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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通过建立或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高管，在公司出现财务压力时，具有较强的财务舞弊倾向。选取1994—2012年间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舞弊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相应配对，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发现公司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呈显著正相关影响。不同的公司高管职位存在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现象的出现产生差别性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董事长级别、经理层级和董事层级。不同的审计费用水平也会对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产生影响。由此提出降低政府参与、控制寻租渠道、规范信息披露制度等建议。
【关键词】 政治关联； 财务舞弊； 政治关联指数； 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9-0086-06
一、引言
财务报告是公司伴随着经营过程定期向市场输出的结果，对公司的短期市值、长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财务舞弊主要是指财务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等。虽然对财务舞弊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但财务舞弊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有文献大多从财务识别特征和公司治理等微观角度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经验研究，但是缺少从政治角度这一外部宏观因素考虑其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即目前的研究主要考虑财务舞弊与微观公司主体特征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管理层谋求的外部政治关联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反腐倡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于律己，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本文在此宏观背景下，尝试从政治角度将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联系起来，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在政治关联的作用下，是否增加了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从而拓展财务舞弊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研究领域。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众多参与者之一，需要在各种关联中稳定运行。如果能够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企业就能获得并维持较强的竞争优势，继而为企业带来额外的利益机会。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主要强调企业是与社会经济领域各方面发生关联的网络纽带。
随着“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开始研究公司高级管理者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并将其称为“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人物，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司高管寻找稀缺资源的渠道一般包括横向企业间的寻求和纵向政府的获取。公司高管与政府之间建立的关系，能够从政府获取特许权、融资便利性、优惠税率等稀缺资源，并转化为公司资本，最终为公司的价值最大化目标作出贡献。
寻租理论概念是由Krueger（1974）提出的，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对经济体的运行干预，对生产许可和生产配额进行管制，产生了额外收益，却对社会福利造成了巨大损失。当人们通过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时，寻租便由此产生了。政府在履行职责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担任资源配置的角色，如果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存在密切关系，这就会使这部分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特许权或稀缺资源，从而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Tollison（1982）认为寻租就是通过耗费稀缺资源攫取财富，这种财富并不是创造的，是通过损害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而转移的财富。由于市场是不完备的，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凸显其作用，政治与经济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与政府交流的渠道会更通畅，往往能够以更低的代价获得特许权、低利率、低税率等稀缺资源。
关于企业舞弊行为的成因，理论界提出了企业舞弊形成的三角理论、GONE理论和企业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等许多著名的理论。舞弊三角理论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的创始人史蒂文·阿伯雷齐特提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三要素组成，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其中压力诱使舞弊者产生舞弊的动机，机会提供舞弊者实施舞弊的条件和时机，而自我合理化为舞弊者找到符合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的合乎情理的解释。
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是一把“保护伞”，这把“保护伞”在公司存在财务舞弊压力时，增加了其财务舞弊的机会，如果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合理化借口，那么财务舞弊极有可能发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建立或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较于未建立或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具有较强的财务舞弊倾向，即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Effiezal，Mazlina，Kieran（2011）的研究，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治理要求更高，需要审计人员作出更大的努力，即需要施加更多的审计程序。审计费用越高，有理由认为会减弱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施加的审计程序更多，越能减弱政治关联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相关性；反之亦然。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基于舞弊因素识别的实证研究，一般多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验证本文假设1，建立模型1：
对于上述假设，如果β1显著大于0，则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政治关联会影响财务舞弊的发生。其中，Fraud为财务舞弊，PC为政治关联，INDIR为独立董事比例，FIRST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DUAL为两职合一，GROWTH为营业收入增长率。
同理，为验证假设2，建立模型2：
