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朝鲜编纂的中国诗歌选本呈现出古代朝鲜汉诗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朝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在理学视域下论诗的文学思想，而朝鲜王朝后期拈出“天机”与质、真的诗学范畴，有重提文学艺术标准的倾向。
　　关键词：朝鲜汉诗 选本 朱熹 温柔敦厚 性情
　　古代朝鲜是域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全面、最深刻的国家。中国诗学，作为朝鲜汉诗的源头，从诗学观念、师法典范、艺术形式等方面深刻影响、全面塑造了朝鲜汉诗的创作与批评。通过朝鲜编纂的中国诗歌选本，可以反映出朝鲜诗人的文学思想。
　　一、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要求诗歌应遵从道德伦理规范、“怨而不怒”{1}地委婉劝说，指出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即于艺术表现上含蓄蕴藉、微宛委曲，于内容上要深郁厚笃。这一诗教观念被历代许多统治者和文人奉行，且逐渐成为维护礼教和伦理道德的诗歌创作准则。朝鲜对中国诗歌选本的编纂也体现出这一思想，朝鲜文人甚至将其视为真谛。李宜显自言：“余素昧诗学，犹知温柔敦厚四字，为言诗之妙谛。”{2}吴载纯《诗选跋》：“夫诗莫尚于三百篇。然自周之衰，诗教不兴而正声浸微。轩观风之法废，而列国之诗不陈于朝庙，则诗之难言也久矣。然汉魏以来，作者蔚兴。靡靡乎晋、隋，而颇盛于唐。虽其声律屡变，而源流可考也。故其古体，雅之类也；其近体，风之类也。又其咏事，则本乎雅者也；其写兴，则本乎风者也。其沉郁者，得于雅之趣也；其平澹者，得于风之旨也，而有足以观性情者。则后世之诗，曷可废哉！此诗之所为选也。”{3}表现了他恢复风雅正声、温柔敦厚诗教的文学思想，提倡沉郁、平淡的风格。
　　汉代认为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为典范之作，诗歌创作要表达诗人的情志以反映社会政治风貌，诗歌具有教化的作用，朝鲜文人继承了这一思想。如朴承任《风骚选序》：“然因诗劝惩，乃先王之教。而韵语发蒙，先儒亦有其训。后世述作，虽不能追俪古人，而其意趣所到，亦莫非喜戚爱恶所感发。”{4}曹伟《杜诗序》：“臣窃惟诗道之关于世教也大矣，上而郊庙之作，歌咏盛德，下而民俗之谣，美刺时政者，皆足以感发惩创人之善恶。此孔子所以删定三百篇，有无邪之训也。”{5}表现了其赞同诗歌应起到歌咏盛德，美刺时政，教化人民的作用。
　　唐代有很多杰出的诗人都反对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欲恢复风雅正声，如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等。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提道“别裁伪体亲风雅”，他以诗美刺，将儒家美刺原则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的关怀。曹伟《杜诗序》：“子美生于盛唐，能抉剔障塞，振起颓风，沉郁顿挫，力去淫艳华靡之习。至于乱离奔窜之际，伤时爱君之言，出于至诚，忠愤激烈，足以耸动百世。其所以感发惩创人者，实与三百篇相为表里。”高度赞扬杜甫，认为其力去浮艳绮靡文风，表现了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恢复风雅正声。
　　二、理学视域下的诗学思想
　　朝鲜的诗歌选本也体现出理学视域下的诗学思想。从理学修身的角度看诗，诗歌应表现性情之正。性情之正属价值判断，朱熹《论语集注》：“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6}强调作诗的目的是为使人“感发善心”“惩创逸志”，培养正确的性情，诗歌对人有修身养性和教化的作用。因为理学家所指的性情为“发而中节，循性合道的情”{7}，是一种道德情感，故而他们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朝鲜诗人鱼有凤《诗编序》：“古人之教，莫切于诗三百。无论庠塾与闺门，必以是先焉。盖其所以惩创感发、得夫性情之正者，有深于礼训防范焉耳。”{8}也认为诗歌的作用为“礼训防范”，教化民众。性情之正的“正”是伦理的概念。要得性情之正，首先要用理性抑制强烈的感情，无欲无求，安静地思考。理学培养圣人人格，追求“孔颜乐处”，培养情意恬淡的审美心胸。此外，理学还要求诗风清远简淡，反对险怪奇崛，朝鲜文人便在理学视域下追求“太羹玄酒”{9}大音希声的平淡。如申叔舟《宛陵梅先生诗选序》：“诗之体，盛于唐而兴于宋。然其间所赋之诗，豪放美丽，清新奇怪，则或有之矣；至如简古精纯，平淡深邃，寄兴托比，自与唐人无校，则独圣俞一人而已”{10}，便表现了古代朝鲜文人对梅尧臣诗歌简古精纯、平淡深邃的风格以及寄兴托比的艺术手法的偏爱与倡导。又朴胤源《汉魏五言序》：“大抵汉魏去古未远，其诗乎有三百篇之遗韵。非唐宋人诗所可及也。今之诗人，多学唐宋，而鲜学汉魏，何哉？汉魏醇淡，唐宋华靡。醇淡难为味，而华靡易为悦故也”{11}，也体现了朴胤源一反大众偏爱，转而追求平淡诗风。
　　朝鲜文人承袭理学家将孔子“思无邪”作为性情之正的理论渊源。理学家程颢曰：“‘思无邪’者，诚也。”朱熹认为：“《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金便承袭了这些理论，他在《三大家诗全集序》中提道：“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读三家诗者，苟于其爱君忧国之诚，脱俗遗世之志，抑邪扶正之意，一于心而无他思，流出而为歌咏太平之乐章，则兴于诗者固在此，而其亦不失乎可与言诗之圣训也。”{12}即表现了诗歌应培养爱君忧国热情与高雅的情志，并抑邪扶正，从而维护礼教和伦理道德，有用于现实社会。黄德吉《三先生诗序》：“宋洛闽诸君子出，斯文丕变，正声复作。康节发之以平远闲雅之趣，考亭彰之以纯正刚大之气，南轩和之以温厚高明之思。彬彬乎诗之大成矣。帝曰言志，子曰思无邪。志，心之之也。无邪，性情之正也。”{13}也表現了性情之正的诗学思想，包括人平远闲雅的志趣，纯正刚大的气节以及温厚高明的思想。
　　朝鲜文人认同诗歌应表现现实生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诗歌的创作应来自性情，达到览其诗便可知其人的境界。许筠《题唐绝选删序》：“尝谓诗道大备于三百篇，而其优游敦厚、足以感发惩创者，国风为最盛。雅、颂则涉于理路，去性情为稍远矣。汉魏以下为诗者，非不盛且美矣，失之于详至宛缛，是特雅颂之流滥耳，何足与于情性之道欤！……尧舜之世，已有诗。下有康衢耕凿之歌，上有南风赓载之歌，皆自性情中流出者也。”{14}这表现朝鲜文人认为诗歌创作应表现性情。申维翰继承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在《李白诗序》中指出：“不知其人，焉知其诗。”{15}而由诗观人则是“知人论世”的反向补充，如成大中《林和靖诗集序》：“览其诗，亦足以知其人也。”{16}这都反映诗歌应体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以达到览其诗便可知其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