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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8日是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原名誉主席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王淦昌院士生前为了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为国奉献的一生，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一颗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那深沉的爱国情怀至今仍让我们为之动容。
他质问巡捕：“凭什么抓我？”
那是1925年6月，年仅17岁的王淦昌来到上海不久，便与同学们一道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暴行。队伍走到英租界，王淦昌被一位印度巡捕抓住。王淦昌理直气壮地问：“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巡捕被问住了，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用英语进行诡辩：“你自己的国土？可这是英租界！”王淦昌用英语严词批驳：“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拼搏，你却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王淦昌一阵言谈，说得巡捕哑口无言，只好将他带到僻静处，悄悄地放了。临走，这位印度巡捕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发生的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老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定后，中国军队被迫从热河撤退到昌平等地。消息传到德国，正在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淦昌义愤填膺，真想回中国打日本鬼子去。
此时，他正紧张地准备博士论文。有一次，导师迈特纳对他说：“年轻人，我羡慕你，你还有祖国，还有母亲庇护。可我被认为是异教徒，已经遭受失去母亲的痛苦。”
望着眼前的犹太导师，王淦昌流着泪，悲怆地说：“教授，您也许不知道，我的祖国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那段日子，他心急如焚。特别是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的论调，使他非常气愤。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顿时成为为国洗耻的愿望。他积极准备，终于在这一年12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年1月，他收拾行装，正要起程回国，许多异国朋友前来挽留他。一位德籍教授拉着王淦昌的手，深情地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齐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的前程。”
此时此刻，王淦昌想起八年前与叶企孙老师那番深夜谈话，想起自己“科学救国”的誓言，他充满爱国激情地对那位教授说：“先生，你说得好！世界的物理城是在西方，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我们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我是个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
那位教授被王淦昌的真诚感动了。但当时德国的局势混乱，铁了心要回国的王淦昌，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4年4月回国，担任了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以培养新的一代，实践了他当初“科学救国”的誓言。
他问大使：“国家有难，不应尽点心意？”
那是1961年，国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中国专家组组长的王淦昌萬分焦急。他交代好工作，便风尘仆仆地坐火车赶到了莫斯科，会见了刘晓大使。
一向心直的王淦昌，掏出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累的14万卢布，全部交给了组织，转交饱受灾害的祖国人民。
面对价值近三万人民币的卢布，望着远道赶来的王淦昌，刘大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使太了解王老的为人。想当年，王淦昌匆匆从德国留学归来，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献出来抗战，打日本鬼子；而自己却随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湄潭，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眼下，大使很清楚王淦昌的经济情况，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这笔钱是王老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接收啊！
王淦昌明白大使的好意，但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动情地说：“游子在外，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给父母捎家用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眼看着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意吗？”
刘大使被王淦昌落地有声的言辞所感染，只好收下了。
他对部长说：“我愿意以身许国！”
1961年初春，王淦昌回到了北京，与中国人民共度难关。4月1日，王淦昌被告之，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召见他，说“有要事相商”。
他有些纳闷，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坐上车，匆匆赶到三里河，一口气跑到部长办公室，等待部长的讲话。
刘杰部长也是爽快人，开门见山地说：“让你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
王淦昌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呆了。