其中FEE为审计费用，PC*FEE为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交叉变量衡量的是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能力”的影响。 基于张多蕾、张盛勇（2013）提出的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本文作出了改进，扩大了政治职位的选择范围，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和yaahp V0.5.3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政治关联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以上指数模型，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的某一职位由多人担任，并且拥有政治身份的人数多于1人，应累计计算；第二，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员存在职位兼任现象，采取“孰高原则”，即选择较高职位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不重复计算；第三，若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的某位成员具有多重政治身份，采取“孰高原则”，即选择较高政治身份级别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不重复计算。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财务报告舞弊（Fraud），该变量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法，如果在所选期间被证监会处罚公告披露，则Fraud取1；反之Fraud取0。
2.解释变量
当公司的高管现在或曾经在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常设机构、检察院、法院任职或者现在担任或曾担任过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时如果该公司的高管获得过国家级的荣誉，例如“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再者，前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自创企业均被视为存在政治关联，PC变量按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计算得出数据。
3.控制变量
为了研究政治关联变量对财务舞弊的影响，需要引入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以下最为相关的四个控制变量：
独立董事比例（INDIR）。诸多学者表明，董事会特征对于财务舞弊发生有一定影响，而独立董事作为公司独立聘请的外部董事，不受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约束，具有较强独立性，因而对公司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减少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本文将独立董事比例（INDIR）作为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负。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已有学者表明财务舞弊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基于公司的形象考虑，倾向于反映企业的真实业绩，降低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本文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作为控制变量，预计符号为负。
两职合一（DUAL）。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会增加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本文将两职合一（DUAL）作为其中的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正。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成长性对财务舞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业绩不佳、成长性较差的公司，其越有动机通过财务舞弊掩饰其较差业绩，财务舞弊行为越容易发生。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作为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负。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样本选择
本文从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选取了披露的1994年至2012年因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六条、六十七条、六十八条而被证监会处罚的270家公司，处罚原因为“上市公司的定期财务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若同一公司连续几年都发生财务舞弊，则每一舞弊年度都视为一个样本），以此视为该公司当年存在财务舞弊。在剔除缺乏配对样本及数据不全的舞弊公司后，本文共得到332个舞弊样本。
（二）配对样本选择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和公司规模都是对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在为每个舞弊样本选择配对样本时，应选择与研究样本行业相同、规模相当的公司进行匹配。本文按照如下步骤为每个舞弊样本按照1■1的比例选取配对样本：
1.确定每个舞弊样本的行业及其在舞弊年度年末的资产总额；
2.剔除与舞弊样本细分行业相同但曾因舞弊而被公开披露的公司以及在舞弊期间被ST、PT的公司；
3.在细分行业相同的公司中选取与舞弊样本舞弊年度年末资产总额相当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年末资产总额相差比例控制在20%以内）。当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较多时，以相同上市地点和相近上市时间作为进一步的标准进行选择。
按照上述步骤实施选择，同时剔除无法配对的样本后，共得到332个舞弊样本及332个配对样本。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高管的政治联系来衡量公司的政治关联。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联系的主要判断依据是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高管工作经历，这些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和讯网等进行手动收集整理，再根据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计算每一个样本的政治关联指数。其他所使用的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风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的数据一部分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但不完善，其余部分通过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及东方财富网等披露的财务数据来手动收集。
五、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配对样本T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选取的配对样本是否合适，本文对该配对样本进行了T检验。
通过对表3舞弊样本和配对样本的T值检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出：（1）舞弊公司的公司业绩及成长性水平小于非舞弊公司；（2）舞弊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非舞弊公司的比例；（3）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变量取值大于非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取值；（4）舞弊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略低于非舞弊公司；（5）舞弊公司的政治关联程度远远高于非舞弊公司。
上述舞弊样本和配对样本的T值检验结果充分表明：本文提出的上述假设具有合理性。
（二）Logistic回归结果及分析
1.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回归
本文采用SPSS16.0对664个样本进行了Logistic回归，该回归分析用以检验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模型1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系数为29.411，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符合本文的假设1，即财务舞弊与公司政治关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于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舞弊呈负相关关系，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符合本文的预期，即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注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越不容易进行财务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与财务舞弊的相关系数为0.84，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财务舞弊负相关，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预期，即公司业绩不佳、成长性较差的公司，其越有动机通过财务舞弊掩饰其较差业绩，财务舞弊行为越容易发生。此外，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财务报告舞弊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选取量还不够充分，使得回归结果存在少量偏差。
