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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采用2009—2018年度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两大社会网络指标都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正相关，随着企业中心度的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会提高;同样，随着企业结构洞丰富度的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也会提高。此外，企业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企业社会网络特征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地区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最后还发现，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包括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影响均显著且具有稳健性，但是对经济责任的影响相对更强。研究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社会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同时对如何引导中国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一定的指导。
[关键词]中心度;结构洞;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网络;地区发展水平
一、 引言
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的研究非常久远，社会网络一词首次出现在1952年。在企业的董事层面表现为连锁董事网络，至2013年年底，我国有82.3%的上市企业间存在兼任形成的社会网络。这种企业间形成的特殊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实现合作、交换信息与资源等对企业的决策行为和战略选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治理与发展。
基于如此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国外学者很早便开始探讨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与实证问题，然而国内关于企业间形成的社会网络的探讨才刚刚起步，并未形成完整的體系，且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公司治理层面和企业战略行为层面，如投融资、高管薪酬、公司绩效、创新、并购、国际化等市场型战略，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市场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寥寥无几。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因研究，集中在公司和行业层面，如治理机制、冗余资本、管理层认知观念、行业竞争程度、法律规制以及市场发展程度、政府规制等正式制度因素。
企业社会网络作为获取资源的非正式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典型的非市场战略，都是企业用来应对制度不完善的战略手段[1]。那么，企业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据此本文将通过理论与实证的方法探究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各行各界都开始关注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单纯的“商人责任”转变成为一种战略竞争力资源。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后，企业已经不再是产权结构，而是变成了一张利益网络[2]。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企业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基石。关于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有单独研究内部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有单独研究独立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内部和外部董事整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陈浩等认为企业的中心度会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为，因为中心度较高的企业只具有信息优势而不具有控制优势，所以需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获取关键资源;而企业的结构洞丰富度则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为，因为结构洞较丰富的企业同时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故而不需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也能获取关键资源[3]。徐淋等则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更低，因为其拥有更高的声望，更易于获取核心资源;而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更强烈，因为其处于类似中介的位置，掌握着信息沟通的桥梁而往往不容易被其他企业信任，为了获取关键资源必须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以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4]。从两位学者给出的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来看，关于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在学术界的结论未形成一致性。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把中心度分为程度中心度（DE）、中介中心度（CI）和接近中心度（BE）3种。3个中心度和1个结构洞丰富度共4个指标可以全面地解析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特征，能够较好地测度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影响力和重要性。故本文用这4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的网络位置，进而衡量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并探讨其作为自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2.中心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相关文献，在用于衡量网络位置的指标中，使用最广泛的有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中心度即企业靠近中心的程度，中心度越高，直接关联的企业就越多（居于网络中心的企业后文称为“中心企业”，与之直接联系的企业后文称为“边缘企业”）。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意味着其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就越多，获取和控制资源的潜在能力也就越强[5]。然而，对于这些信息和资源流动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中心企业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企业的意愿[6]。因此，中心企业想要将自己位置带来的潜在价值转换成实际价值，就需要得到边缘企业的支持。那么，如何赢得边缘企业的支持呢，有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倾向于支持商业合法性较高的企业，且企业的商业合法性可以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获得[7]。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边缘企业的积极评价与支持，进而提升其信息分享意愿和获得资源支持[8]。因此可以推断，在社会网络的大背景下，企业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得网络中关键信息和资源的持续流入。
进一步讲，越靠近中心位置的企业越有动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是赢得边缘企业的支持从而获得资源流入，那么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代价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成本”[9]。在每一个与之直接关联的企业都可能带来“收益”的情况下，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一定时，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收益越高。可以得出，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根据制度理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可能采取解耦（Decoupling）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出具社会责任报告书但是不实质性地执行[10]。因此，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应该考虑实际的执行程度[9]。网络中心位置属于标志性位置，有很大的符号作用。企业拥有较高的中心度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越高，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也越大。那么，企业如果做出只是象征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却没有实质性执行的这种欺骗社会的投机行为，必然会使企业的声誉受损，并且中心度越高的企业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也越大[11]。因此，本文认为中心度越高的企业由于“声誉机制”的影响，越不可能采取解耦策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中心度越高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程度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a。 假设1a：企业的中心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
