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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现代语言学、现代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演变的思想。索绪尔从符号学角度，认为语言演变最根本的内在原因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联系，导致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可能转移；而语言演变的外在原因，在于交际，在于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运用，即言语；这种语言运用因语言交际的社会性和处于时间之中而发生作用，最终导致语言的演变，并进而论述了语言演变的四种模式：语音变化、类比、流俗词源和粘合。
关键词 索绪尔 语言理论 符号学 语言符号 演变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80-07
一、索緒尔轻视语言历时态和历时语言学吗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被看作20世纪思想大师之一。
一般语言学史著述介绍索绪尔理论，往往都是从（1）语言和言语的区分、（2）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以及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3）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4）语言是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5）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等几个方面来介绍，而不涉及索绪尔关于语言发展演变的有关论述。有的研究者认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关于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容意义不是很大，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精华在《绪论》《一般原则》和《共时语言学》三部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编辑的《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笔记版教程”，有张绍杰[2001年]和屠友祥[2002年]两个中文译本）中，这部教程来自听索绪尔最后一次课程的学生孔斯坦丹的笔记，应该看作索绪尔晚年更为成熟的语言学思想的体现。
从整块内容来看，该书没有沙·巴利等编辑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通行版教程”，高名凯译本，1980年）中《第三编历史语言学》（共72页）与《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共28页）——跟历史语言学有关的这两编合计100页，以及作为绪论附录的《音位学原理》三部分。从完全按授课时间的自然顺序编辑的“第三次教程”中，我们了解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于1910年10月28日，结束于1911年7月4日，每周周二、周五有课，持续了9个月；其中从1910年12月23日（周五）到1911年4月21日（周五），一共有17周的时间，第三本（部分）至第六本，至少有3本半笔记——占全部笔记的1/3强，没有收入“第三度教程”。这17周时间，如按上课计算，应该有35次课，但这期间是否有假期，情况不详。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版教程正文有306页，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根据孔斯坦丹笔记编辑出版的笔记版教程计有32次课、中译本共有157页；后者缺少部分的主体，就包括前者中文译本有100页之多的索绪尔关于历史语言学的论述。
从通行版教程中我们看到，在语言观方面，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没有弄清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没有建立真正的语言学，比较语法“从来不过问它所做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25页。直到青年语法学派，才“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②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以及相应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强调语言共时态的研究，他认为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没有共同之处：共时态是同时存在的语言要素间的关系，而历时态是语言要素在时间上替换， 语言的共时态是一个共时的价值系统，无论是相对于语言的社会使用者，还是语言的研究者来说，语言共时态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语言要素的发展演变是在语言系统之外的，与系统无关，因此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有着不同的方法。索绪尔这种理论被布拉格学派认为是割裂了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割裂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高名凯高名凯：《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3～667页。等认为是反历史主义；而关于认为要素的演变不在系统之内的观点，也遭到理论语言学家徐思益的批判。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
实际上，索绪尔批评比较语法，强调语言学家要弄清语言系统的面貌必须排除历时的干扰而从语言的共时态着手，认为语言要素演变是在系统之外进行的等观点，是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正常推演，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所以它只能是系统的；而系统的构成要素必须是同时存在的，否则不会有相互对立、相互区别和相互关系：共时性是系统的特征之一；聂志平：《语言：语法系统 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5期。与言语相对的语言，只能是一个共时态的价值系统，对于说话——言语——的民众，这种共时态的符号系统是唯一可依靠的工具。聂志平：《论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尽管引起很多语言学家的误解，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索绪尔对语言的理解是将其演变排除在外，进而把对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排除在语言学之外。因为在自己的理论中，索绪尔不仅把“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出它们的历史”列为语言学任务的第一条，在从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时，认为与言语相对的语言既包括语言的共时态又包括语言的历时态，把语言学分作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两类，并且明确地说：“语言的发展构成语言学的主要部分”，[瑞士]恩格勒：《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1967-1968年，[德]威斯巴登公司，第452页。转引自戚雨春：《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载于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页。这句话在通行版中被编者遗漏或删去，用虽经过删减但中译本仍有100页、占沙·巴利版教程1/3的篇幅来专门论述语言的具体发展演变问题——即便是在最后一次课程这部分内容没有被编入第三次教程的笔记，也占1/3强——这足以说明，认为索绪尔轻视甚至否定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观点，是不够客观的。 从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语言符号的发展演变，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这部分内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不完整的。
