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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婚姻女性”是杨逸小说所塑造的重要女性人物类型,她们渴望通过与日本男性的婚姻来完成社会融入。然而,国籍的改变却无法解决这些双向他者的认同的困境,杨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异类者性的苦闷的书写来展现她们所面临的边缘境遇。这种无所顾忌的性意识的暴露不仅仅体现了杨逸受到的日本私小说文学样式的影响,同时也是作家在观照整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下针对人的物化做出的抵抗。
关键词:杨逸 性的苦闷 私小说 抵抗
纵观海外华文文学,每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写作都受到了当地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潮和文学表达样式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异质性,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海外华文文学景观。作为一个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欧化与东方色彩相互交织的国度——日本,给日华文学提供了一片营养丰富而特色鲜明的文学土壤。20世纪初以郁达夫为首的留学生文学为此后的日华文学创作提供了三种文学范式,即“边缘、多缘和非主流的主题范式;以中国本位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主题范式;以及与上述两个范式交错的‘私小说’式范式”①。其中“私小说”式的写作范式成为日华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标签。
杨逸,20世纪80年代东渡扶桑,属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群体。赴日后,曾有过一段与日本人的跨国婚姻,在华文媒体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到的中日婚姻故事,这就使得杨逸的写作将目光聚焦到了“国际婚姻女性”上。从第一部创作的日文小说《小王》到其后的《老处女》《金鱼生活》《光影斑驳》,杨逸塑造了一系列“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中日跨国婚姻者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寄希望于跨国婚姻来实现国籍的更改,完成政治身份的确定;并进一步期冀自己能够通过一个日本丈夫、一个日式家庭来完全地浸入日本生活中。可惜的是,这样的婚姻结合完成的只能是政治上的身份转变,而在文化认同上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边缘的困境。杨逸的作品中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日本私小说的“自我暴露”,通过无遮掩的描写这些女性的性的苦闷,来观照在日华人女性的离散边缘状态。在此基础上,杨逸不止满足于对离散华人女性的生存思考,她更将目光投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女性群体,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在物质丰足的条件下却情感匮乏。杨逸作品中性的苦闷与抵抗便多了一层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对物化社会的抵抗的深层内涵。
一
起源于自然主义流派的日本私小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文学样式,涵盖了几乎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并影响至今。日本研究者濑沼茂树曾评说:“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在借鉴了法国自然主义流派客观的写实创作基础上,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学观的“以真实为根底”以及傳统的“好色”文化,最终形成了私小说的文学文体。其特点可以归结为:1.将视野收缩到个人日常生活,真实地袒露“自我”;2.作家自我内心的观照,注重心理的客观呈现;3.忧郁感伤的笔调。私小说的文学内核即“自我”,从日本私小说的滥觞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多数日本私小说作家就将这种“自我”的展现着重聚焦于灵与肉冲突的描写,将自我的心理剖析以性的苦闷加以呈现。通过如实且赤裸裸的描写,不仅能够表现出平凡、有血有肉的“自我”,更是对人的本性满足、个性扩张的追求。这样的创作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初日华文学的先驱者们——郁达夫等人。郁达夫曾表示:“性欲与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写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②留学日本的这些文坛先辈们,借鉴了日本私小说对性苦闷的描写,以此来反抗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压抑,追寻人性的自由。