3. 结构洞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中心度反映与之存在直接联系的企业的多少，而企业的结构洞反映企业之间的非冗余关系[12]。社会网络中存在某些无法产生直接关联的企业，这种联系的中断就像社会网络的洞穴，而如果存在某个第三方企业将这些企业连接起来，其所处的位置就叫作结构洞（居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后文称为“结构洞企业”，其两端无法直接联系的企业后文称为“边缘企业”）[13]。结构洞丰富度衡量其两端群体的数量，即结构洞越丰富其两端群体的数量越庞大。根据结构洞理论，能够把原本不关联的个体连接起来的桥梁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桥梁两端的个体数量越庞大，其能够带来的利益也越大[14]。Burt认为结构洞位置除了有跟中心位置一样的信息优势以外，还有控制优势[12]。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优势并非永久性存在，正如斯宾塞·约翰逊曾说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中国人的思维具有长线性，这使得关系的双方会把彼此的关系看作是一场充满未知因素且可能永无止尽的博弈[15]。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是应对未知因素的有效策略[16]。并且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明显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17]。因此，在企业社会网络中，结构洞企业为了维持社会网络中关键资源的长期持续流入，需要获取边缘企业的信任从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进行短期投机行为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私策略。
李德辉提出社会网络中利益的根源是基于建立在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产生的[17]。结构洞企业一旦借助自身位置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来操纵和控制利益的流向就会造成纷争，从而无法在企业社会网络中建立商业合法性。商业合法性和信任的缺失，都会导致关联企业信息分享和资源支持的意愿降低[8]。因此，结构洞企业需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取商业合作伙伴的信任，从而能够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以此降低风险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进一步讲，结构洞丰富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动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结构洞越丰富，意味着掌握了庞大群体之间信息传递的关键“桥梁”，更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代理问题和逆向选择等，因而更容易让边缘企业产生“不安全感”，即不被信任的可能性越高[17]。且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并不对称，培养信任远比破坏信任困难;相反，不信任的产生非常容易，消除这种不信任却困难许多[18]。研究表明产生信任的核心要点是可信赖行为，而可信赖性大多涉及4个要素——诚实、一致、互惠和能力[19]。因此，企业如果做出只是象征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却沒有实质性执行的这种欺骗社会的投机行为，则违背了诚实和一致这两个要素，必然会使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受损。且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信任关系受损的程度越大，因为所有“桥梁”两端的企业未来都可能出现拒绝信息共享和资源支持的行为。因此，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越不可能采取解耦策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构洞丰富度越高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程度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b。
假设1b：企业的结构洞丰富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
4.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Christopher等强调了董事所处的信息环境对于其能否发挥对企业的治理作用以及发挥的程度多少来说是基础条件[20]。Mizruchi认为连锁董事能够通过信息传递发挥董事会的战略功能，从而对企业承担与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影响[21]。那么，处在信息高速化的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对信息的传递产生影响呢？本文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带动信息的传播效率提高，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会更大更快，进而弱化信息优势;另一方面，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能够促使规范行为的形成，使不同个体达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削弱控制优势[22]。故而，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网络中有利位置的信息优势被减弱，连带其社会声誉就会变低，随之社会声誉带来的潜在资源也会减少。因此，企业巩固和提升社会声誉的意愿减弱，即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巩固和提升社会声誉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赢得边缘企业的好感从而获取有用信息。然而，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增加了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用信息的可能性，降低了企业对边缘企业的依赖性，也就减少了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取好感的必要性。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中心度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关系。
假设2b：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结构洞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关系。
5. 社会网络与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
Freeman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企业社会责任从单一的经济责任变成了多维社会责任[23]。John和Elkington提出了“三重底线”模型——企业具有对经济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24]。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采用CSR数据的评分构成——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结合“三重底线”观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等属于直接利益相关者，可以一并归结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涉及的是大众、政府、社区等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一并归结为其他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原因研究，Thomas认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利益相关者传达正面的影响，最终目的是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获取利益[25]。田虹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心理期望会对有显著推动作用[26]。以上研究表明，中心企业和结构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目的都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21]。当企业承担经济责任时，可以满足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第一，有助于提升在由供应商、股东等组成的边缘企业眼里的可合作性，获取商业伙伴的信任[27];第二，有助于取得消费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心理认同感，提高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意向[28];第三，有助于取得企业员工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29]。