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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过得很好，只是有点孤独，仅此而已。”她最终孤寂地老去，普通但决不平庸；她死了，而她留下的文字却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徐婷，书评人。
张爱玲曾给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少女张爱玲就凭借她那独一无二的文风惊艳文坛，她才华横溢，看透人间世态；她爱用色彩，时常语出惊人。她擅长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书写传奇，即使是最平凡的普通人，她也能写出他们的不凡之处。而张爱玲自己的人生境遇也称得上是一段“传奇”，她经历了成名与失意、繁华与落寞，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惊雷后万般寂静。也许是张爱玲身上那些炫目的光环与跌宕起伏的遭遇使人们习惯于对她进行一种“八卦化”“碎片化”的阅读，对她的感情经历、豪门家世、衣着品位等津津乐道，好事者甚至从垃圾堆里发掘她的菜谱清单与用具品牌，仿佛存心要将张爱玲装扮成一代“小资教母”“文艺女神”，推到舞台上供人品头论足。然而，无论是曾经嗤之以鼻的贬斥，还是如今近乎疯狂的追捧，凸显“传奇”的浓墨重彩都难免将张爱玲勾勒得有些不接地气。《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这本传记，却将视线投注于张爱玲沉寂的后半生，从多个角度以及无数生活的琐细之处深度解读张爱玲，写她如何在异乡漂泊，为作品的出版奔波劳碌，即使经历了感情的背弃、婚姻的拖累、经济的困窘、居无定所的漂泊，也从未使她放弃写作上的努力与尝试，她用一支笔抗争命运的挫折。在作家伊北笔下，张爱玲已不是高高在上的传奇人物，而是一个最朴素的写作者形象。
1946年后张爱玲的写作俨然没有了前几年的锋芒和锐气，转而变得低沉、隐忍、喑哑，后来甚至长期没有作品产出，只能靠写剧本维持生计。她晚年推出改写后的《金锁记》与自传小说《小团圆》又遭到各种批评和责难。直到现在，张爱玲被公认的传世之作还是她早期收录于《传奇》和《流言》的小说和散文。但伊北并不想用一种功利的视角来评判张爱玲写作生涯的成败，相反，他对于时代洪流下作家命运的无常与无奈，张爱玲竭尽全力为写作而活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理解与敬意。正如那些注定属于未来的人，正如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去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伊北会坚守对自身时代的凝视。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对文学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自我的控制力。但客观地说，并不是张爱玲有意选择偏离了主流的岔道，而是因为她本身就具有超越时代的气质。在乱世纷繁的杂乱色彩中，她洞若观火，带着悲观主义者的透彻冷静与特立独行，一语道破人生的底色是苍凉。她始终走在潮流的前面，大家争相观看，但若放到追求千篇一律的特殊年代里反而显得她的一切都那么奇怪，与周围格格不入。“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代会上，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她却是一身低调的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尽管坐在最后一排，还是感到了‘惘惘的威胁’。”
1949年，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她被人贬为“落水文人”，说她在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在高呼民族主义的爱国志士看来，这是无法辩驳的“原罪”。名声坠落那几年，张爱玲走到了写作事业的第一个低谷。坦诚地说，张爱玲不是从未试图做出改变，去媚一媚俗，让自己向新文艺路线靠拢。她给长篇小说《十八春》安了一个“时髦”的结尾，让男女主人公脱离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到广大天地里去搞建设。她还写了《小艾》，一个女佣在旧社会受尽压迫，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生活，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但对于这种改变，张爱玲到底还是无法适应。一次一次的迎合与失败，最后选择奋不顾身地逃离她曾经最爱的上海。伊北用“抵抗”一词描述张爱玲当年的出走，因为“对于张爱玲来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抵抗，一种病，一种药”。她从未要改变世界，只是不想被世界改变。有时候唯有舍弃，才能坚守。
张爱玲的出走似乎可视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她便彻底孤寂下去，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很多年。尽管辗转到香港与美国寻求发展，但张爱玲的英文写作并不那么顺利，异域生活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幸好每一步对她而言，至少都不是最坏的选择。多年后，张爱玲终究还是把《十八春》改成《半生缘》，删掉了政治化的结尾，恢复了人物的真身，让不彻底的人物继续不彻底下去，她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自己是不彻底的，但对待写作，她却是彻彻底底的诚实。看伊北所写的张爱玲后半生，同样被他笔下的真诚所打动，还记得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真心热爱一件事，并且贯彻到底，究竟是幸运的。一个朝圣者的虔诚，虽不能扭转乾坤，却能给予内心的丰润与安然。”是的，由于心境的变幻、人生的起落，晚年的张爱玲已不再相信什么传奇，再传奇的故事，拆开来看，也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底子。她对自我认识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美学理想上恰是反高潮、反传奇的。她告别了年轻时候那种“艳异”的写作手法，笔法更趋于自然，更贴近生活本身。
