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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域复杂，气象多变，暗礁密布。在没有航海地图和卫星定位系统的年代，是什么力量支撑海南渔民，让他们仅凭借简陋的航海装备就敢闯荡神秘海域？答案是一本陈旧的路书《更路簿》。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乾巽”是航行角度；“更”，指路程，每更航程大约10海里。简短一句话就标示清楚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
在没有精确的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的久远年代，凡前往南海作业的中国渔船都必备两样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渔船依靠罗盘确定航行方向，而《更路簿》则记载了自港口到南海各岛礁的详细情况——翻开那本古老的册子，上面的每个字都是老渔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生命书写的……
航海圣经
“没有《更路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一艘普通机动渔船，从潭门开到南沙诸岛需要5天5夜。而在帆船时代，那更是一场艰难而耗时许久的航行：船队往往在每年农历11月至12月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一些船留在当地生产，另一些船队则奔赴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两季大约半年的捕捞作业后，他们才带着打捞起来的渔货，在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回家乡。
对于船队而言，最重要的有两种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相比前者而言，《更路簿》更为重要。“没有罗盘，可以凭星斗来判断方向，但没有《更路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位老船长如是说。
《更路簿》大致形成于明末清初。在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船长都有记录自己航行轨迹的习惯，无论是否识字，船长都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航行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航海记录就是《更路簿》的初稿。
《更路簿》没有定本，由各位船长乃至船员一起努力，不断完善和修改，每个船员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验添加到《更路簿》里。久而久之，就成为一部详细记录西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特征和准确位置，以及起航线、岛礁地貌和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在内的“航海圣经”。
《更路簿》的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潭门镇90多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是凭借祖传的小册子和罗盘，当了30多年的水手。“现在南海的三沙海域，我都去过，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我的簿子里面都记录清楚了的，从来没错过。”
《更路簿》的更新史，实际上也是船长与船员的血泪史，或者说，它就是船员们拿命换来的。船队带着生活的压力出发，只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很多人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资料记载，从清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三年间的35年光景中，下南海死去的潭门镇渔民就多达130多人；潭门镇石宛村老渔民麦兴铣收藏的《麦氏家谱》中也记载了先人船长的悲歌：“考生卯辛年十月十九日未时去东海（西沙）卒，咸丰五年四月初五卜葬港门坡与俞昌公同矿。”
现今的西沙及南沙群岛，依旧留存着众多当年渔民为死去同伴盖起的孤魂庙遗迹。对于手中的《更路簿》，他们尊重无比：无论是哪种版本的手抄本，里面每一个字都一笔一画书写得认真工整，仿佛是一种仪式，祭祀着先辈的勇敢刚毅……
《更路簿》指出“海上丝绸之路”
直到20世纪50年代，《更路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在潭门镇人心中，它依旧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老的传奇。
“《更路簿》是一个家族的传家宝。”老船员苏承芬说，自己1948年上船，第一次出海的目的地就是南海。“当时行船南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马蹄螺，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说起航海的日子，老人滔滔不绝。
老苏还为笔者介绍说，在他这一辈经营南沙的渔民中，最崇拜来自海南文昌的黄学校，这位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白手起家，从小船员做到大船东，继而拥有自己的船队。“家里的老人从小就教育娃，从小要学船王，努力赚钱哩。”
当地县志记载，正是《更路簿》为船王和船长们，指出了一条条黄金航道。资料显示，当时的船长们非常善于总结，他们通过前人的路线记载、对比研究，逐步固定下便于海上作业的“最佳路线”。如渔民彭正楷版本的《更路簿》上，就记载有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以及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土纳群岛和潮满岛。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了。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更加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不仅开辟出捕捞业的黄金水道，也航行出了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