综上，当企业承担经济责任时，可以满足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消费者这些密切关系企业经济利益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最终达到企业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那么，其他责任是否对企业毫无益处呢？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对环境责任的研究有：黄瑞娜等则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在短期会对财务绩效造成负向影响，但长期影响是正向的[30]。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有：燕波等也研究了捐赠行为发生后为企业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提高[31]。可见，企业通过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能够向间接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正面的信号，从而获取好感和信任度。当边缘企业不是中心企业或者结构洞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时，能够通过企业其他责任的履行程度来判断企业是否值得信任以及后期是否能够建立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长期合作关系。故而当企业承担其他责任时，可以满足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最终也能够达到企业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积极履行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都能够提高中心企业与结构洞企业在边缘企业心中的信任度从而达到提高财务绩效的目的，但是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分配的时候，直接利益相关者大于间接利益相关者。据此，中心企业和结构洞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对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履行程度有所差异，对经济责任的履行相对积极，而对其他责任的履行相对消极。但是如果只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只履行经济责任而忽视了其他责任，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们便无法对企业产生信任从而无法在后期建立资源与信息交换的长期合作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看，这么做未免得不偿失。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对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影响都显著，但是对经济责任的影响强于其他责任。
三、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从2009年开始，截至2018年年底，选取上市企业，从和讯网取得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收集整理后用来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北大微观数据库收集财务相关数据，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取各省市的年度人均GDP等同于地区发展水平，关于市场化指数来自《市场化报告》，由于该报告的数据只更新到2016年，故使用该书中提供的方法，用stata软件拟合计算得出2017年的数据，采用连续变量winsorize处理消除极端值。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来自和讯网，该机构从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有关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评估报告，且本文研究跨期影响，除被解释变量外其他变量均滞后一年，故CSR样本选择2010—2018年作为研究区间。按照惯例，剔除ST、PT和金融類公司，筛选之后剩余20104个样本。
（2）解释变量
借鉴谢德仁等的研究[32]，企业社会网络的定义为：当两个人在同一个企业中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中的任一职位，那么这两个人就是直接相连的，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同时在两家企业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中的任一职位，那么联结关系就从企业的内部扩展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这些人通过在相同或者不同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的职位，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关系就是本文所定义的企业社会网络。
参照现有董事网络的研究设计，中心度和结构洞的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①]程度中心度
Degreei=[s=1NCisN-1]
其中i为目标企业，s表示社会网络中除目标企业外的其他企业，N代表社会网络中企业的总量。如果企业i和企业s之间能够直接关联，则Cis等于1，否则为0。最后，除以（N-1）是为了消除网络规模对程度中心度的影响进行的标准化处理。企业i的程度中心度表示与其存在直接联系的企业的数量，程度中心度越高，企业i越靠近社会网络的中心。
[②]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i=[1s=1NCisD（i，s）]
其中i为目标企业，s表示社会网络中除目标企业外的其他企业，N代表社会网络中企业的总量。D（i，s）表示企业i与企业s之间取得关联需要经过的最短距离，企业i与社会网络中所有其他企业的最短距离之和的倒数就是接近中心度。取倒数是为了方便比较，接近中心度越大，表示企业i与社会网络中所有其他企业越接近。
[③]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i=[r
[关键词]中心度;结构洞;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网络;地区发展水平
一、 引言
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的研究非常久远，社会网络一词首次出现在1952年。在企业的董事层面表现为连锁董事网络，至2013年年底，我国有82.3%的上市企业间存在兼任形成的社会网络。这种企业间形成的特殊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实现合作、交换信息与资源等对企业的决策行为和战略选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治理与发展。
基于如此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国外学者很早便开始探讨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与实证问题，然而国内关于企业间形成的社会网络的探讨才刚刚起步，并未形成完整的體系，且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公司治理层面和企业战略行为层面，如投融资、高管薪酬、公司绩效、创新、并购、国际化等市场型战略，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市场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寥寥无几。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因研究，集中在公司和行业层面，如治理机制、冗余资本、管理层认知观念、行业竞争程度、法律规制以及市场发展程度、政府规制等正式制度因素。
企业社会网络作为获取资源的非正式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典型的非市场战略，都是企业用来应对制度不完善的战略手段[1]。那么，企业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据此本文将通过理论与实证的方法探究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各行各界都开始关注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单纯的“商人责任”转变成为一种战略竞争力资源。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后，企业已经不再是产权结构，而是变成了一张利益网络[2]。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企业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基石。关于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有单独研究内部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有单独研究独立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内部和外部董事整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陈浩等认为企业的中心度会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为，因为中心度较高的企业只具有信息优势而不具有控制优势，所以需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获取关键资源;而企业的结构洞丰富度则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行为，因为结构洞较丰富的企业同时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故而不需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也能获取关键资源[3]。