2.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相关性的分组回归
为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按照政治关联指数大小对332个财务舞弊样本进行以下分组：第一组，高度政治关联样本105个，主要包括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级别舞弊样本；第二组，中度政治关联样本111个，主要包括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级别舞弊样本；第三组，轻度政治关联样本116个，主要包括公司经理层级别舞弊样本。分别对这三组舞弊及配对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组高度政治关联程度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明显偏高，达到72.737；第二组中度政治关联程度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较低，为3.403；第三组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为27.363。各项控制变量也均基本通过显著性测试。由此可以得出，董事长、副董事长级别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现象，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最高，经理层级别高管存在政治关联现象对公司财务舞弊的影响次之，而董事、独立董事级别高管的政治关联现象对公司财务舞弊影响最小。独立董事虽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关联度，但公司的主要领导权还是掌握在董事长与经理层级手中，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3.不同审计费用水平下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相关性的回归
本文进一步采用SPSS16.0对664个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该回归分析用以检验加入审计费用变量后，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引入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交叉变量系数衡量的是审计费用对于“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影响能力”的影响，通过模型2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列示不同审计费用水平下，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影响作用的回归结果，政治关联指数*审计费用为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指数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依然具有正向作用。审计费用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审计费用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是反向作用，当公司审计费用越高，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当引入审计费用变量后，政治关联指数变量与审计费用变量的交叉变量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考虑上市公司不同的审计费用水平后，公司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有所不同。审计费用越高的公司，施加更多的审计程序，公司政治关联的保护作用越难以发挥，财务舞弊倾向相应减少。而审计费用越低，治理要求越低，公司政治关联提高了其财务舞弊的倾向性，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控制变量两职合一变量系数依然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独立董事比例三项控制变量系数为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控制变量的选取具有可靠性和适当性，以上结果可以有效支持假设2。
六、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1994—2012年间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舞弊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其进行相应配对，在此基础上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以检验公司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1.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呈显著正相关影响。公司的高管曾经或现在是否在国家机关和行业协会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得到国家级、省市级奖励作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意味着公司与政府建立或拥有了政治关联，其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增大。
2.不同的公司高管职位存在政治关联，将对财务舞弊现象的出现产生差别性影响。董事长层级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高管职位；经理层级的影响次之，董事层级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舞弊影响最小，但也能产生正相关的影响。
3.相比于审计费用水平较高的公司，审计费用水平较低的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显著增强。这可能是由于审计费用较低的公司，施加的审计程序较少，对于政治关联所起到的保护作用难以有效约束，当公司面临不利的情形时，其进行财务舞弊而不被发现的机会增多。
（二）相关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及对策：
1.加强社会审计，提高职业怀疑。由于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可以加大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注册会计师在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社会审计时，应通过对政治关联的初步判断来适度降低或提高自己的职业怀疑。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特别是董事长、经理层级别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应及时提高应有的关注及职业怀疑，加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警觉，提升发现财务舞弊的能力，更好地履行社会审计的责任。
2.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政府监管。一般情况下，财务舞弊行为会在管理层认为存在影响股价或公司价值的不利消息时发生。当有些消息被管理层认为是不利消息时，公司更倾向于不披露或者延期披露。只要资本市场建立起即时、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监管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加强惩戒，以此减小公司不利消息被隐藏或推迟发布的可能性，便可以通过外部环境降低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从而能够防范或控制财务舞弊行为。 3.降低政府参与，控制寻租渠道。第一要降低政府的参与度，防止权力过剩带来的财务舞弊。政府对公司市场活动的参与，无形中形成了有政府关联公司的保护伞，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膨胀，对公司的保护也波及到方方面面，降低政府的参与度可以从源头降低政治关联引起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第二要控制公司寻租的渠道，打破进行财务舞弊的链条。公司建立政治关联需要一定的渠道，并非任何一家公司都能建立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取认可与保护。政府设租、公司寻租这一链条一旦被打破，政治关联的保护作用便难以发挥，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行为亦能够相对减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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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0-141.
