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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站在外边，从绝大多数角度看，这无疑都是一处像模像样的四合院。透过虚掩的门扉，隐约可以看到灰墙青瓦，纵横的窗棂，蜿蜒的回廊。如果加上百米外南锣鼓巷这个北京最具人气的酒吧街，以及门前那条静静流淌700年的玉河，完全当得起游客停下脚步，赞一句“颇有古韵”。
唯一可惜的是，玉河并不是笔直地自北向南，而是自西北向东南，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斜线。这让很多沿河而建的四合院并非“口”字形，而是变成了梯形，院落西路的厢房和正房之间，也从90度变成了一个诡异的钝角，被堵死去路的回廊也在此戛然而止，变成了一段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观景台。
这些四合院的设计方之一，中国人朱儁夫创办的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BIDG），正在遭受中国文物专家和公众的猛烈批评。批评者认为，该集团在北京东城地铁南锣鼓巷项目、北京钟鼓楼时间文化艺术区项目、玉河片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和宁波历史街区改造中，设计风格“明显与历史风貌相悖”。
1月20日，当有消息说BIDG在东城区的所有项目均被叫停时，胡同保护人士华新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能再继续糟蹋北京的胡同了”。但消息的准确性仍未得到官方证实，这些项目究竟是被暂停还是永久搁置，还未可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玉河周边18条历史悠久的胡同，钟鼓楼及其周边的更多古街巷，都早已被拆迁一空。
不仅如此，水下的冰山仍在加速前行。就在“玉河四合院商务区”和“时间文化艺术区”仍未知何去何从的同时，东城区却又被曝出正计划打通国子监及其他两条胡同，打造“艺术休闲区、国学文化街区和文化艺术区”，而早已被拆毁的王府井最后一个王府“伦贝子府”，却平地平移数公里，“易地复建”，变成了玉河边的高档会所。
“其实更重要的是追究雇佣BIDG的甲方。”华新民说，“BIDG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无论北京还是外地，到处都在毁掉活生生的历史文化街巷，然后再原地 ‘打造’出一个影视城，打造出僵尸一般的仿古街区。”
华新民更担心的，是即将启动的北京中轴线 “申遗”，可能会给周边古建和胡同带来的新一轮伤害。北京国有资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庆1月表示，作为“中轴线”的重要标志，将启动隆福寺和周边地区复建。“这不是山寨是什么？”华新民说，“隆福寺复建多次，原来的东西早就一点渣都不剩了，要复建它有什么意义？隆福周边那么多胡同和四合院都保护得很好，为什么要把真的拆了建假的？把老的住户和商户赶走换新的？前门大街改造的教训还不够吗？”
前门的悲伤
正月的北京前门大街分外热闹。在刚刚开街不久的“台湾商务区”，一场 “台湾庙会”正在这里举行。主办者组织了近百个台湾小吃摊位邀游客品尝“正宗台湾美食”，街旁的“阿里山广场”、“台湾美学生活馆”和“天后宫”，则负责举办特色活动展示台湾风土民情，街口连蹦带跳的“台湾电音三太子”，更吸引来众多眼球。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60岁的北京第三电表厂退休工人燕瑛面无表情，显得格格不入。她推着自行车，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对两边的喧闹，连正眼都不看一眼。
这里曾经的名字，叫鲜鱼口胡同，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也曾经是燕瑛的家。2006年4月2日，燕瑛拿着在强拆威胁下签署的一纸协议，被赶出了这里，与她的邻居们，那些普通的铁路工人、烤鸭工一起，开始了租房生涯。她听说协议的条款不合法，于是6年来一次次回到这里，想退回协议的补偿款，回到自己的家，但对方回应的，永远是沉默。如今她唯一能做的，就是2006年《南方周末》报道她的街坊一级警督车金鼎时描述的一句话，“等待这所房子的最终结局”。