二、语言符号为什么会发展演变
我们认为，索绪尔理论的根本、核心，是语言符号学：聂志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索绪尔从符号角度来认识语言，把语言看做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建立了系统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又通过对语言符号这种应用最广泛、系统最复杂的符号的解析，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体系，成為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影响深远，使自己进入了20世纪思想大师的行列。
毋庸讳言，在符号学方面，美国语言学家辉特尼是索绪尔的先驱。他是索绪尔在自己的教程中提及次数最多——5次（通行版教程后附索引标为3次），而且有4次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列出辉特尼的观点是：（1）发出第一次冲击：提出疑问“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2）“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跟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一样”；（3）使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只是出于偶然；（4）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同意使用什么符号（这里所说的“符号”实际上是指符号的形式，亦即能指——笔者注），这符号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5）“很正确地强调符号有任意性质，从而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轴线上”。②③⑥⑦⑨⑩[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1、102～103、164、115、39、113、109页。这些论点，只有第三点索绪尔不以为然。可见语言符号任意性、约定性、社会性这些符号学的思想火花都来自于辉特尼。正如语言共时态、历时态的思想来自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一样，索绪尔的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既包括这种吸收、借鉴，也包括改造、创造、整合，最后创造出一个超越其他语言学家、成为现代语言学基础、符号学最重要理论来源的语言符号学体系。
索绪尔把任意性看作语言符号“第一个原则”，虽说与“第二个原则：能指的线条性”相对，但这个“第一原则”绝不仅仅是排序的“第一”，而是逻辑的第一，亦即根本、基础，因为“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②索绪尔把符号看作由能指（符号的形式）和所指（符号的内容）构成的整体，所谓的任意性，是指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相似性或必然的联系。任意性使符号与象征等区别开来，使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语言符号与其他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也构成了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根本区别。作为语言符号，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这两方面都是心理的。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语言符号只能是由一系列音响形象的差别和一系列的概念的差别构成，这样构成符号的是符号之间的对立或差别，“任意和表示差别是两个相关素质”，③语言符号是语言系统，是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语言像任何符号一样，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了该符号”，“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8～169页。通行版译作“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因为汉语中“实质”表示的是“本质”这种抽象的含义，所以我们接受 “实体”这种译法。高名凯先生最初也是译作“实体”的，见高名凯1963年原拟为《普通语言学教程》写的长篇序言《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3～667页）。因此，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系统性；这样建立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受系统制约的社会约定；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社会性，聂志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要有语言，必须有说话的大众”，“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的特性之一”；⑥“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⑦依据符号的这种社会性，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个人以外的东西，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心理的；而言语是言语活动中的个人部分，是心理的、物理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源自任意性的系统性与社会约定性，反过来又制约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符号表现出一定的理据性，亦即索绪尔所谓的“相对可论证性”。聂志平：《语言符号论》，《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决定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稳定）与可变性（发展演变）。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不存在能指A代表所指x是否合理的问题，也就否定了改变能指与所指原有联系的必要；同时，同样是由于能指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存在着改变的可能，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避开了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⑨也使“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⑩
