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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秸秆禁烧政策，旨在实现“不着一把火”。但相关政策实施中不同村庄情况有差异，部分农民对秸秆禁烧有抵触，焚烧秸秆现象时有发生。村干部作为村庄治理的直接负责人，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行动策略进行描述，并进一步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剖析了村干部行动策略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村干部会根据工作阶段和工作对象的不同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其行动策略取决于他在乡村场域中的位置。村干部通过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获取资本，保证策略的实现。惯习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推动村干部采取行动策略，利用自身所占有的资本去完成工作任务。
关键词：秸秆禁烧；村干部；行动策略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532079
引言
近年来，国家在秸秆禁烧上投入巨大，并将秸秆焚烧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管理范围，有力遏制了秸秆焚烧现象。但不同村庄政策落实的效果存在差异，“偷着烧”、“过了收获季节再烧”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严管重罚”焚烧秸秆，农民有抵触。如何化解政府与农民的“冲突”、化解烧与禁烧的利益困境，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作为联系政府与农民的纽带，是秸秆禁烧政策在乡村实施的直接负责人。那么，村干部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行动策略？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其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1 村干部的行动策略
本文的研究地点Z村位于江苏省北部，是典型的以农业种植为主的村庄。农作物1a 2熟，以小麦、玉米为主。每年6月上旬和10月中上旬庄稼进入收获季节，是秸秆禁烧的关键期。
Z村所在地区严禁露天焚烧秸秆或秸秆茬，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严格控制留茬高度；给每村配发1台秸秆粉碎机；实行镇领导挂靠制度和驻村干部分片包干制度；将秸秆禁烧列入村年度考核等。但Z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周边无秸秆利用企业，集中收储耗时费力且成本高，秸秆主要直接还田，利用方式单一且易造成出苗率下降等问题。鉴于上述原因，有的村民偷着烧，有的等过了“风头”再烧或是干脆弃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以保证秸秆禁烧政策的落实。
1.1 对镇政府的行动策略
1.1.1 示难
镇秸秆禁烧动员部署会上，村书记CB与镇政府签订了责任状，并上交了3000元保证金。当天Z村即召开村禁烧工作部署会，村书记在会上如是说：“开完会我就跟副镇长讲了，俺庄禁烧难度大……我问他多配台粉碎机，他说粉碎机有限，没办法多配，但是同意等别的地少的庄用完再给多配一台。”可见，通过充分“示难”，村书记成功争取到一定政策倾斜和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此举提前给镇领导打了“预防针”，如果Z村没有出现秸秆焚烧，更彰显了Z村秸秆禁烧工作的成功，反映了村干部背后的付出，即使出现什么差池，也有“台阶”可下。
1.1.2 汇报工作
随着工作深入，村干部们面临新的问题：配发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只有1台，村民急于播种，焚烧秸秆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村干部们租用旋耕机义务为村民耕地，起到粉碎掩埋秸秆、防止焚烧的作用，但租金无法解决；禁烧小组义务将部分堆在田间的秸秆运输到收储点，但运输车辆没有相应补助。
村干部们打算请驻村干部LX帮忙向镇领导反映情况。村书记经常从葡萄园中摘葡萄送给LX，妇女主任WY两次送鲜花生给LX。村里还专门安排LX在村里吃了1顿“工作餐”，会计、妇女主任以及其他禁烧工作小组成员陪同。席间，村书记请求驻村干部帮忙向镇领导反映旋耕机和车辆补助的问题。第2天LX通知村书记，镇里决定对未出现秸秆焚烧的地块再给予8元/667m2补助，这部分补助可作为机械、车辆租金，并承诺尽快再调拨1台秸秆粉碎机给Z村。
1.2 对村民的行动策略
1.2.1 拉“班子”
Z村在镇秸秆禁烧动员部署会后即成立了秸秆禁烧工作小组。因为人手短缺，会前村书记CB、村会计CS、妇女主任WY商讨决定抽调村民FJ、CT、FM、HB 4人加入秸秆禁烧工作小组。
人员的抽调看似随意，实则是有针对性地抽调了不同类型的人员为我所用：第1类是老實忠厚的村民FJ，让他负责驾驶宣传车这类简单重复的工作。第2类是威望较高的老书记、老党员CT，很多村民更愿意给他些“面子”，降低了做村民工作的难度。第3类是所谓的“刺头”FM，平时为人蛮横且爱“出风头”。把他拉入禁烧小组，充当“枪头”，村民们不希望与他这样的人起不必要的争执，减轻了村干部的工作压力。
1.2.2 示弱与转嫁矛盾
村干部们平时跟村民聊天时，总要“诉苦”工作量大、难度高等。村会计CS与村民起了争执，村书记专门开会提醒大家尽可能不跟村民发生冲突，并带村会计登门道歉，又通过广播解释禁烧政策和工作情况。
工作中村干部通过“示弱”，让村民看到自己的难处，将自己与村民捆绑为“利益共同体”；另外，通过将矛盾转嫁到了上级政府、政策规定，不仅能获取村民的同情与理解，降低了工作实施的难度，又不至影响今后与村民的关系。