一切本不该如此。根据国务院2005年批准的鲜鱼口街区保护方案， “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擅自对该地区进行改造。而按照2005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里的改造本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不得进行商业开发”。而因修缮迁出的居民，本应在改造完成后回迁，“尽量留住原住民”。
这在当时还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商业危机。主持前门开发改造的SOHO中国一度曾因为这两个原则的提出，耽误了赴港上市，最后这件事以该公司出钱回购部分物业，换得政府的继续支持而不了了之。
燕瑛并不是唯一失去家园的原住民。根据《新京报》2009年11月的报道，与SOHO中国合作开发前门的北京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耘称，前门地区的2万居民中，“1.7万户早已迁出安置”，剩下的“可以自愿选择原地留住或搬走，不再存在问题”。但当燕瑛和她的邻居们因无处可住曾多次上访，投诉前门大街的拆迁违反规定时，北京市崇文区建设委员会回复的一份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仍认定“负责拆迁与开发的公司具备合法的拆迁人资格，对燕瑛的补偿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留给她的选项，从没有田提到的“自愿选择原地留住”。
前门的改造也似乎并非如政府想象中那样美满。与这里大多数院落的命运相似，燕瑛的家，如今是一家经营马油的台湾特产店。随着小肠陈、爆肚冯、年糕钱、奶酪魏、茶汤李、羊头马、瑞宾楼褡裢火烧的退出，前门商业区规划中“一街五区”（即前门商业街，中华老字号区、民俗餐饮区、高档商品区、四合院体验区、娱乐休闲区）里，本应最重要的中华老字号区，已经蜕变成“台湾商务区”的一部分，而这里变成“台湾小吃街”，看起来不过是早晚的事。
燕瑛对此漠不关心。对她来说，所谓改造，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自从6年前她和她的老街坊们被迫离开的那一刻起， 她心目中的老北京，早就已经死了。
改造这个筐
走在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里，赵盛国突然停下来，指着胡同东口一栋正在建造的高层建筑说，如果没有它，从我们站的这里，本来应该可以望得到嵩祝寺。
那是一座灰色的大型建筑，有水泥的墙体和寥寥无几的窗户，兀立在这片皇城根儿底下的四合院群落中，像电影里丑陋的无脸人。赵盛国说，就连年三十晚上，他们都不停工。
67岁的赵盛国遇到过两次“胡同改造”，一次是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她搬离了位于现在大会堂西南角的从小长大的四合院。另一次是嫁到三眼井胡同几十年后，三眼井胡同作为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被列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四合院群落整体改造”。
现在回头看，2004年的那次改造似乎还算不错。按照媒体的报道，三眼井区域有自然院落124座，其中103个院落基本格局遭到破坏，改造的结果虽无数据，但很多此前的私搭乱建都被拆除了，而原计划中打通死胡同和将胡同拓宽到6米等想法，也让位给了保持原貌。
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赵盛国就在门前发现了拆迁的告示。与前门大街类似，胡同里住的大多是薪资微薄的退休老人，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赵和其他10个拆迁户决定，集体起诉规划委。过了一段时间，法院的判决下来，拆迁合法，官司输了。但因期限已过，拆迁不了了之，客观上，赵盛国把这看做一场胜利。
但改造仍在继续。2007年，北京为迎接奥运，斥资10亿元启动旧城区街巷综合整治改造修缮工程，来年工程完成，紧接着又是强制取暖“煤改电”，改完赵盛国觉得不对劲了：不光她家院子里房管局的违章建筑没人过问，胡同里好多本来该拆掉的违建，反而加固了，变大了，更糟的是旧的没去，反而添了新的。
三眼井胡同14号70多岁的李东来、白玉珍老两口，也许是这次改造中最郁闷的人之一。这个四合院位于三眼井胡同中部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尽头是东高房小学的后门。老两口大学毕业当年分到河北不常回来，家里只留下李东来双目几乎失明的弟弟李文来。
