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年之夏，张仃创作了一生的巅峰之作——《昆仑颂》。
　　三十年来，它静静地嵌挂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十四层经理会议厅的墙壁上，外人不易欣赏到。1993年，笔者留日归国，曾专门绕道香港，去寻访过它，经一番交涉，终于获准，在银行保安人员跟随下，乘电梯登堂入室，在画前凝神小驻片刻，虽未能尽性，心灵依然受到震撼。
　　放眼张仃的山水画世界，己巳版《昆仑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仿佛是借上帝之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远看是海，波涛汹涌，天风猎猎，近看是山，雪山冰峰，奔腾呼啸;山峰与海浪，不露形迹地融为一体。于是，一座运动的、搏斗的、精神的昆仑山，一座令人敬畏神往、希冀不泯的神山，在观者心中定格。
　　面对这幅神奇的杰作，笔者深感自己语言苍白，词不达意。幸好有一篇内容翔实的《知白守黑大象无形——张仃〈昆仑颂〉创作始末》，作者灰娃，张仃之妻，诗人，此画创作全过程的知情者，目击者。
　　据《创作始末》叙述：此画是应香港中国银行之请，为新落成的银行大厦会议厅而作，尺寸亦由请方规定：高一米，长七米。在这样一个窄长的平面空间上，表现昆仑山的高大雄伟，对画家的能力是一个考验。为此，张仃事先查阅大量资料，看了不少中、外名家笔下的雪景，画出草图和许多小稿。而真正投入创作时，将一切抛之于九霄云外，只是跟着感觉走，在下意识状态中，笔墨神游。灰娃认为，《昆仑颂》从落笔到收笔，“是作者做了一场梦的经过，更是作者经历了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完成一曲交响乐、一部大合唱的过程——是一部音乐的过程”。以下是笔者对灰娃赏画文字的精编：
　　以中景开始，大山大石，浓墨重笔，疾风骤雨，宣泄大悲无泪的失落和压抑。接下来，以逆笔写出粗粝的长线，雪峰翻卷律动，海浪般内劲充盈，起伏有力，表现运动着的博大气势。
　　将中景推向远处的同时，开始突出近景。作者心向由极度骚动趋于相对安定，岩石、瀑布、山羊、树，如对口唱的自由宣叙，笔法沉着而又轻捷，透出温情，以焦墨成功而微妙地表现出水雾的湿润感，水尘飞流下露出的嫩树梢清鲜毛茸之感。瀑布长流撞击岩石，清澈悦耳的共鸣声在山间回响，小生灵野山羊无忧无虑……隐隐约约，远景出现伏笔。
　　远景由伏笔发展成为主角。近景露出小面积山石，以不经意的笔触写出厚厚的雪。利用附近的水汽、树林间的空气感、水汽中钻出洁净清新的树梢新芽，将画面转换过来。首先突出中景的石壁，覆满雪的石壁，以洪亮坚挺的音色耸立着。这一处画得格外率意，似在倾听心灵的声音，运笔轻松，幻想如飞，尽兴抒写生命的自由和谐，自然的苍凉悠远。
　　终曲——山头，与整幅画面上远山积雪的群峰一样，轻微的短笔干皴中很见笔墨，用笔顿挫明快，出现不同层次的灰和白，兴奋而有韵味。远山，远林，淡霭，浓雾，渐渐收尾，宛如大、中、小提琴、竖琴、长笛、黑管，伴以轻轻地混声合唱，渐远渐弱，余音袅袅，缕缕不绝。
　　诗人的解读精微隽永，充满灵性，展示张仃在一种下意识的“神凭”状态下，将自己的精神能量发挥到极致，完成一次非凡的艺术创造之旅。
　　其实，早在己巳版《昆仑颂》问世之前，张仃已创作过两幅同题画作。第一幅应北京昆仑饭店之请，作于1987年冬（现藏张仃美术馆），高一米，长二米六，水墨，近景为逆光中的雪松，焦墨勾勒，淡墨渲染，中景云雾缭绕，远景雪山冰峰连绵起伏。构图上，松林与雪山平分秋色。淡墨的大片使用，使画面显得朦胧含蓄，幽光返照，诗情洋溢。第二幅作于1988年冬（现藏中国美术馆），纯焦墨，六尺整纸，截取昆仑山的一个局部，雪山冰峰与雪松树林，形成左上右下的对角线构图，顾盼呼应，雪山冰峰肌理质感毕现，有很强的写生感。