1.2.3 威逼
家族间的利益争夺是Z村的显著特征，这导致部分村民，特别是与村干部所在家族矛盾较为严重的家族，在秸秆禁烧工作中与村干部作对。除了“示弱”外，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一定“强硬”的行动策略。
在一次制止村民ZY焚烧秸秆时，村书记CB如是说：“让你不要烧这点玉米秸怎么那么难的呢？我看下年山上那块地你也别包了。”村民ZY后来答应不再烧秸秆，自行粉碎还田。显然，村干部作为维护乡村秩序的直接责任人和上级政府政策的直接执行人，通过手中资本的有效利用，对部分不愿配合的村民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2 村干部行动策略的缘由剖析
村干部作为法律规定的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作为民主选举的集体“代理人”，在实施秸秆禁烧政策的过程中，却无法依法办事，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权宜之计，其原因是什么、影响村干部行动策略的因素是什么，值得深思。布迪厄用“场域”、“资本”和“惯习”3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来解释实践空间中行动主体的实践活动。
2.1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中所处的位置
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的基础和“引导力量”，如果把场域比作是一张网，那么则可以把位置看作是网上的各类网节[1]。位置决定着场域中资本的分配，进而决定行动者的策略。
2.1.1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政治网络中的位置
根据《村组法》，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是指导、帮助的关系，无权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村民委员会对乡镇政府是协助、辅助的关系。在村庄内部，村干部作为联接政府与村民的纽带，负责向政府反映民意，与普通村民形成一种法律上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
在这样的政治网络中，村委会一方面有义务协助完成乡镇政府交待的行政任务，扮演“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代表村民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向基层政府反映民意、主导村庄集体利益实现过程，因而又扮演着“村庄当家人”的角色。这样一来，村干部往往会处在两者的夹缝之中，有时不得不摇摆于“双重角色”之间。
2.1.2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Z村是以自然村单独划设的行政村，属于以多姓氏家族为主体的村落，其中尤以C和Z两姓人数最多。
“都是本庄本产的，谁家要有什么事了，（街坊、邻居）肯定得给帮忙……婚丧嫁娶的，也得上礼。”（村民CL）
从访谈中可见，Z村村民彼此熟悉，表现出较强的互助化。人们强调“五伏”之内为至亲，说明血缘关系是首要的。同时强调“本庄本产”，反映地缘关系占据重要地位，“本产”（本生产队）这一时代特色明显的词汇的沿用也说明传统熟人社会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综上，Z村人际关系网络在血缘、地缘两种关系交织影响下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共同体。虽然受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等种种因素的冲击，正在由“熟人社会”加速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但人情社会特征明显。村干部在成为村干部之前，或者参与选举之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人情关系”必然影响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中对村民的行动策略，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人情”与“法制”之间做出平衡或抉择。
2.2 村干部的实践工具：资本
资本是场域中一种资产，一种权力，一种筹码，它是行动者在场域中能够施行各种策略的前提[1]。影响村干部行动策略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2.2.1 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特定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和群体关系中存在的潜在的或实际的资源。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既有来自正式网络的政治资本，也有来自非正式网络的人际关系资本。
村干部作为村民推选的代理人，有权对村庄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做出决策等，并通过国家正式的法律、条例得以确立。在村民看来，村干部就是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符号。这为村干部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资本。