奥运过后，老两口从河北回到北京的家里，大吃一惊：小学的后门被隔壁的16号院堵上了，盖起了一间房子，更添堵的是，房子上面还有一间房子，而且还没窗户，他们居然在四合院改造中把平房改造成了炮楼！
老两口赶紧去找城管，城管说，这个我们管不了。去法院起诉对方侵占公共通道，法官说，你这个得告他们影响采光我们才能受理。但是起诉采光的判决下来一看，判决书上说：被告自建二楼不高于2米3，并未影响14号院的采光。
老李当场就被气倒了，8米高的楼房，怎么法院只量出来2米多？有明眼人点拨说，这得告规划委。但一年过去，院子里四个老人你方病罢我登场，老李一声长叹，这官司就算能打赢，我们也没人打得起了！
与14号院不同的是，三眼井12号院的汪敏正和李红军想打官司也没法打。自始至终，老两口都没有盼到人来改造他们的家，这个典型的满族三合院，自从同治年间起，就是汪家的私产，“文革”期间，大门口被违章修建的房子挡住了一半，下雨天要出门，伞都撑不开。
去年7月，厢房的房顶被雨淋塌，但维修队没法从仅能过一人的过道进料，不给修。汪敏正找到房管中心和规划委，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修缮问题，换来的只有一句话，这个我们管不了。
按照北京市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的规定，不影响私房院内交通的，才可按公房保留。汪据此向建委等部门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只发还房产权，不发还地产权”，汪陷入了怪圈：不放弃违建地块的土地权就拿不到房产证，拿不到证就无法起诉；但如若希望拿证，又必须先放弃保持院落完整的“奢望”。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改造，不过是个筐。
想法与办法
即便这一切全不存在，嵩祝寺也早就不是原来的嵩祝寺了。这座曾经气势恢弘的寺庙，在一次次的改造中早已面目全非，它如今龟缩在一栋银行大楼底下，变成了“本着保护文物原则为供各界贤达聚会交流之所”，不时有名流在此结婚聚会，这样的窝心景致，不看也罢。
赵盛国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当年打官司的时候，有人偷偷塞进门一沓红头文件，其中一份写得明明白白：三眼井的开发，政府每年从红利中分成10%。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份不需任何投入就可以获得的暴利，足以让任何人、任何机构疯狂。
“旧城何需改造？把胡同和四合院还给它们本来的主人，取缔侵害私产的坏法和坏条例，房子的主人自然会保护和修缮他们自己的家。”华新民说，“这比任何政策和手段都更有力，更根本。”
在90岁的文保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看来，仅仅保护物权并不足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目前的文保环境，从中央到市政府都没问题，但下层有法不依，先斩后奏，确实是目前最根本的矛盾，从官员这一级反腐倡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否则即便保护私产，但政府不按规矩办，你也徒唤奈何。”
“北京旧城改造荒诞的‘山寨’做法，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此后的情况并不如过去严重，但外地的情况却有恶化的趋势。”谢说，“我今年向有关部门建议，建议实行红黄牌办法，对特别严重的，实行摘牌和事后问责，据我的了解，全国此前的117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名不副实，可能会达到两位数。”
至于东城区要打通国子监等胡同的大手笔，谢辰生表示“没这回事”，“没门！”他说，“那怎么能动？国子监那边保护得很好，他们要动任何手脚，必须经专家论证。坦白说，现在小规模破坏旧城保护仍然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制止，但大规模的破坏行为，只要我们知道，一定是可以制止的。北京之前改造旧城定下修缮、改善、疏散6字方针，当时只做完了前两项，接下来的疏散是只进不出，保持原住民留在旧城里，这只能慢慢来，大家要有耐心。”