部长停了一下，注意到了王淦昌的表情，他也舍不得让眼前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去造原子弹。然而，北边那个自称“老大哥”的大国，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妄想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想到这儿，部长的表情忽然严峻起来。他走到王淦昌面前，气愤地告诉这位刚从杜布纳归来的中国核科学奠基人：“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十年、二十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来！”
此时此刻，王淦昌心中的怒火顿时生起。他想，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时，部长亲切地靠近他，加重语气地说：“我们要争这口气！”
王淦昌静听着，期待部长进一步指示。但部长的话嘎然而止。他们的眼光对视着，王淦昌说出了他心头多年积压的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这句话，铿锵有力。从那时起，一直流传至今，直到永远。
“为科教兴国做点实事。”
晚年的王淦昌，特别重视青少年的理想教育。1996年4月22日，天空晴朗，已是春末夏初的日子。我一进王老的家门，便说：“又要麻烦王老了。”
“是成都要的题词？”他见我点头，便说：“好，德基，磨墨。”
德基是他的小儿子，也已退休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相互配合，王老便提笔写道：“学科学，用科学，做科学的主人。——寄语《少年百科知识报》小朋友王淦昌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连说写得不错，可王老反复看着，说：“布局欠妥，重写。”我怕他太累了，便说：“这就很好了。”王老却说：“那不行，别误人子弟。这是给小朋友们的，一定尽量写好，为科教兴国做点实事。”
每次题词，王老都如此一丝不苟。他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写了十六个字：“振兴中华，匹夫有责；立志成材，献身四化。”他给核工业部九院研究生题词：“讲道德，守纪律，明法制，治平天下；有理想，要团结，增强国力。”他还抄写蒲松龄的警句送给我，要我记住：“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也许是他留给我们共同的遗言，我们不应该忘怀。
他对青年人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
从1961年起，王淦昌改名“王京”，默默地工作在核武器研制基地。作为伟大的爱国者，王淦昌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诺言。
有一次，核试验基地的山洞出问题了。他匆匆赶到现场，侧耳听到探测器发出“啪啪”的响声，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见无人回答，王淦昌当机立断，搬出仪器，进行监测。经过一番分析，放射性物质并没有泄漏，洞内也没有贫铀矿的迹象。原因何在呢？王淦昌和大伙一起苦苦思索。
他向来有股穷追不舍的劲头，凡事非要查出真实原因。他戴上防护口罩，在洞内认真检查，终于发现有氡气。这时已近中午，因为氡气对人体是有毒害的，所以，王淦昌拍着战士们的肩膀，要他们到洞外吃饭，还叮嘱技术人员：“防护口罩，要一次一换。”
然而，王淦昌自己一忙起来，就不顾一切了。别人劝他少呆在洞里，他却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你们年轻人要注意。”在场的年轻人被感动得流泪，从心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就这样，他忘我地领导氢弹、原子弹核实验，又在技术上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中国的成功，让世界震惊，连戴高乐也感到意外。然而，有关王淦昌的故事，却在漫长的十七年间无人知晓，甚至当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遗体停在八宝山火化炉旁边，憨厚的工人也不知他是何人。当我讲明他就是核弹先驱王淦昌时，他们肃然起敬，连连说：“好人！功臣！真得记住他！”
他，王淦昌真的不愧为科学家爱国的伟大典范。
他质问巡捕：“凭什么抓我？”
那是1925年6月，年仅17岁的王淦昌来到上海不久，便与同学们一道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暴行。队伍走到英租界，王淦昌被一位印度巡捕抓住。王淦昌理直气壮地问：“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巡捕被问住了，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用英语进行诡辩：“你自己的国土？可这是英租界！”王淦昌用英语严词批驳：“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拼搏，你却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王淦昌一阵言谈，说得巡捕哑口无言，只好将他带到僻静处，悄悄地放了。临走，这位印度巡捕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发生的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老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定后，中国军队被迫从热河撤退到昌平等地。消息传到德国，正在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淦昌义愤填膺，真想回中国打日本鬼子去。
此时，他正紧张地准备博士论文。有一次，导师迈特纳对他说：“年轻人，我羡慕你，你还有祖国，还有母亲庇护。可我被认为是异教徒，已经遭受失去母亲的痛苦。”
望着眼前的犹太导师，王淦昌流着泪，悲怆地说：“教授，您也许不知道，我的祖国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那段日子，他心急如焚。特别是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的论调，使他非常气愤。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顿时成为为国洗耻的愿望。他积极准备，终于在这一年12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年1月，他收拾行装，正要起程回国，许多异国朋友前来挽留他。一位德籍教授拉着王淦昌的手，深情地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齐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的前程。”
此时此刻，王淦昌想起八年前与叶企孙老师那番深夜谈话，想起自己“科学救国”的誓言，他充满爱国激情地对那位教授说：“先生，你说得好！世界的物理城是在西方，科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我们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我是个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