在潭门渔民的心里，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地图：如果问老一点的船长，他可能没有去过20公里外的琼海市，更别说三亚和海口，但对东南亚却很熟悉，在他们心中，陆地上的20公里比海上2000公里还远。老船长说，南海渔民经常一不小心就到了东南亚国家，于是就上岸去吃个饭，买个东西再回船上。常有船长在买东西时被当地姑娘看中——她们对远道而来的渔民充满钦佩，于是结婚，生子，过两三年再回家。
潭门的一位船长还告诉我，他是当地出行最多的人，最远去过宁夏那边的巴丹吉林沙漠——我问他，你觉得沙漠恐怖还是大海恐怖？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沙漠，开车才恐怖，晃来晃去的，但是海上就好，都摸熟了……”
《更路簿》为证
在孤岛上生存18年的人
海上风云莫测，台风巨浪袭来，怎么办？每次去南海海域作业都要在远离大陆的海洋上漂泊3至4个月，赖以生存的淡水、粮食从哪里补给？南海海域常年高温高湿，冒着生命危险打捞上来的海产品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就会变质，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更路簿》，就如同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根据里面的详细记载，渔民们可以对某个月份某片海域的大致情形了如指掌，同时，它还能够指导渔民如何选择岛屿驻扎，以避风浪——很多渔民在岛上用草席、椰叶或破旧船料、树木等搭起窝棚，将捕到的海参、海龟、螺等海产品，晒干贮藏。资料记载，从15世纪开始，潭门镇渔民不但以西沙、南沙作为渔业生产基地，还在岛上建屋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凡是有淡水的、具备住人条件的岛屿，几乎都有中国人的身影，有些渔民在岛上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文昌县志》记载，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就曾在南海双子礁住了整整18年。
渔民们不仅住在岛上，还为岛屿起了一个颇为生动的中国名字。如他们把环礁称为“筐”，把南威岛称为“岛仔峙”，把司令礁称为“眼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这些名字都极具海南方言特色。1868年英国海军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曾记载“Sin Cowe”和“Namyit”两个南海岛屿的名称，显然就是音译海南渔民对景宏岛的称谓“秤钩”，以及对鸿麻岛的称谓“南乙”。
这样看来，《更路簿》现今已成为我国宣誓南海主权的重要依据。
我国考古学界在南海的进一步发现，也证明了南海海域与中国的不可分割关系。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等10多个岛屿和礁盘上，已经发掘出的陶瓷器多达2000多件，自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代的都有。在甘泉岛上，还发现有唐宋时期的青釉罐、青釉四系罐等，不少质地质朴的盘、碗、瓶、罐以及铁刀、铁锅等，俨然是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是他们在岛上生活的见证……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乾巽”是航行角度；“更”，指路程，每更航程大约10海里。简短一句话就标示清楚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
在没有精确的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的久远年代，凡前往南海作业的中国渔船都必备两样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渔船依靠罗盘确定航行方向，而《更路簿》则记载了自港口到南海各岛礁的详细情况——翻开那本古老的册子，上面的每个字都是老渔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生命书写的……
航海圣经
“没有《更路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一艘普通机动渔船，从潭门开到南沙诸岛需要5天5夜。而在帆船时代，那更是一场艰难而耗时许久的航行：船队往往在每年农历11月至12月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一些船留在当地生产，另一些船队则奔赴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两季大约半年的捕捞作业后，他们才带着打捞起来的渔货，在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回家乡。
对于船队而言，最重要的有两种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相比前者而言，《更路簿》更为重要。“没有罗盘，可以凭星斗来判断方向，但没有《更路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位老船长如是说。
《更路簿》大致形成于明末清初。在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船长都有记录自己航行轨迹的习惯，无论是否识字，船长都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航行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航海记录就是《更路簿》的初稿。
《更路簿》没有定本，由各位船长乃至船员一起努力，不断完善和修改，每个船员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验添加到《更路簿》里。久而久之，就成为一部详细记录西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特征和准确位置，以及起航线、岛礁地貌和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在内的“航海圣经”。
《更路簿》的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潭门镇90多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是凭借祖传的小册子和罗盘，当了30多年的水手。“现在南海的三沙海域，我都去过，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我的簿子里面都记录清楚了的，从来没错过。”