索绪尔高度评价辉特尼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认为他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的轴线上；同时，索绪尔更进一步，不仅把任意性看作是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最根本的原则，区别了符号与非符号，认为它决定了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系统性、社会性、约定性、可变性与不变性，也把任意性原则看作语言学的最高原则，解释了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特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完整科学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体系，成就了自己作为现代语言学和现代符号学理论奠基者的崇高地位。对这一点，索绪尔自视颇高，他认为自己把任意性放到一个最合乎逻辑的位置，它支配着语言，也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同时，索绪尔还表现出另外一种自负，就是第一次把语言学划归符号学。此言不虚，我们认为索绪尔对自己的评价从语言学史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索绪尔用一个图示，来全面说明语言与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②④[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6、111、287页。 索绪尔认为，语言处于大众之中，语言也处于时间之中；在时间之外，语言现实性是不完备的，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处于时间之中”，“时间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又“使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②社会性与时间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说话的大众，时间对语言不会起作用；而如果只考虑说话的社会性的大众而不考虑时间因素，就会看不到社会性力量对语言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稳定（不变性）与发展演变（可变性）的内在基础是符号的任意性，而其外部条件是处于时间、处于社会之中，亦即时间性与社会性。聂志平：《语言符号论》，《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因時间而发生作用，因此泛时性是不存在的。时间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形成了语言的连续性，而连续性的必然结果，就是语言符号历史承传的稳定性与变化性。而语言符号可变性与不变性的实现，是通过语言运用——亦即言语，通过语言交际来实现的。
索绪尔认为，处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的语言运用导致了语言的演变，语言的变化萌芽于个人的语言运用，亦即来自言语；这一言语形式为社会所接受，被他人重复使用，就成为普遍使用的社会性的语言事实，因此，任何新形式都经历个人言语创新和被社会接受而进入语言系统两个阶段；但并不是任何言语的创新都能为社会所接受。索绪尔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如果更准确点，应该是语言运用中产生个人变异，以及个人言语变异为言语社团所接受，成为社会化的语言现象，才形成语言符号的演变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事实的传播，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而“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④实际上，索绪尔所说的“乡土根性”，只不过是一个小的语言社团的成员的向心的内向型交际，新产生的语言成分不至于流传到其他地区，长期分立，会形成语言的分化；而与“乡土根性”相对的交际，则是小的语言社团的成员与其他语言社团成员间的外向型交际，使某些语言事实传播出去。所以，语言的分化与语言的接近以至于统一，都是由于同一种行为——社会性的语言交际促成的。所以，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同样是由于交际，不仅使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也使语言并没有自然的界限，它们构成一个区域性的连续统。不仅如此，社会性的语言交际需要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具有稳定性，否则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行为就不能达成它的效果；同时，处于时间之中的这种社会性的交际，也会使语言产生变异。因此，即便是人工语言，如世界语、手语，甚至程序语言，只要进入民众的使用，都会发生变化。
因此，可以说，语言符号发展演变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演变的外部原因是语言符号的时间性和社会性；而发展演变的动力，则是语言运用，亦即言语，是语言交际。
三、语言符号怎样发展演变
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符号的变化，是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转移。这是因为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整体。这种变化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从可论证性到不可论证性（任意性）或相反的运动，使两者的比例发生变化。这样，某种语言就可能由于发展演变，而不会固定地属于某种语言类型，比如某种属于印欧屈折语的某种语言，会由于形态成分的减少而趋向于分析性语言，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现代英语。尽管索绪尔认为，“语音变化不会影响到词，只影响到音。发生变化的是音位。”②③④⑤⑥⑨[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9、205～211、209、137～138、201、201～203、202页。但它的后果会使含有这个音位的词的语音形式发生变化，会使词的复合结构消失，会隔断语言要素语法上的联系，所以，语音变化也是语言符号演变的一部分。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变化是绝对的，语言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发展演变分作四种类型：语音变化、类比、流俗词源和粘合。
1.语音变化
（1）语音变化的原因
索绪尔列举了语言学史上关于语音变化原因的七种说法：①人种原因，即人种不同发音器官会有差异，影响发音；②对土壤和气候情况的适应；③省力率，用一次发音代替两次发音，用比较方便的发音代替困难的发音，——相当于现在一般所说的经济原则；④幼年所受的语音教育；⑤民族在某一时期政治情况；⑥先居民族的语言底层；⑦风尚变化。②索绪尔进行逐个分析、评论，认为这些都不能对语音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历史事件应该有一个决定的原因”，③而上列关于语音演变的说法，都可以找到另外的解释。
（2）语音变化的类型
索绪尔认为语音现象不是绝对的，而是同一定的条件相联系，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任何语音变化，不管它扩张的地域多么宽广，都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区。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生的；它只是历时地存在着”；④他否定把语音变化分为绝对的变化和条件的变化，而是把语音变化分作两个类型：“由内在的原因产生的是自发的变化，由一个或几个别的音位引起的是结合的变化。”⑤前者如由印欧语的o变为日耳曼语的a，后者如拉丁语的ct、pt变为意大利语的tt，是由于前一个音被后一个音同化，德语中的gasti变成gesti，也是受后边的i的同化造成的；而维尔纳定律，则反映了重音对辅音变化的影响作用。⑥徐思益先生用汉语史中关于ɡ、k、h受后边高元音i、ü的影响变成j、q、x的观点，来批评索绪尔关于语言要素的变化是在系统之外与系统无关的观点，实在是一种误解。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为排版方便，这里我们使用汉语拼音符号，原文为国际音标。以《论印欧语系元音的原始系统》奠定原始印欧语元音理论从而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家，以从语言符号系统思想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的索绪尔，会看不到这种现象吗？我们的结论是“不会”。因为第一，索绪尔关于语音变化的第二种类型“结合的变化”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第二，索绪尔把语音变化的原因和语音变化的条件分开了。前后语音单位之间相互影响，而使某个音发生变化，这不是语音演化的原因，这只是语音变化的一种外部条件，聂志平：《论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而条件是受时间性和社会性限制的，所以，相同的语音组合情况，在不同的语言或方音中，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变化结果，北方汉语中的ɡ、k、h受后边高元音i、ü的影响变成j、q、x，而粤方言这种语音的组合并没有使ɡ、k、h变成j、q、x。 （3）语音变化的结果
