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现场，宾朋满座，看到许多老先生，老前辈，令人感到时间悠长的曼妙。在谈话中，在微博上，各种清华教授、学子被人提及，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总有三个字：张彭春。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清华校史的记录中，作为梅贻琦先生登上历史舞台的铺垫，人们总爱说，张彭春被迫辞去教务长职务，时任清华物理系主任的梅贻琦教授出任教务长，于是开启了清华的“梅时代”，也是“大师之谓”的时代。
　　后来再听到张彭春这个名字则是在一次论坛上，学者们很轻松地提到这位曾任清华教务长的新月派诗人。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这位诗人同时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代表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副主席，他提出了以儒家思想重新思考人权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先宣言，后公约”的主张，让各成员国先签署宣言后成为公约，化解了当时对人权宣言的不同意见。于是在4月24日清华校庆演出的大屏幕24442名教师名单中，我专门留意寻找了这个名字。
　　这种身份的转变，如果在今天，恐怕会背上一种“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焦虑。但如果历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张彭春相似的人其实很多，比如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历史学家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这些学者们走到外交舞台上，或成就一段佳话，或碰得满头包，也就留下了一段或传奇或吊诡的故事。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中很多人游学海外多年，当时国家急缺了解外国的高端人才，例如蒋张胡三人碰巧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二是在民族浮沉之际，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理想总会推动一些人站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李敖也说过：“他（蒋廷黻）的人生观是百分之百入世的，不但入世，而且要用世。”
　　民国年代的知识分子总有这样一种“范儿”。他们可以自如地在学术和政治之间进退。但是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进退的原则往往有一个，就是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会把一个舞台当作实现另一个舞台梦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种机遇，而一旦学术使命与政治使命出现冲突，那么更多的人会选择退出。如果这是学而优则仕的实现途径，虽然我不想做，但是我并不反对。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在此列。
　　但是民国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总有这样一种“命”。无论胡适、蒋廷黻还是张彭春，他们留给中国历史更多的，还是他们的文字和思想。这其中，固然有后代著者的历史注释需要，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中的脆弱感。知识分子思虑甚多，因此在出事决断之际，常常瞻前顾后。或者带有精英色彩，在政治舞台上清高自已，前者如蔡元培，后者如傅斯年。民国年，其实还是中国走出封建王朝之后，知识分子命运有所改善的年代。如果这是学而优则仕的命定色彩，虽然我不想看到，但是我也无可奈何。
　　之所以寻找张彭春，其实是想还原更加真实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对历史的注释中，我们能否还原一个真实的前者，其实就是能否寻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复杂，每个人的性格也都有纠结之处，这和环境有关、和背景有关，和历史机遇等等有关，但是和简单的是非对错无关。只有把每个人的故事都完整的讲出来，我们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他们，也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历史在司马迁和张骞之间的选择，毕竟他们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的一种缩影。
　　而他们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在《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一书中写道，据说1964年某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在华府双橡园官邸问蒋廷黻：廷黻，是写历史给你的精神满足更多些，还是创造历史的精神满足更多些。据说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济之，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