《更路簿》的更新史，实际上也是船长与船员的血泪史，或者说，它就是船员们拿命换来的。船队带着生活的压力出发，只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很多人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资料记载，从清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三年间的35年光景中，下南海死去的潭门镇渔民就多达130多人；潭门镇石宛村老渔民麦兴铣收藏的《麦氏家谱》中也记载了先人船长的悲歌：“考生卯辛年十月十九日未时去东海（西沙）卒，咸丰五年四月初五卜葬港门坡与俞昌公同矿。”
现今的西沙及南沙群岛，依旧留存着众多当年渔民为死去同伴盖起的孤魂庙遗迹。对于手中的《更路簿》，他们尊重无比：无论是哪种版本的手抄本，里面每一个字都一笔一画书写得认真工整，仿佛是一种仪式，祭祀着先辈的勇敢刚毅……
《更路簿》指出“海上丝绸之路”
直到20世纪50年代，《更路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在潭门镇人心中，它依旧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老的传奇。
“《更路簿》是一个家族的传家宝。”老船员苏承芬说，自己1948年上船，第一次出海的目的地就是南海。“当时行船南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马蹄螺，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说起航海的日子，老人滔滔不绝。
老苏还为笔者介绍说，在他这一辈经营南沙的渔民中，最崇拜来自海南文昌的黄学校，这位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白手起家，从小船员做到大船东，继而拥有自己的船队。“家里的老人从小就教育娃，从小要学船王，努力赚钱哩。”
当地县志记载，正是《更路簿》为船王和船长们，指出了一条条黄金航道。资料显示，当时的船长们非常善于总结，他们通过前人的路线记载、对比研究，逐步固定下便于海上作业的“最佳路线”。如渔民彭正楷版本的《更路簿》上，就记载有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以及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土纳群岛和潮满岛。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了。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更加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不仅开辟出捕捞业的黄金水道，也航行出了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
在潭门渔民的心里，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地图：如果问老一点的船长，他可能没有去过20公里外的琼海市，更别说三亚和海口，但对东南亚却很熟悉，在他们心中，陆地上的20公里比海上2000公里还远。老船长说，南海渔民经常一不小心就到了东南亚国家，于是就上岸去吃个饭，买个东西再回船上。常有船长在买东西时被当地姑娘看中——她们对远道而来的渔民充满钦佩，于是结婚，生子，过两三年再回家。
潭门的一位船长还告诉我，他是当地出行最多的人，最远去过宁夏那边的巴丹吉林沙漠——我问他，你觉得沙漠恐怖还是大海恐怖？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沙漠，开车才恐怖，晃来晃去的，但是海上就好，都摸熟了……”
《更路簿》为证
在孤岛上生存18年的人
海上风云莫测，台风巨浪袭来，怎么办？每次去南海海域作业都要在远离大陆的海洋上漂泊3至4个月，赖以生存的淡水、粮食从哪里补给？南海海域常年高温高湿，冒着生命危险打捞上来的海产品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就会变质，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更路簿》，就如同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根据里面的详细记载，渔民们可以对某个月份某片海域的大致情形了如指掌，同时，它还能够指导渔民如何选择岛屿驻扎，以避风浪——很多渔民在岛上用草席、椰叶或破旧船料、树木等搭起窝棚，将捕到的海参、海龟、螺等海产品，晒干贮藏。资料记载，从15世纪开始，潭门镇渔民不但以西沙、南沙作为渔业生产基地，还在岛上建屋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凡是有淡水的、具备住人条件的岛屿，几乎都有中国人的身影，有些渔民在岛上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文昌县志》记载，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就曾在南海双子礁住了整整18年。
渔民们不仅住在岛上，还为岛屿起了一个颇为生动的中国名字。如他们把环礁称为“筐”，把南威岛称为“岛仔峙”，把司令礁称为“眼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这些名字都极具海南方言特色。1868年英国海军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曾记载“Sin Cowe”和“Namyit”两个南海岛屿的名称，显然就是音译海南渔民对景宏岛的称谓“秤钩”，以及对鸿麻岛的称谓“南乙”。
这样看来，《更路簿》现今已成为我国宣誓南海主权的重要依据。
我国考古学界在南海的进一步发现，也证明了南海海域与中国的不可分割关系。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等10多个岛屿和礁盘上，已经发掘出的陶瓷器多达2000多件，自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代的都有。在甘泉岛上，还发现有唐宋时期的青釉罐、青釉四系罐等，不少质地质朴的盘、碗、瓶、罐以及铁刀、铁锅等，俨然是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是他们在岛上生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