徐淋等则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更低，因为其拥有更高的声望，更易于获取核心资源;而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更强烈，因为其处于类似中介的位置，掌握着信息沟通的桥梁而往往不容易被其他企业信任，为了获取关键资源必须通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以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4]。从两位学者给出的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来看，关于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在学术界的结论未形成一致性。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把中心度分为程度中心度（DE）、中介中心度（CI）和接近中心度（BE）3种。3个中心度和1个结构洞丰富度共4个指标可以全面地解析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特征，能够较好地测度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影响力和重要性。故本文用这4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的网络位置，进而衡量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并探讨其作为自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2.中心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相关文献，在用于衡量网络位置的指标中，使用最广泛的有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中心度即企业靠近中心的程度，中心度越高，直接关联的企业就越多（居于网络中心的企业后文称为“中心企业”，与之直接联系的企业后文称为“边缘企业”）。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意味着其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就越多，获取和控制资源的潜在能力也就越强[5]。然而，对于这些信息和资源流动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中心企业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企业的意愿[6]。因此，中心企业想要将自己位置带来的潜在价值转换成实际价值，就需要得到边缘企业的支持。那么，如何赢得边缘企业的支持呢，有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倾向于支持商业合法性较高的企业，且企业的商业合法性可以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获得[7]。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边缘企业的积极评价与支持，进而提升其信息分享意愿和获得资源支持[8]。因此可以推断，在社会网络的大背景下，企业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得网络中关键信息和资源的持续流入。
进一步讲，越靠近中心位置的企业越有动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是赢得边缘企业的支持从而获得资源流入，那么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代价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成本”[9]。在每一个与之直接关联的企业都可能带来“收益”的情况下，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一定时，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收益越高。可以得出，企业的中心度越高，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根据制度理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可能采取解耦（Decoupling）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出具社会责任报告书但是不实质性地执行[10]。因此，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应该考虑实际的执行程度[9]。网络中心位置属于标志性位置，有很大的符号作用。企业拥有较高的中心度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越高，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也越大。那么，企业如果做出只是象征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却没有实质性执行的这种欺骗社会的投机行为，必然会使企业的声誉受损，并且中心度越高的企业声誉受损带来的损失也越大[11]。因此，本文认为中心度越高的企业由于“声誉机制”的影响，越不可能采取解耦策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中心度越高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程度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a。 假设1a：企业的中心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
3. 结构洞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中心度反映与之存在直接联系的企业的多少，而企业的结构洞反映企业之间的非冗余关系[12]。社会网络中存在某些无法产生直接关联的企业，这种联系的中断就像社会网络的洞穴，而如果存在某个第三方企业将这些企业连接起来，其所处的位置就叫作结构洞（居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后文称为“结构洞企业”，其两端无法直接联系的企业后文称为“边缘企业”）[13]。结构洞丰富度衡量其两端群体的数量，即结构洞越丰富其两端群体的数量越庞大。根据结构洞理论，能够把原本不关联的个体连接起来的桥梁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桥梁两端的个体数量越庞大，其能够带来的利益也越大[14]。Burt认为结构洞位置除了有跟中心位置一样的信息优势以外，还有控制优势[12]。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优势并非永久性存在，正如斯宾塞·约翰逊曾说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中国人的思维具有长线性，这使得关系的双方会把彼此的关系看作是一场充满未知因素且可能永无止尽的博弈[15]。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是应对未知因素的有效策略[16]。并且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明显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17]。因此，在企业社会网络中，结构洞企业为了维持社会网络中关键资源的长期持续流入，需要获取边缘企业的信任从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进行短期投机行为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私策略。
李德辉提出社会网络中利益的根源是基于建立在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产生的[17]。结构洞企业一旦借助自身位置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来操纵和控制利益的流向就会造成纷争，从而无法在企业社会网络中建立商业合法性。商业合法性和信任的缺失，都会导致关联企业信息分享和资源支持的意愿降低[8]。因此，结构洞企业需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取商业合作伙伴的信任，从而能够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以此降低风险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进一步讲，结构洞丰富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动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结构洞越丰富，意味着掌握了庞大群体之间信息传递的关键“桥梁”，更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代理问题和逆向选择等，因而更容易让边缘企业产生“不安全感”，即不被信任的可能性越高[17]。且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并不对称，培养信任远比破坏信任困难;相反，不信任的产生非常容易，消除这种不信任却困难许多[18]。研究表明产生信任的核心要点是可信赖行为，而可信赖性大多涉及4个要素——诚实、一致、互惠和能力[19]。因此，企业如果做出只是象征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书却沒有实质性执行的这种欺骗社会的投机行为，则违背了诚实和一致这两个要素，必然会使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受损。且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信任关系受损的程度越大，因为所有“桥梁”两端的企业未来都可能出现拒绝信息共享和资源支持的行为。因此，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越不可能采取解耦策略。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构洞丰富度越高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程度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b。
假设1b：企业的结构洞丰富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越高。