索绪尔认为，语音演化是盲目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止于何处，因为语音变化“决定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它是跟意义毫无联系的”，⑨它“可以影响任何种类的符号”；语音演化改变了词的语言形式，在语法上有两个后果：①会割断词语间的语法联系，破坏词语间的派生关系；②割断同一个词两个屈折形式间的正常关系，“例如comes‘伯爵’（主格）-comitet‘伯爵’（宾格）变成古法语的cuens-comte”。②③④⑤[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3～215、306、226、230～233、242页。
语音变化改变了词的语音形式，导致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转移，引起了语言符号的变化，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为什么索绪尔又说语音变化只影响到音而不会影响到词呢？因为“这些变化对词来说毕竟是外在的东西，不能触及它们的实质。词的单位不只是由它的全部音位构成的，它还有物质以外的其他特征”。②实际上在这里索绪尔说得不够明确：词是语言符号，它是由作为能指的语言形式（音响形象）和作为所指的语义内容两部分构成，单一方面不能构成词这种语言符号；词这种符号的性质，是由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取决于语言系统中其他词语与其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由语音形式决定的。
2.类比
索绪尔说，“语音变化是一种扰乱的因素”，“幸而类比抵消了这些变化的后果”，类比给语言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形式”，③它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青年语法学派阶段所形成的最为成熟的关于语言演变的理论。与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他观点的态度迥然不同，索绪尔对类比理论，在技术上没有进行任何改造，但不同意与语音变化一样把类比看作是语言演变的原因，而认为它是语言“革新和保守的原则”。因为“语音变化引入新的，必须把旧的取消，而类比却不一定非使它的双重形式消失不可”，由类比产生的新形式与原有形式可以共存一个时期，而且可以互相替代，由于同指的原因，最终不够规则的原有形式由于不被使用而消失；“类比是属于心理的”，它是在心理上意识到各种形式间的关系，利用已有的规则和材料构成新的形式，所以类比“完全是语法的和共时的”，④而语音变化是非语法的、历时的，所以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在词法上，新产生的复合词、派生词，也是类比的结果。因为新旧形式交替是语言演变的一种主要表现，由于根据类比创造的新的规则形式通过竞争排除了它的竞争者，取代了旧的不规则形式，也形成了一种新旧交替的效果，所以索绪尔认为，类比是演化的一个有力因素。
“类比创新总是要利用旧材料，因此它显然是保守的”，“语言好像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钉”。⑤但这种“保守”本身就包括创新，因为由此产生了语言中原本没有的成分，因此类比具有保守和创新的双重目的性，它是语言符号连续性的一种重要表现，表面是创新，实质是保守；而其所形成的新的形式，在给人新奇感的同时又使人联系到旧有的成分与规则。现在解释新词语产生的词族化的“词语模”理论，李宇明：《词语模》（1999），《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4页。骨子里就是这种类比创新理论：模槽——体现已有的词语结构规则；模标——已有词语中作为标志的词语的构成成分；由于具有可类推性，这个模标往往被看成与词缀相近的成分“类词缀”。在反映新词创造规则的词语模理论提出之前，在汉语修辞学中，这种现象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仿词。
因为类比利用的已有的规则和材料都实际地存在于语言之中，所以按类比构成的新的形式在没有出现以前，早已潜存在于语言之中；索绪尔这种理解，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修辞学后来传播到语言学其他领域的著名的“潜-显”理论基本是一致的，“显”是目前现实语言中存在的形式，“潜”是按语言已有的成分和規则来看应该有，而目前还没有出现的形式；“潜”语言形式的存在，为言语的创新提供了可发展的空间，由潜到显，是先由个人的语言创新性运用来实现的。因此汉语中的“潜-显”理论首先由有深厚现代语言学理论修养的修辞学家王希杰提出，王希杰1990年发表《潜词和潜义》《论潜量词的显量词化》开始提出潜-显理论，此后发表系列文章论述潜-显学说，该理论也集中体现在其修辞学里程碑式的专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类比在语言社团的语言意识层面，是创新的原则；而在语言社团的潜语言意识层面，是保守的原则，类比使得某些成分某些规则被镶嵌在系统的框子里，不断地按类比被重新制作，这就保持了它们的稳定性。
3.流俗词源
索绪尔说，“我们有时候会歪曲形式和意义不大熟悉的词，而这种歪曲有时候又得到惯用法的承认。……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流俗词源”，例如，德语的durchblaen “痛打”来源于bliuwan“鞭挞”；但是人们将它与blau“青色的”建立起了联系，因为击打身体会产生“青色的伤痕”；拉丁语的carbun-culus“小煤块”变成了德语的karfunkel“红宝石”（同funkeln“闪闪发光”有联系）和法语的escarboucle “红宝石”（同boucle“鬈发”有关）。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4～246、248～249页。
流俗词源这种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比如现实语文生活中，人们把《诗经》中的诗句“七月流火”中表示大火星的“火”误解为表燃烧的“火”，因而常用“七月流火”来形容夏季七八月份的炎热；又如把一个西域古国的西王母，作为中国神话中最高的天神玉皇大帝的皇后名字，等等。可以这样理解：流俗词源是人们凭想象对词义理据的一种解释，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实质上构成了对词源的歪曲，是一种语义上的“重新分析”。
4.粘合
索绪尔认为，“粘合是指两个或者几个原来分开的但常在句子内部的句段里相遇的要素互相熔合成为一个绝对的或者难于分析的单位”；“法语起初说 ce ci，把它分成两个词，其后变成了ceci‘这个’”；粘合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几个语言单位组合成无异于一般句段的形式；（2）固有意义粘合，即句段的各要素综合成一个新单位；（3）出现类如重音统一等形式上的整体化。粘合只在句段范围内进行，并且没有意志参与，这是粘合与类比的主要区别。②
汉语学者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到以前是两个词后来凝固为一个词的现象：“‘所以’在今天是一个连词，但是，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此外还有“可以”“然而”“否则”等；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393页。而对之加以理论解释并使之概念化的，是语法学家吴竞存、梁伯枢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跨层结构”：“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成分在发展过程中跨越原有的组合层次，彼此靠拢，逐渐凝固，最后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体，这种新的结构体可称之为‘跨层结构’”。吴竞存、梁伯枢：《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352页。这是作为术语的“跨层结构”的由来。比如在“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中，“否”为对前面条件“力能”的否定，这样句子本身就有了假设的意味，由于“否”与“则”经常在一起使用，常常被理解为“如果不这样，就……”，这样句子的假设意义就对本来不在同一个层次的“否则”的凝固与词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句子的假设义凝固到“否则”上，经过语言运用潜意识的重新分析，这一跨层结构也就被理解成一个表假设意义的让步连词，表示“如果不是这样”的意思，如：“看问题必须全面，～的话，就难免以偏概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97页。现在语言学界把这种现象看作词汇化的一个类型，它同时也是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来看，索绪尔对语言演变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成熟、比较全面的；即便是在今天，对于认识语言演变，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索绪尔 语言理论 符号学 语言符号 演变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80-07