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家庭、家乡、学校等所体现出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是我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尽管与过去相比，宗族意识已经有所弱化，但同村人往往更愿意支持本姓人。因而，宗族势力是村干部与生俱来的人际关系资本。此外，因工作原因形成的以地缘为纽带的邻里关系和以业缘为纽带的结识镇干部或其它村的村干部也是村干部的人际关系资本。
2.2.2 文化资本
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长时间的积累的，最终体现在行动者举止谈吐、品格气质、知识水平等能力中。一般而言，村干部是家族中文化水平、知识素养较高的，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他村民也更愿意推选能力水平较高的人为村干部。因此，相对于一般村民而言，村干部文化水平明显更高。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则是法规制度所认可的各种资格[2]。在能力、品德等方面相当的村干部候选人中，有文凭较高的村干部获胜的机率也相对会高。正常情况下，较高文凭的人也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理解能力，这也为国家政策的正确解读与落实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 村干部的实践逻辑：惯习
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是一套“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它由一系列“积淀”于身体内的关系构成，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内化。作为生成策略的基本原则，惯习“推动”占据一定位置、拥有一定资本的行动者采取这样那样的策略，使行动者能够应付各种情境，完成复杂的任务[1]。在本研究中，村干部行动策略产生影响的惯习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2.3.1 礼尚往来，施报平衡
Z村具有较为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虽然受到种种因素的冲击，村民个体意识越发加强，但仍然维持着一个基本的熟人社会的形式与秩序，“人情关系”依旧盛行。
“（不拉人情关系）肯定是不行的……除了天天不出门，跟谁都不搭腔。”（村民HM）
在我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讲求“施报平衡”。施与者预期自己会得到回报，接受者欠了人情总想找个机会加重回礼，使得对方又欠了自己一笔人情。人情关系总是在“给予”和“亏欠”之间来来往往。经过长期互动，这种人情关系已逐渐成为乡村场域的共识，进而成为人情规范。
“不到迫不得已咱一般不愿意跟人撕破脸皮说，毕竟都是经常说话拉呱的……我搁这庄辈分本来就低，都是叔伯、老爷（爷爷）辈，咱见人还得称呼人家，也不好说。”（书记CB）
可见，村干部已经把人情惯习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对村民的行动策略选择之中。
2.3.2 亲疏有别，公私难分
“差序格局”是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点也在Z村有充分的体现。村会计CS认为“红白喜事全指着本家帮忙”、“‘五伏’之内最亲”；村妇女主任WY认为“遇上大事向着本家”。可见，在Z村的观念里，是“亲疏有别”的。这决定了对待“亲疏远近”的行动对象，村干部必然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在乡村场域的观念中，“公”是由个人之“私”扩大形成的，不存在脱离个人之私而存在的“公”。这里所谓的“公”其实就是“自己人”的群体利益，如果个体不能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就会因“胳膊肘向外拐”而被自己人排斥[3]。可见，虽然“差序格局”中个体的人际关系好比以“己”为中心推出的一圈圈波纹，但波纹与波纹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村干部选择行动策略时，在衡量“亲”与“疏”、“公”与“私”的同时，也被不同的人“衡量”着。
3 结论
秸秆禁烧政策实施过程中，村干部会根据工作阶段和工作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在乡村场域政治网络中，一方面，村委会有义务协助完成乡镇政府交给的相关任务，需要扮演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又扮演着村庄当家人的角色。这使得村干部往往处在村民和政府的夹缝之中。在乡村场域人际关系网络中，村干部作为“弱熟人社会”中的“熟人”，与村民之间的“人情关系”必然影响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村民的行动策略，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人情”与“法制”之间做出平衡或抉择。村干部通过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获取资本，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其资本进行衡量，进而选择行动策略，保证策略的实现。“礼尚往来，施报平衡”、“亲疏有别，公私難分”的惯习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推动村干部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用所拥有的资本去完成工作任务。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
[3]王德福.论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3）：81.