[3] 张多蕾，张盛勇.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1）：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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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耀，乔贵涛，张健.会计准则变迁的经济后果研究——基于信息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视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11-118.
【关键词】 政治关联； 财务舞弊； 政治关联指数； 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9-0086-06
一、引言
财务报告是公司伴随着经营过程定期向市场输出的结果，对公司的短期市值、长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财务舞弊主要是指财务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等。虽然对财务舞弊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但财务舞弊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有文献大多从财务识别特征和公司治理等微观角度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经验研究，但是缺少从政治角度这一外部宏观因素考虑其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即目前的研究主要考虑财务舞弊与微观公司主体特征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管理层谋求的外部政治关联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反腐倡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于律己，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本文在此宏观背景下，尝试从政治角度将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联系起来，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在政治关联的作用下，是否增加了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从而拓展财务舞弊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研究领域。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众多参与者之一，需要在各种关联中稳定运行。如果能够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企业就能获得并维持较强的竞争优势，继而为企业带来额外的利益机会。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主要强调企业是与社会经济领域各方面发生关联的网络纽带。
随着“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开始研究公司高级管理者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并将其称为“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人物，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司高管寻找稀缺资源的渠道一般包括横向企业间的寻求和纵向政府的获取。公司高管与政府之间建立的关系，能够从政府获取特许权、融资便利性、优惠税率等稀缺资源，并转化为公司资本，最终为公司的价值最大化目标作出贡献。
寻租理论概念是由Krueger（1974）提出的，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对经济体的运行干预，对生产许可和生产配额进行管制，产生了额外收益，却对社会福利造成了巨大损失。当人们通过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时，寻租便由此产生了。政府在履行职责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担任资源配置的角色，如果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存在密切关系，这就会使这部分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特许权或稀缺资源，从而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Tollison（1982）认为寻租就是通过耗费稀缺资源攫取财富，这种财富并不是创造的，是通过损害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而转移的财富。由于市场是不完备的，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凸显其作用，政治与经济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与政府交流的渠道会更通畅，往往能够以更低的代价获得特许权、低利率、低税率等稀缺资源。
关于企业舞弊行为的成因，理论界提出了企业舞弊形成的三角理论、GONE理论和企业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等许多著名的理论。舞弊三角理论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的创始人史蒂文·阿伯雷齐特提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三要素组成，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其中压力诱使舞弊者产生舞弊的动机，机会提供舞弊者实施舞弊的条件和时机，而自我合理化为舞弊者找到符合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的合乎情理的解释。
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是一把“保护伞”，这把“保护伞”在公司存在财务舞弊压力时，增加了其财务舞弊的机会，如果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合理化借口，那么财务舞弊极有可能发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建立或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较于未建立或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具有较强的财务舞弊倾向，即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Effiezal，Mazlina，Kieran（2011）的研究，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治理要求更高，需要审计人员作出更大的努力，即需要施加更多的审计程序。审计费用越高，有理由认为会减弱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施加的审计程序更多，越能减弱政治关联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相关性；反之亦然。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基于舞弊因素识别的实证研究，一般多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验证本文假设1，建立模型1：
对于上述假设，如果β1显著大于0，则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政治关联会影响财务舞弊的发生。其中，Fraud为财务舞弊，PC为政治关联，INDIR为独立董事比例，FIRST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DUAL为两职合一，GROWTH为营业收入增长率。
同理，为验证假设2，建立模型2：
其中FEE为审计费用，PC*FEE为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交叉变量衡量的是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能力”的影响。 基于张多蕾、张盛勇（2013）提出的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本文作出了改进，扩大了政治职位的选择范围，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和yaahp V0.5.3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政治关联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以上指数模型，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的某一职位由多人担任，并且拥有政治身份的人数多于1人，应累计计算；第二，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员存在职位兼任现象，采取“孰高原则”，即选择较高职位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不重复计算；第三，若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的某位成员具有多重政治身份，采取“孰高原则”，即选择较高政治身份级别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不重复计算。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财务报告舞弊（Fraud），该变量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法，如果在所选期间被证监会处罚公告披露，则Fraud取1；反之Fraud取0。