燕瑛对自己的耐心很有信心。她平时的生活，除了每周固定和邻居们去市府“要说法”，就是回到鲜鱼口去喂那些和她一样失去家园的老猫，她相信，总有一天她和老猫小猫们都能回到自己的家园。以前强拆时欺负她最凶的那个，前崇文区城管大队长罗少杰，因为自己在某拆迁服务公司的女情人“知道太多”，杀人碎尸，去年底被警察抓走了，燕瑛觉得很解气，“我等着，看他们还能神气多久。”
唯一可惜的是，玉河并不是笔直地自北向南，而是自西北向东南，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斜线。这让很多沿河而建的四合院并非“口”字形，而是变成了梯形，院落西路的厢房和正房之间，也从90度变成了一个诡异的钝角，被堵死去路的回廊也在此戛然而止，变成了一段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观景台。
这些四合院的设计方之一，中国人朱儁夫创办的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BIDG），正在遭受中国文物专家和公众的猛烈批评。批评者认为，该集团在北京东城地铁南锣鼓巷项目、北京钟鼓楼时间文化艺术区项目、玉河片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和宁波历史街区改造中，设计风格“明显与历史风貌相悖”。
1月20日，当有消息说BIDG在东城区的所有项目均被叫停时，胡同保护人士华新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能再继续糟蹋北京的胡同了”。但消息的准确性仍未得到官方证实，这些项目究竟是被暂停还是永久搁置，还未可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玉河周边18条历史悠久的胡同，钟鼓楼及其周边的更多古街巷，都早已被拆迁一空。
不仅如此，水下的冰山仍在加速前行。就在“玉河四合院商务区”和“时间文化艺术区”仍未知何去何从的同时，东城区却又被曝出正计划打通国子监及其他两条胡同，打造“艺术休闲区、国学文化街区和文化艺术区”，而早已被拆毁的王府井最后一个王府“伦贝子府”，却平地平移数公里，“易地复建”，变成了玉河边的高档会所。
“其实更重要的是追究雇佣BIDG的甲方。”华新民说，“BIDG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无论北京还是外地，到处都在毁掉活生生的历史文化街巷，然后再原地 ‘打造’出一个影视城，打造出僵尸一般的仿古街区。”
华新民更担心的，是即将启动的北京中轴线 “申遗”，可能会给周边古建和胡同带来的新一轮伤害。北京国有资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庆1月表示，作为“中轴线”的重要标志，将启动隆福寺和周边地区复建。“这不是山寨是什么？”华新民说，“隆福寺复建多次，原来的东西早就一点渣都不剩了，要复建它有什么意义？隆福周边那么多胡同和四合院都保护得很好，为什么要把真的拆了建假的？把老的住户和商户赶走换新的？前门大街改造的教训还不够吗？”
前门的悲伤
正月的北京前门大街分外热闹。在刚刚开街不久的“台湾商务区”，一场 “台湾庙会”正在这里举行。主办者组织了近百个台湾小吃摊位邀游客品尝“正宗台湾美食”，街旁的“阿里山广场”、“台湾美学生活馆”和“天后宫”，则负责举办特色活动展示台湾风土民情，街口连蹦带跳的“台湾电音三太子”，更吸引来众多眼球。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60岁的北京第三电表厂退休工人燕瑛面无表情，显得格格不入。她推着自行车，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对两边的喧闹，连正眼都不看一眼。
这里曾经的名字，叫鲜鱼口胡同，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一条街，也曾经是燕瑛的家。2006年4月2日，燕瑛拿着在强拆威胁下签署的一纸协议，被赶出了这里，与她的邻居们，那些普通的铁路工人、烤鸭工一起，开始了租房生涯。她听说协议的条款不合法，于是6年来一次次回到这里，想退回协议的补偿款，回到自己的家，但对方回应的，永远是沉默。如今她唯一能做的，就是2006年《南方周末》报道她的街坊一级警督车金鼎时描述的一句话，“等待这所房子的最终结局”。
一切本不该如此。根据国务院2005年批准的鲜鱼口街区保护方案， “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擅自对该地区进行改造。而按照2005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里的改造本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不得进行商业开发”。而因修缮迁出的居民，本应在改造完成后回迁，“尽量留住原住民”。