一、索緒尔轻视语言历时态和历时语言学吗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被看作20世纪思想大师之一。
一般语言学史著述介绍索绪尔理论，往往都是从（1）语言和言语的区分、（2）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以及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3）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4）语言是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5）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等几个方面来介绍，而不涉及索绪尔关于语言发展演变的有关论述。有的研究者认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关于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容意义不是很大，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精华在《绪论》《一般原则》和《共时语言学》三部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编辑的《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笔记版教程”，有张绍杰[2001年]和屠友祥[2002年]两个中文译本）中，这部教程来自听索绪尔最后一次课程的学生孔斯坦丹的笔记，应该看作索绪尔晚年更为成熟的语言学思想的体现。
从整块内容来看，该书没有沙·巴利等编辑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通行版教程”，高名凯译本，1980年）中《第三编历史语言学》（共72页）与《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共28页）——跟历史语言学有关的这两编合计100页，以及作为绪论附录的《音位学原理》三部分。从完全按授课时间的自然顺序编辑的“第三次教程”中，我们了解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于1910年10月28日，结束于1911年7月4日，每周周二、周五有课，持续了9个月；其中从1910年12月23日（周五）到1911年4月21日（周五），一共有17周的时间，第三本（部分）至第六本，至少有3本半笔记——占全部笔记的1/3强，没有收入“第三度教程”。这17周时间，如按上课计算，应该有35次课，但这期间是否有假期，情况不详。沙·巴利等编辑的通行版教程正文有306页，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根据孔斯坦丹笔记编辑出版的笔记版教程计有32次课、中译本共有157页；后者缺少部分的主体，就包括前者中文译本有100页之多的索绪尔关于历史语言学的论述。
从通行版教程中我们看到，在语言观方面，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没有弄清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没有建立真正的语言学，比较语法“从来不过问它所做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25页。直到青年语法学派，才“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②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以及相应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强调语言共时态的研究，他认为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没有共同之处：共时态是同时存在的语言要素间的关系，而历时态是语言要素在时间上替换， 语言的共时态是一个共时的价值系统，无论是相对于语言的社会使用者，还是语言的研究者来说，语言共时态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语言要素的发展演变是在语言系统之外的，与系统无关，因此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有着不同的方法。索绪尔这种理论被布拉格学派认为是割裂了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割裂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高名凯高名凯：《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3～667页。等认为是反历史主义；而关于认为要素的演变不在系统之内的观点，也遭到理论语言学家徐思益的批判。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
实际上，索绪尔批评比较语法，强调语言学家要弄清语言系统的面貌必须排除历时的干扰而从语言的共时态着手，认为语言要素演变是在系统之外进行的等观点，是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正常推演，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所以它只能是系统的；而系统的构成要素必须是同时存在的，否则不会有相互对立、相互区别和相互关系：共时性是系统的特征之一；聂志平：《语言：语法系统 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5期。与言语相对的语言，只能是一个共时态的价值系统，对于说话——言语——的民众，这种共时态的符号系统是唯一可依靠的工具。聂志平：《论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尽管引起很多语言学家的误解，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索绪尔对语言的理解是将其演变排除在外，进而把对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排除在语言学之外。因为在自己的理论中，索绪尔不仅把“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出它们的历史”列为语言学任务的第一条，在从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时，认为与言语相对的语言既包括语言的共时态又包括语言的历时态，把语言学分作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两类，并且明确地说：“语言的发展构成语言学的主要部分”，[瑞士]恩格勒：《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1967-1968年，[德]威斯巴登公司，第452页。转引自戚雨春：《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载于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页。这句话在通行版中被编者遗漏或删去，用虽经过删减但中译本仍有100页、占沙·巴利版教程1/3的篇幅来专门论述语言的具体发展演变问题——即便是在最后一次课程这部分内容没有被编入第三次教程的笔记，也占1/3强——这足以说明，认为索绪尔轻视甚至否定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观点，是不够客观的。 从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语言符号的发展演变，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这部分内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不完整的。
二、语言符号为什么会发展演变
