德，对于两者的差异和融合也感触颇深。他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积攒的人脉和资源，将美国硅谷的创新精神带入亚洲，同时把亚洲先进的商业模式推介到美国，并尽最大努力让两者结合在一起。何正德也把联结跨国创投资源当成自己的使命：“我有责任建立跨越国家边界的桥梁，以此连接各方资源和人才，致力于寻找为世界创造更多价值的新方法。”
在何正德看来，亚洲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各有各的合理之处，很多地方值得合作、取长补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美国硅谷的顶级工程师里有很多亚裔移民，这些优秀的国际人才本身就是美国科技创业成功的必要环节。
“中国的创新商业项目中有很多极具创意的商业模式，比如微信，不仅是交流平台，也是支付平台，消费者参与的深度无与伦比，这比国外同类社交软件要先进很多。此外，中国企业创新的速度也令全世界瞩目。”何正德说，“但在产品设计上，美国硅谷的创业者值得学习。人才是科技创业的关键，这些到硅谷的创业者们在产品的细节雕琢和质量把控上十分讲究，基本都是奔着一个长远目标去努力的，而不是短期成功。”
眼下，最令何正德着急的是当今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希望这种状态尽快结束。“全球化至关重要，世界上很多难题只有通过各国协作才能解决，比如环境保护，希望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只是暂时的。”
对于未来，何正德的最大感觸是“时间非常紧迫，有太多机会需要及时把握”，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和那些与他有相同激情、价值观，并有远大抱负的人接触，碰撞出更多的灵感和正能量。“我为自己成为‘全球青年领袖’的一员深感荣幸，这也意味着，我愿意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塑造更好的未来世界。”何正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