这在当时还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商业危机。主持前门开发改造的SOHO中国一度曾因为这两个原则的提出，耽误了赴港上市，最后这件事以该公司出钱回购部分物业，换得政府的继续支持而不了了之。
燕瑛并不是唯一失去家园的原住民。根据《新京报》2009年11月的报道，与SOHO中国合作开发前门的北京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耘称，前门地区的2万居民中，“1.7万户早已迁出安置”，剩下的“可以自愿选择原地留住或搬走，不再存在问题”。但当燕瑛和她的邻居们因无处可住曾多次上访，投诉前门大街的拆迁违反规定时，北京市崇文区建设委员会回复的一份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仍认定“负责拆迁与开发的公司具备合法的拆迁人资格，对燕瑛的补偿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留给她的选项，从没有田提到的“自愿选择原地留住”。
前门的改造也似乎并非如政府想象中那样美满。与这里大多数院落的命运相似，燕瑛的家，如今是一家经营马油的台湾特产店。随着小肠陈、爆肚冯、年糕钱、奶酪魏、茶汤李、羊头马、瑞宾楼褡裢火烧的退出，前门商业区规划中“一街五区”（即前门商业街，中华老字号区、民俗餐饮区、高档商品区、四合院体验区、娱乐休闲区）里，本应最重要的中华老字号区，已经蜕变成“台湾商务区”的一部分，而这里变成“台湾小吃街”，看起来不过是早晚的事。
燕瑛对此漠不关心。对她来说，所谓改造，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自从6年前她和她的老街坊们被迫离开的那一刻起， 她心目中的老北京，早就已经死了。
改造这个筐
走在景山公园东侧的三眼井胡同里，赵盛国突然停下来，指着胡同东口一栋正在建造的高层建筑说，如果没有它，从我们站的这里，本来应该可以望得到嵩祝寺。
那是一座灰色的大型建筑，有水泥的墙体和寥寥无几的窗户，兀立在这片皇城根儿底下的四合院群落中，像电影里丑陋的无脸人。赵盛国说，就连年三十晚上，他们都不停工。
67岁的赵盛国遇到过两次“胡同改造”，一次是1958年建造人民大会堂，她搬离了位于现在大会堂西南角的从小长大的四合院。另一次是嫁到三眼井胡同几十年后，三眼井胡同作为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被列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四合院群落整体改造”。
现在回头看，2004年的那次改造似乎还算不错。按照媒体的报道，三眼井区域有自然院落124座，其中103个院落基本格局遭到破坏，改造的结果虽无数据，但很多此前的私搭乱建都被拆除了，而原计划中打通死胡同和将胡同拓宽到6米等想法，也让位给了保持原貌。
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赵盛国就在门前发现了拆迁的告示。与前门大街类似，胡同里住的大多是薪资微薄的退休老人，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赵和其他10个拆迁户决定，集体起诉规划委。过了一段时间，法院的判决下来，拆迁合法，官司输了。但因期限已过，拆迁不了了之，客观上，赵盛国把这看做一场胜利。
但改造仍在继续。2007年，北京为迎接奥运，斥资10亿元启动旧城区街巷综合整治改造修缮工程，来年工程完成，紧接着又是强制取暖“煤改电”，改完赵盛国觉得不对劲了：不光她家院子里房管局的违章建筑没人过问，胡同里好多本来该拆掉的违建，反而加固了，变大了，更糟的是旧的没去，反而添了新的。
三眼井胡同14号70多岁的李东来、白玉珍老两口，也许是这次改造中最郁闷的人之一。这个四合院位于三眼井胡同中部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尽头是东高房小学的后门。老两口大学毕业当年分到河北不常回来，家里只留下李东来双目几乎失明的弟弟李文来。
奥运过后，老两口从河北回到北京的家里，大吃一惊：小学的后门被隔壁的16号院堵上了，盖起了一间房子，更添堵的是，房子上面还有一间房子，而且还没窗户，他们居然在四合院改造中把平房改造成了炮楼！