我们认为，索绪尔理论的根本、核心，是语言符号学：聂志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索绪尔从符号角度来认识语言，把语言看做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建立了系统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又通过对语言符号这种应用最广泛、系统最复杂的符号的解析，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体系，成為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影响深远，使自己进入了20世纪思想大师的行列。
毋庸讳言，在符号学方面，美国语言学家辉特尼是索绪尔的先驱。他是索绪尔在自己的教程中提及次数最多——5次（通行版教程后附索引标为3次），而且有4次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列出辉特尼的观点是：（1）发出第一次冲击：提出疑问“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2）“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跟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一样”；（3）使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只是出于偶然；（4）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同意使用什么符号（这里所说的“符号”实际上是指符号的形式，亦即能指——笔者注），这符号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5）“很正确地强调符号有任意性质，从而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轴线上”。②③⑥⑦⑨⑩[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1、102～103、164、115、39、113、109页。这些论点，只有第三点索绪尔不以为然。可见语言符号任意性、约定性、社会性这些符号学的思想火花都来自于辉特尼。正如语言共时态、历时态的思想来自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一样，索绪尔的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既包括这种吸收、借鉴，也包括改造、创造、整合，最后创造出一个超越其他语言学家、成为现代语言学基础、符号学最重要理论来源的语言符号学体系。
索绪尔把任意性看作语言符号“第一个原则”，虽说与“第二个原则：能指的线条性”相对，但这个“第一原则”绝不仅仅是排序的“第一”，而是逻辑的第一，亦即根本、基础，因为“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②索绪尔把符号看作由能指（符号的形式）和所指（符号的内容）构成的整体，所谓的任意性，是指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相似性或必然的联系。任意性使符号与象征等区别开来，使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语言符号与其他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也构成了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根本区别。作为语言符号，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这两方面都是心理的。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语言符号只能是由一系列音响形象的差别和一系列的概念的差别构成，这样构成符号的是符号之间的对立或差别，“任意和表示差别是两个相关素质”，③语言符号是语言系统，是语言符号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语言像任何符号一样，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了该符号”，“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8～169页。通行版译作“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因为汉语中“实质”表示的是“本质”这种抽象的含义，所以我们接受 “实体”这种译法。高名凯先生最初也是译作“实体”的，见高名凯1963年原拟为《普通语言学教程》写的长篇序言《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3～667页）。因此，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系统性；这样建立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受系统制约的社会约定；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社会性，聂志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要有语言，必须有说话的大众”，“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的特性之一”；⑥“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⑦依据符号的这种社会性，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个人以外的东西，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心理的；而言语是言语活动中的个人部分，是心理的、物理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源自任意性的系统性与社会约定性，反过来又制约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符号表现出一定的理据性，亦即索绪尔所谓的“相对可论证性”。聂志平：《语言符号论》，《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决定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稳定）与可变性（发展演变）。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不存在能指A代表所指x是否合理的问题，也就否定了改变能指与所指原有联系的必要；同时，同样是由于能指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存在着改变的可能，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避开了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⑨也使“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⑩
索绪尔高度评价辉特尼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认为他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的轴线上；同时，索绪尔更进一步，不仅把任意性看作是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最根本的原则，区别了符号与非符号，认为它决定了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的系统性、社会性、约定性、可变性与不变性，也把任意性原则看作语言学的最高原则，解释了语言符号以及一般符号特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完整科学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体系，成就了自己作为现代语言学和现代符号学理论奠基者的崇高地位。对这一点，索绪尔自视颇高，他认为自己把任意性放到一个最合乎逻辑的位置，它支配着语言，也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同时，索绪尔还表现出另外一种自负，就是第一次把语言学划归符号学。此言不虚，我们认为索绪尔对自己的评价从语言学史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索绪尔用一个图示，来全面说明语言与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②④[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6、111、287页。 