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晋商博物馆探寻晋商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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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咸丰年间,有御史在奏章中称,仅山西太谷、祁县、介休几个县城中的富户家产,就已经超过一亿两白银,比国库存银还多。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们的富有程度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时,晋商的豪富似乎并没有引起过社会的仇恨。一方面,晋商的祖辈是本本分分地从放羊铲、打狗棍、豆腐磨、卖菜筐里掘出了第一桶金,走西口的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血泪、多少尸骨;另一方面,当他们生意纵横天下、富甲一方时,又能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驾驭亿万家财,满怀对家、国的责任感。在“暴富”与“仇富”同为高频词汇的今天,仅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们深思。
  北京晋商博物馆位于通惠河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晋商专题博物馆。据史料记载,当年通惠河漕运码头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正是晋商大显身手之处。如今,20万平方米的灰色仿古建筑群中,收藏着4万余件流落民间的晋商遗物:信函、文稿、票证、印章、匾额、衡器……这些看似细碎的藏品中,沉积着晋商500年来的风雨沧桑,也展示着他们坚守了数百年的“忠、义、仁、勇”(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合作以义、自强以勇)的精神世界。这些藏品倾注了多位藏家近30年来的心血与财力,现存可移动的晋商遗物几乎全部聚集于此,成为研究晋商历史、文化最直观、最鲜活的宝贵资料。
  
  Tips
  北京晋商博物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58号
  藏品:4万余件,涵盖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等众多门类。
  
  “忠、义、仁、勇”造就的现实传奇
  北京晋商博物馆珍藏了不少老照片,可以供人追忆当年一代晋商艰苦创业的轨迹。那些早已陈旧、泛黄的人物影像,大多呈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从容之态。
  
  晋商博物馆中藏有一组从榆次常家后人手中收购来的老照片,拍摄于光绪年间,记录了常家在俄罗斯开设的商号的情况。常家在清代开拓出万里茶路,商号不仅遍及南北,还远及欧洲,号称晋商外贸第一世家。透过这组照片,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晋商创业传奇,而解读这些传奇,不能不提的依然是“忠、义、仁、勇”。
  
  勇闯恰克图,生意做到莫斯科
  
  据史料记载,常家先人当年由太谷迁至榆次,曾以放羊为生,历经七代,至常威时期才初有起色。当年,常威身无分文上路,靠给人占卜算命勉强到达张家口,想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他从开布铺做起,后兼营茶叶、杂货,慢慢积累了一些资本。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常家在张家口设立了“大德玉”商号,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常威的三儿子常万达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果断将“大德玉”商号改为茶庄,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张家口商埠,倾所有资产来到恰克图这片不毛之地。当时,俄国人急切地要与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是因为想得到中国的茶叶。常家向俄商出口茶叶、绸缎,再从俄商手中购进皮毛、银锭,一出一进,获利丰厚。
  恰克图口岸开放后,最先出现的就是山西商人,而常家则是当时众多茶商中最具实力的,全城十余个大商号中,常家占了四个。不仅如此,常家还将对外贸易之路从恰克图一举延伸至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当时欧洲各地都有常家茶庄的分店。常家先后增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分号遍及汉口、上海、苏州等地,“独慎玉”的分号就在莫斯科。常氏“跨国企业”自此驰骋商界200余年,堪称奇迹。
  
  搭了三年的仁义戏台
  
  清光绪三年(1887年),晋、陕等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山西灾情最重,整整三年颗粒无收。当时常家主要是做茶叶贸易,大量茶叶需要从江南茶产区运往中俄边境,灾荒之年,连人都无以果腹,更何况是充当运输工具的大批牲畜。商路一断,损失可想而知。为了渡过难关,常家自己省吃俭用、缩减开支,同时却宣布要拿出三万两银子修建戏台。这当然不是为了摆阔,而是为了救助乡民——只要能搬动一块砖,都能吃上饭。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被救助的乡民们还能保有一份尊严。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搭了三年。
  