至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时期,杨逸同样偏好在她的作品中刻画各色女性人物的“性苦闷”,其中着重刻画了跨国婚姻女性的性苦闷。其处女作《小王》中对女主人公小王性苦闷的处理还较为含蓄:在日华人小王与缄默寡言的日本丈夫在长达六年多的婚姻里面,每日晚上二人共处的世界“除了电视的响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譻?訛“甚至感觉不到氧气的流动一般,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无法忍受”?譼?訛。不仅如此,因为丈夫的生理疾病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却一次都没有过”?譽?訛,心灵上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丈夫,同样在肉体上也无法有实质性的行为。杨逸就刻画了这样一个灵与肉双重空虚状态下的“国际婚姻女性”小王。到了《光影斑驳》,杨逸更是通过女性角色的心里独白直面“性苦闷”。家庭主妇“我”白天过着“苍白、孤独、寂寞的日子”,模式化的生活毫无新意,晚上面对的是一天说不上三句话的丈夫,明明有孩子的陪伴依然觉得“一个人度过的漫长时间,好像在肚子里变了质,重重地压在心上,要是不把它都从嘴里吐出来,我就会恶心得受不了”?譾?訛。这样的“我”只能通过偷听隔壁夫妻的床笫之欢来缓解内心的干涸,并坦率地呐喊出内心的渴望:“周围简直成了发情发了疯的世界。听起来好像在嘲笑我这类没有发情的人:不发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譿?訛性苦闷的书写更加袒露。
如果按照铃木修次教授对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概括,中国以“风骨”为文学正统精神,它观照社会、关怀政治,主张“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风化功用;而“物哀”则可以概括日本文学观念的本质,这种日本式的悲哀,是一种不问政治而崇尚自我的哀怜情趣。因此即使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日华文学,在通过私小说中性苦闷来表现“自我”的写作方面,在本质上也同样异于日本私小说:一个是封闭的自我、一个是社会的自我。
二
日本私小说中的性的苦闷只是私人生活的人性展现,它的“自我”是一种闭锁性的、与社会断裂的。日本私小说作家是有意识地逃离社会,躲到文学的象牙塔里,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这些人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这些作家的内心苦闷,与其说来自社会外部或是制度的压迫,不如说是来自于自己对情感生活的不满以及婚姻家庭的不幸。道家忠道在《私小说的基础》一文中就断言:日本的私小说“不具有社会意识”?讀?訛。而郁达夫等所创作的20世纪日华文学却自觉地将作家个人、自我作为社会与“阶级”的一分子加以描写的。对个人的生活暴露,代表了对整个社会中的阶级生活的暴露。他们笔下的性的苦闷更确切地说是“生的苦闷”,是“生的意志”与黑暗社会带来的“艰冷的现实生活”的冲突下出现的被扭曲的人性表现,是对旅日时饱受生活艰辛和民族歧视、回国后又颠沛流离、清醒地承受着黑暗社会所带来的重创却无法改变命运的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的观照。
关键词:杨逸 性的苦闷 私小说 抵抗
纵观海外华文文学,每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写作都受到了当地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潮和文学表达样式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异质性,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海外华文文学景观。作为一个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欧化与东方色彩相互交织的国度——日本,给日华文学提供了一片营养丰富而特色鲜明的文学土壤。20世纪初以郁达夫为首的留学生文学为此后的日华文学创作提供了三种文学范式,即“边缘、多缘和非主流的主题范式;以中国本位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主题范式;以及与上述两个范式交错的‘私小说’式范式”①。其中“私小说”式的写作范式成为日华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标签。
杨逸,20世纪80年代东渡扶桑,属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群体。赴日后,曾有过一段与日本人的跨国婚姻,在华文媒体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到的中日婚姻故事,这就使得杨逸的写作将目光聚焦到了“国际婚姻女性”上。从第一部创作的日文小说《小王》到其后的《老处女》《金鱼生活》《光影斑驳》,杨逸塑造了一系列“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中日跨国婚姻者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寄希望于跨国婚姻来实现国籍的更改,完成政治身份的确定;并进一步期冀自己能够通过一个日本丈夫、一个日式家庭来完全地浸入日本生活中。可惜的是,这样的婚姻结合完成的只能是政治上的身份转变,而在文化认同上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边缘的困境。杨逸的作品中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日本私小说的“自我暴露”,通过无遮掩的描写这些女性的性的苦闷,来观照在日华人女性的离散边缘状态。在此基础上,杨逸不止满足于对离散华人女性的生存思考,她更将目光投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女性群体,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在物质丰足的条件下却情感匮乏。杨逸作品中性的苦闷与抵抗便多了一层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对物化社会的抵抗的深层内涵。