2.解释变量
当公司的高管现在或曾经在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常设机构、检察院、法院任职或者现在担任或曾担任过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时如果该公司的高管获得过国家级的荣誉，例如“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再者，前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自创企业均被视为存在政治关联，PC变量按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计算得出数据。
3.控制变量
为了研究政治关联变量对财务舞弊的影响，需要引入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以下最为相关的四个控制变量：
独立董事比例（INDIR）。诸多学者表明，董事会特征对于财务舞弊发生有一定影响，而独立董事作为公司独立聘请的外部董事，不受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约束，具有较强独立性，因而对公司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减少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本文将独立董事比例（INDIR）作为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负。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已有学者表明财务舞弊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基于公司的形象考虑，倾向于反映企业的真实业绩，降低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本文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作为控制变量，预计符号为负。
两职合一（DUAL）。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会增加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本文将两职合一（DUAL）作为其中的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正。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公司成长性对财务舞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业绩不佳、成长性较差的公司，其越有动机通过财务舞弊掩饰其较差业绩，财务舞弊行为越容易发生。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作为控制变量，预计其符号为负。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样本选择
本文从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选取了披露的1994年至2012年因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六条、六十七条、六十八条而被证监会处罚的270家公司，处罚原因为“上市公司的定期财务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若同一公司连续几年都发生财务舞弊，则每一舞弊年度都视为一个样本），以此视为该公司当年存在财务舞弊。在剔除缺乏配对样本及数据不全的舞弊公司后，本文共得到332个舞弊样本。
（二）配对样本选择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和公司规模都是对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在为每个舞弊样本选择配对样本时，应选择与研究样本行业相同、规模相当的公司进行匹配。本文按照如下步骤为每个舞弊样本按照1■1的比例选取配对样本：
1.确定每个舞弊样本的行业及其在舞弊年度年末的资产总额；
2.剔除与舞弊样本细分行业相同但曾因舞弊而被公开披露的公司以及在舞弊期间被ST、PT的公司；
3.在细分行业相同的公司中选取与舞弊样本舞弊年度年末资产总额相当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年末资产总额相差比例控制在20%以内）。当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较多时，以相同上市地点和相近上市时间作为进一步的标准进行选择。
按照上述步骤实施选择，同时剔除无法配对的样本后，共得到332个舞弊样本及332个配对样本。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高管的政治联系来衡量公司的政治关联。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联系的主要判断依据是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高管工作经历，这些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和讯网等进行手动收集整理，再根据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计算每一个样本的政治关联指数。其他所使用的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风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的数据一部分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但不完善，其余部分通过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及东方财富网等披露的财务数据来手动收集。
五、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配对样本T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选取的配对样本是否合适，本文对该配对样本进行了T检验。
通过对表3舞弊样本和配对样本的T值检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出：（1）舞弊公司的公司业绩及成长性水平小于非舞弊公司；（2）舞弊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非舞弊公司的比例；（3）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变量取值大于非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取值；（4）舞弊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略低于非舞弊公司；（5）舞弊公司的政治关联程度远远高于非舞弊公司。
上述舞弊样本和配对样本的T值检验结果充分表明：本文提出的上述假设具有合理性。
（二）Logistic回归结果及分析
1.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回归
本文采用SPSS16.0对664个样本进行了Logistic回归，该回归分析用以检验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模型1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系数为29.411，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符合本文的假设1，即财务舞弊与公司政治关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于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舞弊呈负相关关系，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符合本文的预期，即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注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越不容易进行财务舞弊。公司的两职合一状态与财务舞弊的相关系数为0.84，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财务舞弊负相关，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预期，即公司业绩不佳、成长性较差的公司，其越有动机通过财务舞弊掩饰其较差业绩，财务舞弊行为越容易发生。此外，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财务报告舞弊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选取量还不够充分，使得回归结果存在少量偏差。