关键词：秸秆禁烧；村干部；行动策略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532079
引言
近年来，国家在秸秆禁烧上投入巨大，并将秸秆焚烧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管理范围，有力遏制了秸秆焚烧现象。但不同村庄政策落实的效果存在差异，“偷着烧”、“过了收获季节再烧”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严管重罚”焚烧秸秆，农民有抵触。如何化解政府与农民的“冲突”、化解烧与禁烧的利益困境，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作为联系政府与农民的纽带，是秸秆禁烧政策在乡村实施的直接负责人。那么，村干部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行动策略？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其所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
1 村干部的行动策略
本文的研究地点Z村位于江苏省北部，是典型的以农业种植为主的村庄。农作物1a 2熟，以小麦、玉米为主。每年6月上旬和10月中上旬庄稼进入收获季节，是秸秆禁烧的关键期。
Z村所在地区严禁露天焚烧秸秆或秸秆茬，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严格控制留茬高度；给每村配发1台秸秆粉碎机；实行镇领导挂靠制度和驻村干部分片包干制度；将秸秆禁烧列入村年度考核等。但Z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周边无秸秆利用企业，集中收储耗时费力且成本高，秸秆主要直接还田，利用方式单一且易造成出苗率下降等问题。鉴于上述原因，有的村民偷着烧，有的等过了“风头”再烧或是干脆弃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以保证秸秆禁烧政策的落实。
1.1 对镇政府的行动策略
1.1.1 示难
镇秸秆禁烧动员部署会上，村书记CB与镇政府签订了责任状，并上交了3000元保证金。当天Z村即召开村禁烧工作部署会，村书记在会上如是说：“开完会我就跟副镇长讲了，俺庄禁烧难度大……我问他多配台粉碎机，他说粉碎机有限，没办法多配，但是同意等别的地少的庄用完再给多配一台。”可见，通过充分“示难”，村书记成功争取到一定政策倾斜和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此举提前给镇领导打了“预防针”，如果Z村没有出现秸秆焚烧，更彰显了Z村秸秆禁烧工作的成功，反映了村干部背后的付出，即使出现什么差池，也有“台阶”可下。
1.1.2 汇报工作
随着工作深入，村干部们面临新的问题：配发的秸秆粉碎还田机只有1台，村民急于播种，焚烧秸秆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村干部们租用旋耕机义务为村民耕地，起到粉碎掩埋秸秆、防止焚烧的作用，但租金无法解决；禁烧小组义务将部分堆在田间的秸秆运输到收储点，但运输车辆没有相应补助。
村干部们打算请驻村干部LX帮忙向镇领导反映情况。村书记经常从葡萄园中摘葡萄送给LX，妇女主任WY两次送鲜花生给LX。村里还专门安排LX在村里吃了1顿“工作餐”，会计、妇女主任以及其他禁烧工作小组成员陪同。席间，村书记请求驻村干部帮忙向镇领导反映旋耕机和车辆补助的问题。第2天LX通知村书记，镇里决定对未出现秸秆焚烧的地块再给予8元/667m2补助，这部分补助可作为机械、车辆租金，并承诺尽快再调拨1台秸秆粉碎机给Z村。
1.2 对村民的行动策略
1.2.1 拉“班子”
Z村在镇秸秆禁烧动员部署会后即成立了秸秆禁烧工作小组。因为人手短缺，会前村书记CB、村会计CS、妇女主任WY商讨决定抽调村民FJ、CT、FM、HB 4人加入秸秆禁烧工作小组。
人员的抽调看似随意，实则是有针对性地抽调了不同类型的人员为我所用：第1类是老實忠厚的村民FJ，让他负责驾驶宣传车这类简单重复的工作。第2类是威望较高的老书记、老党员CT，很多村民更愿意给他些“面子”，降低了做村民工作的难度。第3类是所谓的“刺头”FM，平时为人蛮横且爱“出风头”。把他拉入禁烧小组，充当“枪头”，村民们不希望与他这样的人起不必要的争执，减轻了村干部的工作压力。
1.2.2 示弱与转嫁矛盾
村干部们平时跟村民聊天时，总要“诉苦”工作量大、难度高等。村会计CS与村民起了争执，村书记专门开会提醒大家尽可能不跟村民发生冲突，并带村会计登门道歉，又通过广播解释禁烧政策和工作情况。
工作中村干部通过“示弱”，让村民看到自己的难处，将自己与村民捆绑为“利益共同体”；另外，通过将矛盾转嫁到了上级政府、政策规定，不仅能获取村民的同情与理解，降低了工作实施的难度，又不至影响今后与村民的关系。
1.2.3 威逼
家族间的利益争夺是Z村的显著特征，这导致部分村民，特别是与村干部所在家族矛盾较为严重的家族，在秸秆禁烧工作中与村干部作对。除了“示弱”外，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一定“强硬”的行动策略。
在一次制止村民ZY焚烧秸秆时，村书记CB如是说：“让你不要烧这点玉米秸怎么那么难的呢？我看下年山上那块地你也别包了。”村民ZY后来答应不再烧秸秆，自行粉碎还田。显然，村干部作为维护乡村秩序的直接责任人和上级政府政策的直接执行人，通过手中资本的有效利用，对部分不愿配合的村民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2 村干部行动策略的缘由剖析