索绪尔认为，语言处于大众之中，语言也处于时间之中；在时间之外，语言现实性是不完备的，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处于时间之中”，“时间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又“使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②社会性与时间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说话的大众，时间对语言不会起作用；而如果只考虑说话的社会性的大众而不考虑时间因素，就会看不到社会性力量对语言的作用。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稳定（不变性）与发展演变（可变性）的内在基础是符号的任意性，而其外部条件是处于时间、处于社会之中，亦即时间性与社会性。聂志平：《语言符号论》，《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因時间而发生作用，因此泛时性是不存在的。时间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形成了语言的连续性，而连续性的必然结果，就是语言符号历史承传的稳定性与变化性。而语言符号可变性与不变性的实现，是通过语言运用——亦即言语，通过语言交际来实现的。
索绪尔认为，处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的语言运用导致了语言的演变，语言的变化萌芽于个人的语言运用，亦即来自言语；这一言语形式为社会所接受，被他人重复使用，就成为普遍使用的社会性的语言事实，因此，任何新形式都经历个人言语创新和被社会接受而进入语言系统两个阶段；但并不是任何言语的创新都能为社会所接受。索绪尔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如果更准确点，应该是语言运用中产生个人变异，以及个人言语变异为言语社团所接受，成为社会化的语言现象，才形成语言符号的演变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事实的传播，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而“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④实际上，索绪尔所说的“乡土根性”，只不过是一个小的语言社团的成员的向心的内向型交际，新产生的语言成分不至于流传到其他地区，长期分立，会形成语言的分化；而与“乡土根性”相对的交际，则是小的语言社团的成员与其他语言社团成员间的外向型交际，使某些语言事实传播出去。所以，语言的分化与语言的接近以至于统一，都是由于同一种行为——社会性的语言交际促成的。所以，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同样是由于交际，不仅使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也使语言并没有自然的界限，它们构成一个区域性的连续统。不仅如此，社会性的语言交际需要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具有稳定性，否则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行为就不能达成它的效果；同时，处于时间之中的这种社会性的交际，也会使语言产生变异。因此，即便是人工语言，如世界语、手语，甚至程序语言，只要进入民众的使用，都会发生变化。
因此，可以说，语言符号发展演变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演变的外部原因是语言符号的时间性和社会性；而发展演变的动力，则是语言运用，亦即言语，是语言交际。
三、语言符号怎样发展演变
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符号的变化，是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转移。这是因为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整体。这种变化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从可论证性到不可论证性（任意性）或相反的运动，使两者的比例发生变化。这样，某种语言就可能由于发展演变，而不会固定地属于某种语言类型，比如某种属于印欧屈折语的某种语言，会由于形态成分的减少而趋向于分析性语言，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现代英语。尽管索绪尔认为，“语音变化不会影响到词，只影响到音。发生变化的是音位。”②③④⑤⑥⑨[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9、205～211、209、137～138、201、201～203、202页。但它的后果会使含有这个音位的词的语音形式发生变化，会使词的复合结构消失，会隔断语言要素语法上的联系，所以，语音变化也是语言符号演变的一部分。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变化是绝对的，语言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发展演变分作四种类型：语音变化、类比、流俗词源和粘合。
1.语音变化
（1）语音变化的原因
索绪尔列举了语言学史上关于语音变化原因的七种说法：①人种原因，即人种不同发音器官会有差异，影响发音；②对土壤和气候情况的适应；③省力率，用一次发音代替两次发音，用比较方便的发音代替困难的发音，——相当于现在一般所说的经济原则；④幼年所受的语音教育；⑤民族在某一时期政治情况；⑥先居民族的语言底层；⑦风尚变化。②索绪尔进行逐个分析、评论，认为这些都不能对语音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历史事件应该有一个决定的原因”，③而上列关于语音演变的说法，都可以找到另外的解释。
（2）语音变化的类型
索绪尔认为语音现象不是绝对的，而是同一定的条件相联系，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任何语音变化，不管它扩张的地域多么宽广，都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区。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生的；它只是历时地存在着”；④他否定把语音变化分为绝对的变化和条件的变化，而是把语音变化分作两个类型：“由内在的原因产生的是自发的变化，由一个或几个别的音位引起的是结合的变化。”⑤前者如由印欧语的o变为日耳曼语的a，后者如拉丁语的ct、pt变为意大利语的tt，是由于前一个音被后一个音同化，德语中的gasti变成gesti，也是受后边的i的同化造成的；而维尔纳定律，则反映了重音对辅音变化的影响作用。⑥徐思益先生用汉语史中关于ɡ、k、h受后边高元音i、ü的影响变成j、q、x的观点，来批评索绪尔关于语言要素的变化是在系统之外与系统无关的观点，实在是一种误解。徐思益：《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为排版方便，这里我们使用汉语拼音符号，原文为国际音标。以《论印欧语系元音的原始系统》奠定原始印欧语元音理论从而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大家，以从语言符号系统思想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的索绪尔，会看不到这种现象吗？我们的结论是“不会”。因为第一，索绪尔关于语音变化的第二种类型“结合的变化”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第二，索绪尔把语音变化的原因和语音变化的条件分开了。前后语音单位之间相互影响，而使某个音发生变化，这不是语音演化的原因，这只是语音变化的一种外部条件，聂志平：《论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而条件是受时间性和社会性限制的，所以，相同的语音组合情况，在不同的语言或方音中，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变化结果，北方汉语中的ɡ、k、h受后边高元音i、ü的影响变成j、q、x，而粤方言这种语音的组合并没有使ɡ、k、h变成j、q、x。 （3）语音变化的结果
索绪尔认为，语音演化是盲目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止于何处，因为语音变化“决定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它是跟意义毫无联系的”，⑨它“可以影响任何种类的符号”；语音演化改变了词的语言形式，在语法上有两个后果：①会割断词语间的语法联系，破坏词语间的派生关系；②割断同一个词两个屈折形式间的正常关系，“例如comes‘伯爵’（主格）-comitet‘伯爵’（宾格）变成古法语的cuens-comte”。②③④⑤[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3～215、306、226、230～233、242页。