2.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相关性的分组回归
为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按照政治关联指数大小对332个财务舞弊样本进行以下分组：第一组，高度政治关联样本105个，主要包括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级别舞弊样本；第二组，中度政治关联样本111个，主要包括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级别舞弊样本；第三组，轻度政治关联样本116个，主要包括公司经理层级别舞弊样本。分别对这三组舞弊及配对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组高度政治关联程度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明显偏高，达到72.737；第二组中度政治关联程度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较低，为3.403；第三组样本的政治关联对应系数为27.363。各项控制变量也均基本通过显著性测试。由此可以得出，董事长、副董事长级别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现象，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最高，经理层级别高管存在政治关联现象对公司财务舞弊的影响次之，而董事、独立董事级别高管的政治关联现象对公司财务舞弊影响最小。独立董事虽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关联度，但公司的主要领导权还是掌握在董事长与经理层级手中，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3.不同审计费用水平下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相关性的回归
本文进一步采用SPSS16.0对664个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该回归分析用以检验加入审计费用变量后，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引入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交叉变量系数衡量的是审计费用对于“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影响能力”的影响，通过模型2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列示不同审计费用水平下，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影响作用的回归结果，政治关联指数*审计费用为政治关联指数与审计费用的交叉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指数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依然具有正向作用。审计费用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审计费用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是反向作用，当公司审计费用越高，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当引入审计费用变量后，政治关联指数变量与审计费用变量的交叉变量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考虑上市公司不同的审计费用水平后，公司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有所不同。审计费用越高的公司，施加更多的审计程序，公司政治关联的保护作用越难以发挥，财务舞弊倾向相应减少。而审计费用越低，治理要求越低，公司政治关联提高了其财务舞弊的倾向性，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控制变量两职合一变量系数依然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独立董事比例三项控制变量系数为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控制变量的选取具有可靠性和适当性，以上结果可以有效支持假设2。
六、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1994—2012年间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舞弊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其进行相应配对，在此基础上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以检验公司政治关联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1.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呈显著正相关影响。公司的高管曾经或现在是否在国家机关和行业协会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得到国家级、省市级奖励作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意味着公司与政府建立或拥有了政治关联，其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增大。
2.不同的公司高管职位存在政治关联，将对财务舞弊现象的出现产生差别性影响。董事长层级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高管职位；经理层级的影响次之，董事层级的高管存在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舞弊影响最小，但也能产生正相关的影响。
3.相比于审计费用水平较高的公司，审计费用水平较低的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显著增强。这可能是由于审计费用较低的公司，施加的审计程序较少，对于政治关联所起到的保护作用难以有效约束，当公司面临不利的情形时，其进行财务舞弊而不被发现的机会增多。
（二）相关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及对策：
1.加强社会审计，提高职业怀疑。由于公司建立或拥有的政治关联可以加大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注册会计师在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社会审计时，应通过对政治关联的初步判断来适度降低或提高自己的职业怀疑。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特别是董事长、经理层级别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应及时提高应有的关注及职业怀疑，加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警觉，提升发现财务舞弊的能力，更好地履行社会审计的责任。
2.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政府监管。一般情况下，财务舞弊行为会在管理层认为存在影响股价或公司价值的不利消息时发生。当有些消息被管理层认为是不利消息时，公司更倾向于不披露或者延期披露。只要资本市场建立起即时、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监管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加强惩戒，以此减小公司不利消息被隐藏或推迟发布的可能性，便可以通过外部环境降低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从而能够防范或控制财务舞弊行为。 3.降低政府参与，控制寻租渠道。第一要降低政府的参与度，防止权力过剩带来的财务舞弊。政府对公司市场活动的参与，无形中形成了有政府关联公司的保护伞，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膨胀，对公司的保护也波及到方方面面，降低政府的参与度可以从源头降低政治关联引起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第二要控制公司寻租的渠道，打破进行财务舞弊的链条。公司建立政治关联需要一定的渠道，并非任何一家公司都能建立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取认可与保护。政府设租、公司寻租这一链条一旦被打破，政治关联的保护作用便难以发挥，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行为亦能够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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