一
起源于自然主义流派的日本私小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文学样式,涵盖了几乎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并影响至今。日本研究者濑沼茂树曾评说:“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在借鉴了法国自然主义流派客观的写实创作基础上,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学观的“以真实为根底”以及傳统的“好色”文化,最终形成了私小说的文学文体。其特点可以归结为:1.将视野收缩到个人日常生活,真实地袒露“自我”;2.作家自我内心的观照,注重心理的客观呈现;3.忧郁感伤的笔调。私小说的文学内核即“自我”,从日本私小说的滥觞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多数日本私小说作家就将这种“自我”的展现着重聚焦于灵与肉冲突的描写,将自我的心理剖析以性的苦闷加以呈现。通过如实且赤裸裸的描写,不仅能够表现出平凡、有血有肉的“自我”,更是对人的本性满足、个性扩张的追求。这样的创作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初日华文学的先驱者们——郁达夫等人。郁达夫曾表示:“性欲与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写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②留学日本的这些文坛先辈们,借鉴了日本私小说对性苦闷的描写,以此来反抗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压抑,追寻人性的自由。
至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时期,杨逸同样偏好在她的作品中刻画各色女性人物的“性苦闷”,其中着重刻画了跨国婚姻女性的性苦闷。其处女作《小王》中对女主人公小王性苦闷的处理还较为含蓄:在日华人小王与缄默寡言的日本丈夫在长达六年多的婚姻里面,每日晚上二人共处的世界“除了电视的响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譻?訛“甚至感觉不到氧气的流动一般,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无法忍受”?譼?訛。不仅如此,因为丈夫的生理疾病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却一次都没有过”?譽?訛,心灵上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丈夫,同样在肉体上也无法有实质性的行为。杨逸就刻画了这样一个灵与肉双重空虚状态下的“国际婚姻女性”小王。到了《光影斑驳》,杨逸更是通过女性角色的心里独白直面“性苦闷”。家庭主妇“我”白天过着“苍白、孤独、寂寞的日子”,模式化的生活毫无新意,晚上面对的是一天说不上三句话的丈夫,明明有孩子的陪伴依然觉得“一个人度过的漫长时间,好像在肚子里变了质,重重地压在心上,要是不把它都从嘴里吐出来,我就会恶心得受不了”?譾?訛。这样的“我”只能通过偷听隔壁夫妻的床笫之欢来缓解内心的干涸,并坦率地呐喊出内心的渴望:“周围简直成了发情发了疯的世界。听起来好像在嘲笑我这类没有发情的人:不发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譿?訛性苦闷的书写更加袒露。
如果按照铃木修次教授对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概括,中国以“风骨”为文学正统精神,它观照社会、关怀政治,主张“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风化功用;而“物哀”则可以概括日本文学观念的本质,这种日本式的悲哀,是一种不问政治而崇尚自我的哀怜情趣。因此即使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日华文学,在通过私小说中性苦闷来表现“自我”的写作方面,在本质上也同样异于日本私小说:一个是封闭的自我、一个是社会的自我。
二
日本私小说中的性的苦闷只是私人生活的人性展现,它的“自我”是一种闭锁性的、与社会断裂的。日本私小说作家是有意识地逃离社会,躲到文学的象牙塔里,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这些人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这些作家的内心苦闷,与其说来自社会外部或是制度的压迫,不如说是来自于自己对情感生活的不满以及婚姻家庭的不幸。道家忠道在《私小说的基础》一文中就断言:日本的私小说“不具有社会意识”?讀?訛。而郁达夫等所创作的20世纪日华文学却自觉地将作家个人、自我作为社会与“阶级”的一分子加以描写的。对个人的生活暴露,代表了对整个社会中的阶级生活的暴露。他们笔下的性的苦闷更确切地说是“生的苦闷”,是“生的意志”与黑暗社会带来的“艰冷的现实生活”的冲突下出现的被扭曲的人性表现,是对旅日时饱受生活艰辛和民族歧视、回国后又颠沛流离、清醒地承受着黑暗社会所带来的重创却无法改变命运的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