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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传统的部分弥合之处，追述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简单背景、历史根源、市场经济内涵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认识。说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以更加深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和认知。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现代；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03-0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外开放。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不适应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影响到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伟大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夜建成的，有其深刻的现实依据、历史渊源和理论支撑。即使在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主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也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1] 。当然至于后来如何实践的，则不那么如人意了。后来邓小平又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 邓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创性地提出计划市场相结合的理念。在毛时代遗风犹存的彼时，提出这些言论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实属不易。1992年南方讲话后，更将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上了日程。1993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基本确定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3]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属性。由于当时处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余波下，我们也只能渐进的开放，必须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属性。
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只要是能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制，那么都应该是被应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项制度的确立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文化认同上，从现实角度还是历史传统角度，都是要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甚至斗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经建立，便展现了年轻的生命力。
一、市场经济的内涵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关系的市场化，企业行为的自主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4] 它从一开始就是舶来之物，其诞生、发展、成熟都是在西方完成的。在马克思成长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最为深刻的变革，也暴露着它最丑恶的侧面，为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前提。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不是仅仅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就是市场经济。它由产生到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上经过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其的不断探索而渐渐成熟。实践上在西方社会化大生产逐渐建立下，资本家，或其他引领经济发展的阶层在与传统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于我们国家，“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呈现多元性和復杂性景观。所谓多元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所谓复杂性，就是各种经济理论由于研究主体的阶级立场不同、立论基础各异、研究范式有别，使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甚至形成对立局面。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如果从上述各种经济理论中直接汲取营养，势必会造成理论冲突和逻辑矛盾。” [5] 这也与我们的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的确是人类共同文明的财富。我们纵然不能粗暴地把它界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固步自封。也不能完全放弃我们的社会制度，矫枉过正。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上来看，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一次经济形态的伟大转变，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深刻变革。我们不禁要追问，我们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仅仅从近代开始？如果真正以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我们对于其的理解最多也是近代以来。但是我们对于经济生活的管理却毫不逊色。常平仓、盐铁会议、“轻重”学说、唐代两税法、王安石的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以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无不显示了中国人管理经济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有人认为这只是小农经济下的产物，不能体现出中国管理经济，市场的内核。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出现得晚，而市场却早就有之，不能否定自然经济主导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商品经济、买卖市场的管理，没有一套科学的理念，又岂会有中国宋代以降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呢？
二、传统与现代的弥合
往往我们信仰什么，是因为我们熟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是适应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而不仅仅简单是因为它的革命性、科学性。再现代化的东西，也必然有一定传统性。越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也越与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运作机制有一定相似性。也就是说，两者在形式上有共通，当然本质上自然不同。
从中国的大同社会，到文学家笔下的桃花源式世界，到近代康梁的大同世界再阐释，“张三世，通三统”，都是理想和幻想了美好的世界形态。“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第十六》）。“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七十七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都不厌其烦地阐明了那种近乎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倾向，是小农经济的典型产物。并且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饮冰室合集》）。文化心理内在有一种服从强权的机制，因而西方那种纯粹自由的配置方式，也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呼喊，所谓平均、平等，从形式上不上和马克思有某种共通吗？马克思讲：“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6] 自然是一种西方式的革命口吻的语言范式，其内部逻辑，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共鸣，会对中国人民内心的触动，对于历经磨难，凌辱的中华民族必然有很大吸引力。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弥合自然促进了马恩经典理论的传播，信仰者自然也越来越多。 一种理念与另一种理念的弥合，不仅仅是强制力使然，更重要的是其共通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世界上的任何一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同他事物紧密相联。经济体制改革不会也不可能是单独地、孤立地进行的。长期以来沿用的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同社会各方面纵横交错地联结着，观念上也早已为人们所接受，因而改革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中国的小农经济传统、思想传统、政治传统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是相得益彰的，既是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一次肯定，也是对于马恩经典理论的一次创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固性、城市经济的脆弱性，都不完全具备形成完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天条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可以照搬的，因为理论只有一种假设状况，现实却是万千变化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时间，问题是改变世界。黑格尔也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一个理念的形成不是哲学家的空想，也不是历史过后我们简单的回顾，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认识再次深化。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传统的现代表达和马恩理论创新的统一过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认识
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经历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对于这么一种经济模式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肯定会逐步深化对其的理解，形成不同以往的认知。市场经济体制在几十年的运作中，从效果上看，改变了中国。从理论上讲，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非此即彼式的思维，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必须是市场经济。邓小平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經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 另外将改革也作为一种革命，是全面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开创性地打破了马恩对于革命的界定，冲破了马恩经典的禁锢，创造性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不是简单就可以西化和抛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运行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中国传统的政治决定经济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有某些相似的折射。当然，性质有天壤之别。
由此看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自然离不开主流价值形态的导向，对此，也该有多元化认识和理解。因为毕竟，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参考文献：
[1] 周维松.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1999，（5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373.
[3] 江泽民论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9.