村干部作为法律规定的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作为民主选举的集体“代理人”，在实施秸秆禁烧政策的过程中，却无法依法办事，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权宜之计，其原因是什么、影响村干部行动策略的因素是什么，值得深思。布迪厄用“场域”、“资本”和“惯习”3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来解释实践空间中行动主体的实践活动。
2.1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中所处的位置
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的基础和“引导力量”，如果把场域比作是一张网，那么则可以把位置看作是网上的各类网节[1]。位置决定着场域中资本的分配，进而决定行动者的策略。
2.1.1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政治网络中的位置
根据《村组法》，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是指导、帮助的关系，无权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村民委员会对乡镇政府是协助、辅助的关系。在村庄内部，村干部作为联接政府与村民的纽带，负责向政府反映民意，与普通村民形成一种法律上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
在这样的政治网络中，村委会一方面有义务协助完成乡镇政府交待的行政任务，扮演“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代表村民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向基层政府反映民意、主导村庄集体利益实现过程，因而又扮演着“村庄当家人”的角色。这样一来，村干部往往会处在两者的夹缝之中，有时不得不摇摆于“双重角色”之间。
2.1.2 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Z村是以自然村单独划设的行政村，属于以多姓氏家族为主体的村落，其中尤以C和Z两姓人数最多。
“都是本庄本产的，谁家要有什么事了，（街坊、邻居）肯定得给帮忙……婚丧嫁娶的，也得上礼。”（村民CL）
从访谈中可见，Z村村民彼此熟悉，表现出较强的互助化。人们强调“五伏”之内为至亲，说明血缘关系是首要的。同时强调“本庄本产”，反映地缘关系占据重要地位，“本产”（本生产队）这一时代特色明显的词汇的沿用也说明传统熟人社会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综上，Z村人际关系网络在血缘、地缘两种关系交织影响下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共同体。虽然受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等种种因素的冲击，正在由“熟人社会”加速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但人情社会特征明显。村干部在成为村干部之前，或者参与选举之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人情关系”必然影响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中对村民的行动策略，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人情”与“法制”之间做出平衡或抉择。
2.2 村干部的实践工具：资本
资本是场域中一种资产，一种权力，一种筹码，它是行动者在场域中能够施行各种策略的前提[1]。影响村干部行动策略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2.2.1 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特定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和群体关系中存在的潜在的或实际的资源。村干部在乡村场域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既有来自正式网络的政治资本，也有来自非正式网络的人际关系资本。
村干部作为村民推选的代理人，有权对村庄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做出决策等，并通过国家正式的法律、条例得以确立。在村民看来，村干部就是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符号。这为村干部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资本。
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家庭、家乡、学校等所体现出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是我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尽管与过去相比，宗族意识已经有所弱化，但同村人往往更愿意支持本姓人。因而，宗族势力是村干部与生俱来的人际关系资本。此外，因工作原因形成的以地缘为纽带的邻里关系和以业缘为纽带的结识镇干部或其它村的村干部也是村干部的人际关系资本。
2.2.2 文化资本