伊北沿袭了这种平淡自然的写作方式，在《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中，没有采用显著的时间线索推进故事情节，也没有刻意将叙事的高潮隐藏于主体部分，而是采用章回体的结构，由回顾张爱玲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组成：出走、爱缺、往来、推翻……每一章都自成一个主题，每一段情节基本都是“完整”的。伊北将张爱玲的人生经历与其所涉及的人与事层层叠叠地铺陈开来，让故事淹没在生活的细节当中，让人物和故事自然地流淌，从立体的角度勾勒出一个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文学是张爱玲的皈依，也是她最后的堅持。她不甘做一个随波逐流者，更不愿做一个英雄或斗士，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变，都与她无关，她就是一个写作者，独立的、孤傲的、自尊的。她的后半生就像一个漂泊在外的旅人，不断丢弃着生活的行装，爱情、友情、婚姻、工作，只要舍弃，就能得到尊严，得到更大的自由。年轻时张爱玲曾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中年的张爱玲在为生计奔波，她给丈夫赖雅的信上写道：“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晚年的张爱玲躲进自己的小屋，反反复复书写着自己家族的故事，在回忆里寻求慰藉，她说“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一座孤岛”。不久以后，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一个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无奈整个社会总是习惯了用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去评判一个人的成就，甚至是幸福。如果说张爱玲作为一个异类，她不会被同时代的多数人所喜欢，那么现今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她呢？伊北从未用悲惨或可怜的字眼来形容张爱玲的后半生，他了解她的孤独已深入骨髓，“她过得很好，只是有点孤独，仅此而已”。她最终孤寂地老去，普通但决不平庸；她死了，而她留下的文字却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徐婷，书评人。
张爱玲曾给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少女张爱玲就凭借她那独一无二的文风惊艳文坛，她才华横溢，看透人间世态；她爱用色彩，时常语出惊人。她擅长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书写传奇，即使是最平凡的普通人，她也能写出他们的不凡之处。而张爱玲自己的人生境遇也称得上是一段“传奇”，她经历了成名与失意、繁华与落寞，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惊雷后万般寂静。也许是张爱玲身上那些炫目的光环与跌宕起伏的遭遇使人们习惯于对她进行一种“八卦化”“碎片化”的阅读，对她的感情经历、豪门家世、衣着品位等津津乐道，好事者甚至从垃圾堆里发掘她的菜谱清单与用具品牌，仿佛存心要将张爱玲装扮成一代“小资教母”“文艺女神”，推到舞台上供人品头论足。然而，无论是曾经嗤之以鼻的贬斥，还是如今近乎疯狂的追捧，凸显“传奇”的浓墨重彩都难免将张爱玲勾勒得有些不接地气。《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这本传记，却将视线投注于张爱玲沉寂的后半生，从多个角度以及无数生活的琐细之处深度解读张爱玲，写她如何在异乡漂泊，为作品的出版奔波劳碌，即使经历了感情的背弃、婚姻的拖累、经济的困窘、居无定所的漂泊，也从未使她放弃写作上的努力与尝试，她用一支笔抗争命运的挫折。在作家伊北笔下，张爱玲已不是高高在上的传奇人物，而是一个最朴素的写作者形象。
1946年后张爱玲的写作俨然没有了前几年的锋芒和锐气，转而变得低沉、隐忍、喑哑，后来甚至长期没有作品产出，只能靠写剧本维持生计。她晚年推出改写后的《金锁记》与自传小说《小团圆》又遭到各种批评和责难。直到现在，张爱玲被公认的传世之作还是她早期收录于《传奇》和《流言》的小说和散文。但伊北并不想用一种功利的视角来评判张爱玲写作生涯的成败，相反，他对于时代洪流下作家命运的无常与无奈，张爱玲竭尽全力为写作而活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理解与敬意。正如那些注定属于未来的人，正如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去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伊北会坚守对自身时代的凝视。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对文学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自我的控制力。但客观地说，并不是张爱玲有意选择偏离了主流的岔道，而是因为她本身就具有超越时代的气质。在乱世纷繁的杂乱色彩中，她洞若观火，带着悲观主义者的透彻冷静与特立独行，一语道破人生的底色是苍凉。她始终走在潮流的前面，大家争相观看，但若放到追求千篇一律的特殊年代里反而显得她的一切都那么奇怪，与周围格格不入。“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代会上，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她却是一身低调的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尽管坐在最后一排，还是感到了‘惘惘的威胁’。”