  忠于故土,办工办学
  
  如同大多数晋商一样,常家向外走得再久再远,也丝毫没有减少对故土的眷恋。榆次从来不是一块肥美的沃土,但常家发迹之后在故乡投资的土地占到榆次全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存的榆次常家庄园规模宏大,任何一家晋商大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庚子事变,常家的商业蒙受损失,为了谋求变革,转而在老家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桑蚕局、“敦睦和”织布工厂,师傅全部从京津两地聘请,一方面为家族中不擅经商的子弟另谋出路,同时也面向社会招收一般学徒。桑蚕局和织布工厂“招徒工数十人,养蚕数十万”,“局内设置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丰厚”。此外,常家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物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重视教育的常家还兴办了山西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笃初学堂,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也创设于此。
  奇迹般的信用体系
  北京晋商博物馆的藏品门类广、数量大,仅各式印章就多达上千枚。这些印章多用于票号汇兑,工艺精湛。小小的印章,浓缩了当年晋商创立票号的商务风云,也见证了世界企业史上一个奇迹般的信用体系。晋商“忠、义、仁、勇”的精神世界背后是过人的眼光和智慧。
  
  清嘉庆年间,山西平遥有一个“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叫雷履泰。“西裕成”早先靠制造和贩运发家,分庄遍及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颇具规模。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大量现银通过镖局运送回老家,运费高且风险大。有熟识的主顾将银钱交给“西裕成”的北京分号,由经理写信给平遥总号,凭信取款。雷履泰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便与东家商量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1823年,“日升昌”票号创立,中国几千年来现银结算的方式被金融票据取代。
  此后,平遥、祁县、太谷一带的商贾纷纷效法,至1904年,山西票号在中国共设分号450家,覆盖一百余座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晋商的深宅大院之中。
  
  两百年前的企业文化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东家最主要的两项职责就是出银子和挑掌柜,其余事务一律不准插手。大掌柜一旦上任,将成为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职权之大,令人瞠目。当然,这种经营模式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董事长兼总经理”毫无实现的可能,这点恐怕要羡煞如今的职业经理人。
  深受儒教熏陶的晋商时刻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即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违反,不仅会丢掉本号的饭碗,同行亦不予录用。
  票号训练学徒自有一套办法,从心性品格至业务技能,至少要经过三年严格的训练,才能由总号派出独当一面。许多山西票号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学徒歌谣:“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相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全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背;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骨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奇迹背后
  
  山西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结构下,几乎没有出现过分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被客户诈骗的事件,堪称世界企业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除了对员工的“道德教育”,一套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也不可或缺。
  
  “龙门账”杜绝贪污
  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分别设立账簿核算。各票号账簿多达十几种,相互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员贪污等行为。
  
  纯手工防伪
  由于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原则,为了保证款项的安全,票号设计了一整套防伪密押制度,包括精心刻制印章;书写由一人负责,笔迹可辨;电汇时附加票庄自编的汉字密码。想来,现代社会各种高科技防伪倒不如纯手工来的安全、可靠。
  
  票号所用的密押制度源于长年累月的经商,为了避免商业信息的泄露,晋商将汉字密码运用于商业信件,并不时更换,杜绝了冒领、造假等事件的发生。这是一张榆次棉花庄总号写给各地分号的机密信件,告知分号汉字密码的使用方法。例如:“元庆号记”四个字表示“榆次分号的普通棉花和次等棉花”。
  
  山西票号的印章兼顾功能性和艺术性,别具一格。印章形制有方、圆、菱形及不规则图形,纹饰也变化多样,以民俗活动、吉祥图案为多,体现了晋商的文化涵养。就印章功能而言,分为抬头章、落地章、骑缝章等,印在汇票的不同位置。为了防伪,还设计了微雕章,内容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全篇300余字,精雕细刻,想仿制也难。
  
  镇馆之宝大德兴汇票。汇兑是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一纸汇票取代了2000年来的现银流通。为了确保款项安全,汇票的书写内容和格式极为规范。作为凭证的汇票在执行完汇兑之后,必须立即销毁,因此存世的汇票实属罕见。
  
  从明代开始,晋商已经在经营实践中形成了“东伙合作制”。“东”即财东,“伙”即合伙人。东伙合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某种意义上,“企业”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其结构和经营方式已经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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