那位教授被王淦昌的真诚感动了。但当时德国的局势混乱，铁了心要回国的王淦昌，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4年4月回国，担任了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以培养新的一代，实践了他当初“科学救国”的誓言。
他问大使：“国家有难，不应尽点心意？”
那是1961年，国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中国专家组组长的王淦昌萬分焦急。他交代好工作，便风尘仆仆地坐火车赶到了莫斯科，会见了刘晓大使。
一向心直的王淦昌，掏出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累的14万卢布，全部交给了组织，转交饱受灾害的祖国人民。
面对价值近三万人民币的卢布，望着远道赶来的王淦昌，刘大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使太了解王老的为人。想当年，王淦昌匆匆从德国留学归来，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献出来抗战，打日本鬼子；而自己却随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湄潭，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眼下，大使很清楚王淦昌的经济情况，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这笔钱是王老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接收啊！
王淦昌明白大使的好意，但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动情地说：“游子在外，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给父母捎家用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眼看着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意吗？”
刘大使被王淦昌落地有声的言辞所感染，只好收下了。
他对部长说：“我愿意以身许国！”
1961年初春，王淦昌回到了北京，与中国人民共度难关。4月1日，王淦昌被告之，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召见他，说“有要事相商”。
他有些纳闷，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坐上车，匆匆赶到三里河，一口气跑到部长办公室，等待部长的讲话。
刘杰部长也是爽快人，开门见山地说：“让你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
王淦昌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呆了。
部长停了一下，注意到了王淦昌的表情，他也舍不得让眼前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去造原子弹。然而，北边那个自称“老大哥”的大国，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妄想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想到这儿，部长的表情忽然严峻起来。他走到王淦昌面前，气愤地告诉这位刚从杜布纳归来的中国核科学奠基人：“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十年、二十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来！”
此时此刻，王淦昌心中的怒火顿时生起。他想，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时，部长亲切地靠近他，加重语气地说：“我们要争这口气！”
王淦昌静听着，期待部长进一步指示。但部长的话嘎然而止。他们的眼光对视着，王淦昌说出了他心头多年积压的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这句话，铿锵有力。从那时起，一直流传至今，直到永远。
“为科教兴国做点实事。”
晚年的王淦昌，特别重视青少年的理想教育。1996年4月22日，天空晴朗，已是春末夏初的日子。我一进王老的家门，便说：“又要麻烦王老了。”
“是成都要的题词？”他见我点头，便说：“好，德基，磨墨。”
德基是他的小儿子，也已退休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相互配合，王老便提笔写道：“学科学，用科学，做科学的主人。——寄语《少年百科知识报》小朋友王淦昌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连说写得不错，可王老反复看着，说：“布局欠妥，重写。”我怕他太累了，便说：“这就很好了。”王老却说：“那不行，别误人子弟。这是给小朋友们的，一定尽量写好，为科教兴国做点实事。”
每次题词，王老都如此一丝不苟。他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写了十六个字：“振兴中华，匹夫有责；立志成材，献身四化。”他给核工业部九院研究生题词：“讲道德，守纪律，明法制，治平天下；有理想，要团结，增强国力。”他还抄写蒲松龄的警句送给我，要我记住：“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也许是他留给我们共同的遗言，我们不应该忘怀。
他对青年人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
从1961年起，王淦昌改名“王京”，默默地工作在核武器研制基地。作为伟大的爱国者，王淦昌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诺言。
有一次，核试验基地的山洞出问题了。他匆匆赶到现场，侧耳听到探测器发出“啪啪”的响声，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见无人回答，王淦昌当机立断，搬出仪器，进行监测。经过一番分析，放射性物质并没有泄漏，洞内也没有贫铀矿的迹象。原因何在呢？王淦昌和大伙一起苦苦思索。
他向来有股穷追不舍的劲头，凡事非要查出真实原因。他戴上防护口罩，在洞内认真检查，终于发现有氡气。这时已近中午，因为氡气对人体是有毒害的，所以，王淦昌拍着战士们的肩膀，要他们到洞外吃饭，还叮嘱技术人员：“防护口罩，要一次一换。”
然而，王淦昌自己一忙起来，就不顾一切了。别人劝他少呆在洞里，他却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你们年轻人要注意。”在场的年轻人被感动得流泪，从心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就这样，他忘我地领导氢弹、原子弹核实验，又在技术上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中国的成功，让世界震惊，连戴高乐也感到意外。然而，有关王淦昌的故事，却在漫长的十七年间无人知晓，甚至当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遗体停在八宝山火化炉旁边，憨厚的工人也不知他是何人。当我讲明他就是核弹先驱王淦昌时，他们肃然起敬，连连说：“好人！功臣！真得记住他！”
他，王淦昌真的不愧为科学家爱国的伟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