　　两幅《昆仑颂》时隔一年，艺术表现各有千秋，尤其前一幅的水墨，幽光灵慧，别具艺术匠心，但与己巳版《昆仑颂》相比，不能不说是“小巫见大巫”。就艺术容量言，前两者可比作中篇小说，后者可比作长篇小说;就艺术质地言，后者冰峰与海浪合而为一、神奇超拔的意象，在前两幅的画面上基本上看不到。
　　于是牵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同样是昆仑山的题材，创作时间又很接近，为什么己巳版《昆仑颂》呈现某种异质的、飞跃的状态？其中难道隐藏什么玄机？
　　据《创作始末》记载：“原先预计五、六月间完成《昆仑颂》，无论人在何处，张仃心里总被这幅画的构思萦绕着，他在家里画了许多小稿。可是五、六月间他整个精神根本无法进入创作，情绪激动，心律过速，靠医药勉强支撑。”
　　6月下旬，张仃南下来到广州，参加国际水墨画家集会，心绪稍得平复，遂将一腔块垒宣泄在焦墨巨作《昆仑颂》的画面上。据《创作始末》：时值7月酷暑，在深圳湾大酒店的临时画室里，年逾古稀的张仃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忘我挥毫，沉醉于笔墨纵横、点线交响之中，宛如附体一般。
　　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己巳版《昆仑颂》的两幅创作小稿上，山还是山，峰还是峰，没有完成后《昆仑颂》那样的山、海合一，山峰造型与海浪造型互融互渗的意象，它们更多是在章法的虚实疏密、视角的远近俯仰上作推敲与考量。这说明，直到那时，张仃尚未形成山、海合一的构思，也就是说，只有在面对巨幅宣纸，进入艺术的迷狂状态，在身不由己的“神凭”状态下，才产生如此的精神飞跃与艺术突破。画跋可以佐证这一点：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昔年壮游，飞越天山，千垒万壑，银涛汹涌，玉洁冰清，沁人心脾。1989年客深圳湾，极目海天，骄阳播火，笔耕墨耘，神驰冰雪，心潮涨落，终成斯图……
　　“昔年壮游”，指1981年秋新疆采风，当飞机飞越天山，银装素裹、冰山雪峰奔腾呼啸的景象出现在眼前时，张仃就被彻底征服。这个激动人心的记忆，经过七年的发酵。此时的张仃，“心潮涨落”，不能自已，《昆仑颂》的主导动机——心潮，呼之欲出。显然，正是在这种心潮难平的跌宕起伏中，张仃找到了艺术的节奏与旋律，山、海合一的神奇意象，借此而诞生。
　　张仃一向重视生活，重视写生，反对闭门造车，玩弄笔墨，“师造化，为人民”，是他根深蒂固的艺术信念。耐人寻味的是，己巳版《昆仑颂》完全逸出了这个规范，抒写的是心中的意象，达到纵心所欲、解衣磅礴的境界。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学生、壁画家兼美术史家张世彦认为：在多年忠于自然的写生操练之后，仍有这样迥异于常规的图形组合，难能可贵，可谓神来之笔，“以山海图形互嵌的组合手段来实现情之抒发、思之涵纳，较之历来着眼于形色笔墨的通例，是对意境营建的一个探索新径”。笔者以为，这与张仃与生俱来、自由不羁的艺术根性（植根于民间美术，后演化为“毕加索加城隍廟”前卫画风）有关，尽管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根性时时受到压抑与限制，一遇合适的触机，就会露出峥嵘。
　　凝视这个山海合一、笔歌墨舞的神奇世界，笔者仿佛依稀看到青年时代张仃的意气风发，精神的自由飞扬。可以说，是艺术之神借张仃之手信笔绘下的皇皇巨作。在这幅画作里，张仃个人才情的自由挥洒，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
　　因此，有学者认为《昆仑颂》注定会成为时代的纪念碑——就像毕加索的杰作《格尔尼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