老两口赶紧去找城管，城管说，这个我们管不了。去法院起诉对方侵占公共通道，法官说，你这个得告他们影响采光我们才能受理。但是起诉采光的判决下来一看，判决书上说：被告自建二楼不高于2米3，并未影响14号院的采光。
老李当场就被气倒了，8米高的楼房，怎么法院只量出来2米多？有明眼人点拨说，这得告规划委。但一年过去，院子里四个老人你方病罢我登场，老李一声长叹，这官司就算能打赢，我们也没人打得起了！
与14号院不同的是，三眼井12号院的汪敏正和李红军想打官司也没法打。自始至终，老两口都没有盼到人来改造他们的家，这个典型的满族三合院，自从同治年间起，就是汪家的私产，“文革”期间，大门口被违章修建的房子挡住了一半，下雨天要出门，伞都撑不开。
去年7月，厢房的房顶被雨淋塌，但维修队没法从仅能过一人的过道进料，不给修。汪敏正找到房管中心和规划委，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修缮问题，换来的只有一句话，这个我们管不了。
按照北京市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的规定，不影响私房院内交通的，才可按公房保留。汪据此向建委等部门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只发还房产权，不发还地产权”，汪陷入了怪圈：不放弃违建地块的土地权就拿不到房产证，拿不到证就无法起诉；但如若希望拿证，又必须先放弃保持院落完整的“奢望”。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改造，不过是个筐。
想法与办法
即便这一切全不存在，嵩祝寺也早就不是原来的嵩祝寺了。这座曾经气势恢弘的寺庙，在一次次的改造中早已面目全非，它如今龟缩在一栋银行大楼底下，变成了“本着保护文物原则为供各界贤达聚会交流之所”，不时有名流在此结婚聚会，这样的窝心景致，不看也罢。
赵盛国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当年打官司的时候，有人偷偷塞进门一沓红头文件，其中一份写得明明白白：三眼井的开发，政府每年从红利中分成10%。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份不需任何投入就可以获得的暴利，足以让任何人、任何机构疯狂。
“旧城何需改造？把胡同和四合院还给它们本来的主人，取缔侵害私产的坏法和坏条例，房子的主人自然会保护和修缮他们自己的家。”华新民说，“这比任何政策和手段都更有力，更根本。”
在90岁的文保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谢辰生看来，仅仅保护物权并不足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目前的文保环境，从中央到市政府都没问题，但下层有法不依，先斩后奏，确实是目前最根本的矛盾，从官员这一级反腐倡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否则即便保护私产，但政府不按规矩办，你也徒唤奈何。”
“北京旧城改造荒诞的‘山寨’做法，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此后的情况并不如过去严重，但外地的情况却有恶化的趋势。”谢说，“我今年向有关部门建议，建议实行红黄牌办法，对特别严重的，实行摘牌和事后问责，据我的了解，全国此前的117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名不副实，可能会达到两位数。”
至于东城区要打通国子监等胡同的大手笔，谢辰生表示“没这回事”，“没门！”他说，“那怎么能动？国子监那边保护得很好，他们要动任何手脚，必须经专家论证。坦白说，现在小规模破坏旧城保护仍然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制止，但大规模的破坏行为，只要我们知道，一定是可以制止的。北京之前改造旧城定下修缮、改善、疏散6字方针，当时只做完了前两项，接下来的疏散是只进不出，保持原住民留在旧城里，这只能慢慢来，大家要有耐心。”
燕瑛对自己的耐心很有信心。她平时的生活，除了每周固定和邻居们去市府“要说法”，就是回到鲜鱼口去喂那些和她一样失去家园的老猫，她相信，总有一天她和老猫小猫们都能回到自己的家园。以前强拆时欺负她最凶的那个，前崇文区城管大队长罗少杰，因为自己在某拆迁服务公司的女情人“知道太多”，杀人碎尸，去年底被警察抓走了，燕瑛觉得很解气，“我等着，看他们还能神气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