[4]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04.
[5] 庞增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责任编辑 刘娇娇]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现代；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03-0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外开放。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不适应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影响到了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伟大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夜建成的，有其深刻的现实依据、历史渊源和理论支撑。即使在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主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也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1] 。当然至于后来如何实践的，则不那么如人意了。后来邓小平又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 邓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创性地提出计划市场相结合的理念。在毛时代遗风犹存的彼时，提出这些言论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实属不易。1992年南方讲话后，更将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上了日程。1993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基本确定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3]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属性。由于当时处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余波下，我们也只能渐进的开放，必须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属性。
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只要是能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制，那么都应该是被应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项制度的确立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文化认同上，从现实角度还是历史传统角度，都是要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甚至斗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经建立，便展现了年轻的生命力。
一、市场经济的内涵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关系的市场化，企业行为的自主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4] 它从一开始就是舶来之物，其诞生、发展、成熟都是在西方完成的。在马克思成长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最为深刻的变革，也暴露着它最丑恶的侧面，为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前提。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不是仅仅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就是市场经济。它由产生到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上经过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其的不断探索而渐渐成熟。实践上在西方社会化大生产逐渐建立下，资本家，或其他引领经济发展的阶层在与传统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对于我们国家，“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呈现多元性和復杂性景观。所谓多元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所谓复杂性，就是各种经济理论由于研究主体的阶级立场不同、立论基础各异、研究范式有别，使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甚至形成对立局面。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如果从上述各种经济理论中直接汲取营养，势必会造成理论冲突和逻辑矛盾。” [5] 这也与我们的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的确是人类共同文明的财富。我们纵然不能粗暴地把它界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固步自封。也不能完全放弃我们的社会制度，矫枉过正。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上来看，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一次经济形态的伟大转变，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深刻变革。我们不禁要追问，我们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仅仅从近代开始？如果真正以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我们对于其的理解最多也是近代以来。但是我们对于经济生活的管理却毫不逊色。常平仓、盐铁会议、“轻重”学说、唐代两税法、王安石的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以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无不显示了中国人管理经济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有人认为这只是小农经济下的产物，不能体现出中国管理经济，市场的内核。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出现得晚，而市场却早就有之，不能否定自然经济主导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商品经济、买卖市场的管理，没有一套科学的理念，又岂会有中国宋代以降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呢？
二、传统与现代的弥合
往往我们信仰什么，是因为我们熟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是适应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而不仅仅简单是因为它的革命性、科学性。再现代化的东西，也必然有一定传统性。越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也越与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运作机制有一定相似性。也就是说，两者在形式上有共通，当然本质上自然不同。
从中国的大同社会，到文学家笔下的桃花源式世界，到近代康梁的大同世界再阐释，“张三世，通三统”，都是理想和幻想了美好的世界形态。“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第十六》）。“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七十七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都不厌其烦地阐明了那种近乎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倾向，是小农经济的典型产物。并且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饮冰室合集》）。文化心理内在有一种服从强权的机制，因而西方那种纯粹自由的配置方式，也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呼喊，所谓平均、平等，从形式上不上和马克思有某种共通吗？马克思讲：“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6] 自然是一种西方式的革命口吻的语言范式，其内部逻辑，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共鸣，会对中国人民内心的触动，对于历经磨难，凌辱的中华民族必然有很大吸引力。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弥合自然促进了马恩经典理论的传播，信仰者自然也越来越多。 一种理念与另一种理念的弥合，不仅仅是强制力使然，更重要的是其共通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世界上的任何一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同他事物紧密相联。经济体制改革不会也不可能是单独地、孤立地进行的。长期以来沿用的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同社会各方面纵横交错地联结着，观念上也早已为人们所接受，因而改革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中国的小农经济传统、思想传统、政治传统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是相得益彰的，既是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一次肯定，也是对于马恩经典理论的一次创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固性、城市经济的脆弱性，都不完全具备形成完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天条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可以照搬的，因为理论只有一种假设状况，现实却是万千变化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时间，问题是改变世界。黑格尔也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一个理念的形成不是哲学家的空想，也不是历史过后我们简单的回顾，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认识再次深化。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传统的现代表达和马恩理论创新的统一过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认识
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经历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对于这么一种经济模式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肯定会逐步深化对其的理解，形成不同以往的认知。市场经济体制在几十年的运作中，从效果上看，改变了中国。从理论上讲，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非此即彼式的思维，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必须是市场经济。邓小平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經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 另外将改革也作为一种革命，是全面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开创性地打破了马恩对于革命的界定，冲破了马恩经典的禁锢，创造性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不是简单就可以西化和抛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运行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中国传统的政治决定经济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有某些相似的折射。当然，性质有天壤之别。
由此看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自然离不开主流价值形态的导向，对此，也该有多元化认识和理解。因为毕竟，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参考文献：
[1] 周维松.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1999，（5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373.
[3] 江泽民论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9.
[4]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04.
[5] 庞增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