1949年，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她被人贬为“落水文人”，说她在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在高呼民族主义的爱国志士看来，这是无法辩驳的“原罪”。名声坠落那几年，张爱玲走到了写作事业的第一个低谷。坦诚地说，张爱玲不是从未试图做出改变，去媚一媚俗，让自己向新文艺路线靠拢。她给长篇小说《十八春》安了一个“时髦”的结尾，让男女主人公脱离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到广大天地里去搞建设。她还写了《小艾》，一个女佣在旧社会受尽压迫，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生活，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但对于这种改变，张爱玲到底还是无法适应。一次一次的迎合与失败，最后选择奋不顾身地逃离她曾经最爱的上海。伊北用“抵抗”一词描述张爱玲当年的出走，因为“对于张爱玲来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抵抗，一种病，一种药”。她从未要改变世界，只是不想被世界改变。有时候唯有舍弃，才能坚守。
张爱玲的出走似乎可视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她便彻底孤寂下去，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很多年。尽管辗转到香港与美国寻求发展，但张爱玲的英文写作并不那么顺利，异域生活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幸好每一步对她而言，至少都不是最坏的选择。多年后，张爱玲终究还是把《十八春》改成《半生缘》，删掉了政治化的结尾，恢复了人物的真身，让不彻底的人物继续不彻底下去，她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自己是不彻底的，但对待写作，她却是彻彻底底的诚实。看伊北所写的张爱玲后半生，同样被他笔下的真诚所打动，还记得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真心热爱一件事，并且贯彻到底，究竟是幸运的。一个朝圣者的虔诚，虽不能扭转乾坤，却能给予内心的丰润与安然。”是的，由于心境的变幻、人生的起落，晚年的张爱玲已不再相信什么传奇，再传奇的故事，拆开来看，也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底子。她对自我认识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在美学理想上恰是反高潮、反传奇的。她告别了年轻时候那种“艳异”的写作手法，笔法更趋于自然，更贴近生活本身。
伊北沿袭了这种平淡自然的写作方式，在《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中，没有采用显著的时间线索推进故事情节，也没有刻意将叙事的高潮隐藏于主体部分，而是采用章回体的结构，由回顾张爱玲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组成：出走、爱缺、往来、推翻……每一章都自成一个主题，每一段情节基本都是“完整”的。伊北将张爱玲的人生经历与其所涉及的人与事层层叠叠地铺陈开来，让故事淹没在生活的细节当中，让人物和故事自然地流淌，从立体的角度勾勒出一个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文学是张爱玲的皈依，也是她最后的堅持。她不甘做一个随波逐流者，更不愿做一个英雄或斗士，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变，都与她无关，她就是一个写作者，独立的、孤傲的、自尊的。她的后半生就像一个漂泊在外的旅人，不断丢弃着生活的行装，爱情、友情、婚姻、工作，只要舍弃，就能得到尊严，得到更大的自由。年轻时张爱玲曾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中年的张爱玲在为生计奔波，她给丈夫赖雅的信上写道：“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晚年的张爱玲躲进自己的小屋，反反复复书写着自己家族的故事，在回忆里寻求慰藉，她说“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一座孤岛”。不久以后，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一个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无奈整个社会总是习惯了用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去评判一个人的成就，甚至是幸福。如果说张爱玲作为一个异类，她不会被同时代的多数人所喜欢，那么现今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她呢？伊北从未用悲惨或可怜的字眼来形容张爱玲的后半生，他了解她的孤独已深入骨髓，“她过得很好，只是有点孤独，仅此而已”。她最终孤寂地老去，普通但决不平庸；她死了，而她留下的文字却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