语音变化改变了词的语音形式，导致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转移，引起了语言符号的变化，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为什么索绪尔又说语音变化只影响到音而不会影响到词呢？因为“这些变化对词来说毕竟是外在的东西，不能触及它们的实质。词的单位不只是由它的全部音位构成的，它还有物质以外的其他特征”。②实际上在这里索绪尔说得不够明确：词是语言符号，它是由作为能指的语言形式（音响形象）和作为所指的语义内容两部分构成，单一方面不能构成词这种语言符号；词这种符号的性质，是由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取决于语言系统中其他词语与其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由语音形式决定的。
2.类比
索绪尔说，“语音变化是一种扰乱的因素”，“幸而类比抵消了这些变化的后果”，类比给语言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形式”，③它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青年语法学派阶段所形成的最为成熟的关于语言演变的理论。与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他观点的态度迥然不同，索绪尔对类比理论，在技术上没有进行任何改造，但不同意与语音变化一样把类比看作是语言演变的原因，而认为它是语言“革新和保守的原则”。因为“语音变化引入新的，必须把旧的取消，而类比却不一定非使它的双重形式消失不可”，由类比产生的新形式与原有形式可以共存一个时期，而且可以互相替代，由于同指的原因，最终不够规则的原有形式由于不被使用而消失；“类比是属于心理的”，它是在心理上意识到各种形式间的关系，利用已有的规则和材料构成新的形式，所以类比“完全是语法的和共时的”，④而语音变化是非语法的、历时的，所以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在词法上，新产生的复合词、派生词，也是类比的结果。因为新旧形式交替是语言演变的一种主要表现，由于根据类比创造的新的规则形式通过竞争排除了它的竞争者，取代了旧的不规则形式，也形成了一种新旧交替的效果，所以索绪尔认为，类比是演化的一个有力因素。
“类比创新总是要利用旧材料，因此它显然是保守的”，“语言好像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钉”。⑤但这种“保守”本身就包括创新，因为由此产生了语言中原本没有的成分，因此类比具有保守和创新的双重目的性，它是语言符号连续性的一种重要表现，表面是创新，实质是保守；而其所形成的新的形式，在给人新奇感的同时又使人联系到旧有的成分与规则。现在解释新词语产生的词族化的“词语模”理论，李宇明：《词语模》（1999），《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4页。骨子里就是这种类比创新理论：模槽——体现已有的词语结构规则；模标——已有词语中作为标志的词语的构成成分；由于具有可类推性，这个模标往往被看成与词缀相近的成分“类词缀”。在反映新词创造规则的词语模理论提出之前，在汉语修辞学中，这种现象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仿词。
因为类比利用的已有的规则和材料都实际地存在于语言之中，所以按类比构成的新的形式在没有出现以前，早已潜存在于语言之中；索绪尔这种理解，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修辞学后来传播到语言学其他领域的著名的“潜-显”理论基本是一致的，“显”是目前现实语言中存在的形式，“潜”是按语言已有的成分和規则来看应该有，而目前还没有出现的形式；“潜”语言形式的存在，为言语的创新提供了可发展的空间，由潜到显，是先由个人的语言创新性运用来实现的。因此汉语中的“潜-显”理论首先由有深厚现代语言学理论修养的修辞学家王希杰提出，王希杰1990年发表《潜词和潜义》《论潜量词的显量词化》开始提出潜-显理论，此后发表系列文章论述潜-显学说，该理论也集中体现在其修辞学里程碑式的专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类比在语言社团的语言意识层面，是创新的原则；而在语言社团的潜语言意识层面，是保守的原则，类比使得某些成分某些规则被镶嵌在系统的框子里，不断地按类比被重新制作，这就保持了它们的稳定性。
3.流俗词源
索绪尔说，“我们有时候会歪曲形式和意义不大熟悉的词，而这种歪曲有时候又得到惯用法的承认。……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流俗词源”，例如，德语的durchblaen “痛打”来源于bliuwan“鞭挞”；但是人们将它与blau“青色的”建立起了联系，因为击打身体会产生“青色的伤痕”；拉丁语的carbun-culus“小煤块”变成了德语的karfunkel“红宝石”（同funkeln“闪闪发光”有联系）和法语的escarboucle “红宝石”（同boucle“鬈发”有关）。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4～246、248～249页。
流俗词源这种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比如现实语文生活中，人们把《诗经》中的诗句“七月流火”中表示大火星的“火”误解为表燃烧的“火”，因而常用“七月流火”来形容夏季七八月份的炎热；又如把一个西域古国的西王母，作为中国神话中最高的天神玉皇大帝的皇后名字，等等。可以这样理解：流俗词源是人们凭想象对词义理据的一种解释，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实质上构成了对词源的歪曲，是一种语义上的“重新分析”。
4.粘合
索绪尔认为，“粘合是指两个或者几个原来分开的但常在句子内部的句段里相遇的要素互相熔合成为一个绝对的或者难于分析的单位”；“法语起初说 ce ci，把它分成两个词，其后变成了ceci‘这个’”；粘合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几个语言单位组合成无异于一般句段的形式；（2）固有意义粘合，即句段的各要素综合成一个新单位；（3）出现类如重音统一等形式上的整体化。粘合只在句段范围内进行，并且没有意志参与，这是粘合与类比的主要区别。②
汉语学者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到以前是两个词后来凝固为一个词的现象：“‘所以’在今天是一个连词，但是，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此外还有“可以”“然而”“否则”等；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393页。而对之加以理论解释并使之概念化的，是语法学家吴竞存、梁伯枢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跨层结构”：“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成分在发展过程中跨越原有的组合层次，彼此靠拢，逐渐凝固，最后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体，这种新的结构体可称之为‘跨层结构’”。吴竞存、梁伯枢：《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352页。这是作为术语的“跨层结构”的由来。比如在“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中，“否”为对前面条件“力能”的否定，这样句子本身就有了假设的意味，由于“否”与“则”经常在一起使用，常常被理解为“如果不这样，就……”，这样句子的假设意义就对本来不在同一个层次的“否则”的凝固与词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句子的假设义凝固到“否则”上，经过语言运用潜意识的重新分析，这一跨层结构也就被理解成一个表假设意义的让步连词，表示“如果不是这样”的意思，如：“看问题必须全面，～的话，就难免以偏概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97页。现在语言学界把这种现象看作词汇化的一个类型，它同时也是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来看，索绪尔对语言演变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成熟、比较全面的；即便是在今天，对于认识语言演变，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