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长时间的积累的，最终体现在行动者举止谈吐、品格气质、知识水平等能力中。一般而言，村干部是家族中文化水平、知识素养较高的，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他村民也更愿意推选能力水平较高的人为村干部。因此，相对于一般村民而言，村干部文化水平明显更高。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则是法规制度所认可的各种资格[2]。在能力、品德等方面相当的村干部候选人中，有文凭较高的村干部获胜的机率也相对会高。正常情况下，较高文凭的人也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理解能力，这也为国家政策的正确解读与落实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 村干部的实践逻辑：惯习
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是一套“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它由一系列“积淀”于身体内的关系构成，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内化。作为生成策略的基本原则，惯习“推动”占据一定位置、拥有一定资本的行动者采取这样那样的策略，使行动者能够应付各种情境，完成复杂的任务[1]。在本研究中，村干部行动策略产生影响的惯习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2.3.1 礼尚往来，施报平衡
Z村具有较为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虽然受到种种因素的冲击，村民个体意识越发加强，但仍然维持着一个基本的熟人社会的形式与秩序，“人情关系”依旧盛行。
“（不拉人情关系）肯定是不行的……除了天天不出门，跟谁都不搭腔。”（村民HM）
在我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讲求“施报平衡”。施与者预期自己会得到回报，接受者欠了人情总想找个机会加重回礼，使得对方又欠了自己一笔人情。人情关系总是在“给予”和“亏欠”之间来来往往。经过长期互动，这种人情关系已逐渐成为乡村场域的共识，进而成为人情规范。
“不到迫不得已咱一般不愿意跟人撕破脸皮说，毕竟都是经常说话拉呱的……我搁这庄辈分本来就低，都是叔伯、老爷（爷爷）辈，咱见人还得称呼人家，也不好说。”（书记CB）
可见，村干部已经把人情惯习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对村民的行动策略选择之中。
2.3.2 亲疏有别，公私难分
“差序格局”是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点也在Z村有充分的体现。村会计CS认为“红白喜事全指着本家帮忙”、“‘五伏’之内最亲”；村妇女主任WY认为“遇上大事向着本家”。可见，在Z村的观念里，是“亲疏有别”的。这决定了对待“亲疏远近”的行动对象，村干部必然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在乡村场域的观念中，“公”是由个人之“私”扩大形成的，不存在脱离个人之私而存在的“公”。这里所谓的“公”其实就是“自己人”的群体利益，如果个体不能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就会因“胳膊肘向外拐”而被自己人排斥[3]。可见，虽然“差序格局”中个体的人际关系好比以“己”为中心推出的一圈圈波纹，但波纹与波纹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村干部选择行动策略时，在衡量“亲”与“疏”、“公”与“私”的同时，也被不同的人“衡量”着。
3 结论
秸秆禁烧政策实施过程中，村干部会根据工作阶段和工作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在乡村场域政治网络中，一方面，村委会有义务协助完成乡镇政府交给的相关任务，需要扮演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又扮演着村庄当家人的角色。这使得村干部往往处在村民和政府的夹缝之中。在乡村场域人际关系网络中，村干部作为“弱熟人社会”中的“熟人”，与村民之间的“人情关系”必然影响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村民的行动策略，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人情”与“法制”之间做出平衡或抉择。村干部通过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获取资本，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其资本进行衡量，进而选择行动策略，保证策略的实现。“礼尚往来，施报平衡”、“亲疏有别，公私難分”的惯习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推动村干部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用所拥有的资本去完成工作任务。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
[3]王德福.论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