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同学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我知道龚育之这个名字已六十有一年了，那是1948年秋季，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新生名单中看到的，那一班新生只有9人，几乎都记得。可以说，我知道龚育之甚早，然而见他的面很晚，至少在五、六年以后，而且都是在各种讨论科学问题的会议上，见了面彼此知道，却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我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育之同学是一位很严肃、认真的知识分子。
　　此外，我还从一个很特殊的渠道，知道了育之同学的身世。1949年秋天，我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轻工业部筹备处工作。这个部在筹备时期已任命黄炎培为部长，而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龚饮冰。龚饮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都非常尊重他，然而我们这些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能在龚饮老面前毫无顾忌地谈笑。我还有幸两次被他找去谈话，征求我们对部里工作的意见，甚至要我们谈谈对一些老党员工作上的意见。回忆起来，真是亲切而坦率。我们反映的意见，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今天想起来很是可笑，然而龚老却耐心听，还不时笑笑，这种风度确实令人敬佩。谈话时龚老还主动说起他过去的一些革命经历，如曾经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当过“和尚”，并出示头顶受戒的痕迹。得知我在清华化学系读过书，龚老告诉我他的孩子叫龚育之，正在清华，也读化学系。我告诉他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没有见过面。事情过去了快60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龚老，只听说他健康情况不佳，后来又做过党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近年回想起来，龚老与潘汉年的地下革命生涯颇有相似之处。
　　今年我正在写回忆育之同学的纪念文稿，偶然在书店一本书中看到了龚饮老和龚育之、孙小礼以及两个孩子近50年前的一张全家合影，岁月沧桑，人事更替，我久久地看着这张相片，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我把回忆一幕一幕地从40年代末拉到21世纪初。在50年代中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照猫画虎”式地跟着苏联学，但终究那时的中国知识界和科学界多数专家曾在西方留过学，对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颇有了解。要批判遗传学，我国有一大批以谈家桢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家；要批判共振论，我国有鲍林的学生卢嘉锡和唐有祺，这些所谓受过“资产阶级”训练的学者，都是学问深厚的“大家”，想搬动他们的根底谈何容易。育之同学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前辈的领导下，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确实是难题啊!光远同志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老校友，他和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知名科学家是同班同学，我相信光远同志对科学的理解和上述学者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他能带领他的后辈学生育之同学真心实意地去搞批判吗?!结果，这场批判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巨大风暴并未在中国掀起，只是“死水微澜”搅了一阵。我个人觉得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并无太大影响，倒是在苏联，尤其是李森科学霸的恶劣影响后患无穷，使生物学和化学的几个方面受到了“极大”损害。
　　育之同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学者风度。当时中国化学界也有几位西方回来的化学家，似乎“违心”地“玩”了一阵，但如同泡沫般地消失了。育之同学相信他的老师的告诫，特别是黄子卿先生的教诲，而没有跟着“时髦”走!育之同学是坚持“独立思考”的，而不是盲目随大流，他有他的思想基础，他的确是唯物主义者!在中国，由当时苏联传过来的批判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阵风”，莫名其妙地吹来，又有意识地被吹走，育之同学是身临其境的，甚为惊险!
　　在50、60、7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很少，都有深深的原罪感，都是噤若寒蝉，闭门修炼。然而彼此又通过各种渠道有所了解。育之同学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我与他交往就更少了，只知道他在政治运动的浪尖上几经锤炼，日子并不好过。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自由交往的风尚，从竹林七贤到扬州八怪、八大山人，近至北京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朱光潜的景山慈惠殿住所，林徽因的“太太客所”等等，都是文化发展的火花发生之地，后来，没有了。长久以来只是一家之言，当然如封闭系统之熵愈变愈大了。我和育之同学本来就相知甚少，那几十年中就越发地如同路人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和育之同学见面多了起来，也主要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协的活动中。他提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多交往，我非常赞成。我认为对社会科学应与对自然科学同样地多做普及工作，他对我的看法也很赞同。所以在中国科协，育之同学积极支持并热心推动“两科联盟”的各种活动，我也都参加了。育之同学的兴趣非常广泛。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看到我写的一篇旧时留声机曾用过一种竹制唱针的文章时，他说这种东西现在已极少人还知道，但他少年时却曾用过这种竹制唱针，又谈了很多关于古典音乐的事。他读过相当多的“新文学”作品，在他写的一篇纪念清华大学高崇熙老师的文章中就引用了杨绛的散文。1998年他曾送我一本他写的小书《大书小识》，是一本随笔。他告诉我他还准备写一些有趣的旧事。大概由于太忙，一直未见他写成。他对“休闲”很感兴趣，和科协的马惠娣曾很深入地谈论过“休闲”问题。于光远一直很关心“休闲”学，曾有专书论述。我们都是光远的学生辈，看起来老师永远能在学生身上留下继承的影响!
　　1999年7月在一次会议的中间休息时，育之拿了他新出版的两册《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送给我，却说：“这是新出的，送给你，你可能不喜欢读。”(原话)但却又是微笑着，看起来这句话有很多含义。当时王选同志正在一旁，他插话说非常羡慕我退休以后可以在众多的爱好中“玩耍”了(大意)，意思是说我不一定不喜欢看这书。他们俩短短的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其实，育之同学这本书，我一看书名“论”党史，倒是兴趣来了，以好奇心去读这个“论”。果然，我还是真的读起来了，当然不是每字必读，但却“大致”都读了。育之同学大概知道我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又是非常“自由”的，所以才以调侃的口吻，笑着说我不喜欢读此书。我俩都是党员，但党员不必都“一样”。我非常佩服育之同志的严谨治学精神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念的执着。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深刻的，几十年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我们党内很多有威望的人物也在数十年内思想有所变化，很多人都“左”过，后来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越来越深入了。育之同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者，能与时俱进，仔细读他的作品，参照他50年代、60年代的思想情况，的确深刻多了!我不是哲学思想家，不敢贸然评论育之同学，我只能非常表面地看他。育之同学的确是一位有深刻修养的学者，他宣讲他的“主义”，但能静听别人的观点，没有火气，以理力争。我常常觉得他有一种中国所谓的君子风度。和他在一起言谈时，他有一种非常尊重别人的儒者之风。他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理论家，在自然辩证法、共产党的历史等领域里成就卓然。我还需要深入阅读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