4.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Christopher等强调了董事所处的信息环境对于其能否发挥对企业的治理作用以及发挥的程度多少来说是基础条件[20]。Mizruchi认为连锁董事能够通过信息传递发挥董事会的战略功能，从而对企业承担与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影响[21]。那么，处在信息高速化的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对信息的传递产生影响呢？本文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带动信息的传播效率提高，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会更大更快，进而弱化信息优势;另一方面，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能够促使规范行为的形成，使不同个体达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削弱控制优势[22]。故而，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网络中有利位置的信息优势被减弱，连带其社会声誉就会变低，随之社会声誉带来的潜在资源也会减少。因此，企业巩固和提升社会声誉的意愿减弱，即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巩固和提升社会声誉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赢得边缘企业的好感从而获取有用信息。然而，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增加了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用信息的可能性，降低了企业对边缘企业的依赖性，也就减少了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取好感的必要性。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中心度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关系。
假设2b：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结构洞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关系。
5. 社会网络与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
Freeman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企业社会责任从单一的经济责任变成了多维社会责任[23]。John和Elkington提出了“三重底线”模型——企业具有对经济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24]。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采用CSR数据的评分构成——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结合“三重底线”观点，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等属于直接利益相关者，可以一并归结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涉及的是大众、政府、社区等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一并归结为其他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原因研究，Thomas认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利益相关者传达正面的影响，最终目的是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获取利益[25]。田虹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心理期望会对有显著推动作用[26]。以上研究表明，中心企业和结构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目的都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21]。当企业承担经济责任时，可以满足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第一，有助于提升在由供应商、股东等组成的边缘企业眼里的可合作性，获取商业伙伴的信任[27];第二，有助于取得消费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心理认同感，提高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意向[28];第三，有助于取得企业员工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29]。综上，当企业承担经济责任时，可以满足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消费者这些密切关系企业经济利益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最终达到企业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那么，其他责任是否对企业毫无益处呢？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对环境责任的研究有：黄瑞娜等则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在短期会对财务绩效造成负向影响，但长期影响是正向的[30]。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有：燕波等也研究了捐赠行为发生后为企业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提高[31]。可见，企业通过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能够向间接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正面的信号，从而获取好感和信任度。当边缘企业不是中心企业或者结构洞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时，能够通过企业其他责任的履行程度来判断企业是否值得信任以及后期是否能够建立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长期合作关系。故而当企业承担其他责任时，可以满足间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责任期望，最终也能够达到企业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积极履行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都能够提高中心企业与结构洞企业在边缘企业心中的信任度从而达到提高财务绩效的目的，但是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分配的时候，直接利益相关者大于间接利益相关者。据此，中心企业和结构洞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对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履行程度有所差异，对经济责任的履行相对积极，而对其他责任的履行相对消极。但是如果只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只履行经济责任而忽视了其他责任，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们便无法对企业产生信任从而无法在后期建立资源与信息交换的长期合作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看，这么做未免得不偿失。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对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影响都显著，但是对经济责任的影响强于其他责任。
三、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从2009年开始，截至2018年年底，选取上市企业，从和讯网取得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收集整理后用来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北大微观数据库收集财务相关数据，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取各省市的年度人均GDP等同于地区发展水平，关于市场化指数来自《市场化报告》，由于该报告的数据只更新到2016年，故使用该书中提供的方法，用stata软件拟合计算得出2017年的数据，采用连续变量winsorize处理消除极端值。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来自和讯网，该机构从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有关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评估报告，且本文研究跨期影响，除被解释变量外其他变量均滞后一年，故CSR样本选择2010—2018年作为研究区间。按照惯例，剔除ST、PT和金融類公司，筛选之后剩余20104个样本。
（2）解释变量
借鉴谢德仁等的研究[32]，企业社会网络的定义为：当两个人在同一个企业中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中的任一职位，那么这两个人就是直接相连的，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同时在两家企业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中的任一职位，那么联结关系就从企业的内部扩展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这些人通过在相同或者不同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的职位，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关系就是本文所定义的企业社会网络。
参照现有董事网络的研究设计，中心度和结构洞的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①]程度中心度
Degreei=[s=1NCisN-1]
其中i为目标企业，s表示社会网络中除目标企业外的其他企业，N代表社会网络中企业的总量。如果企业i和企业s之间能够直接关联，则Cis等于1，否则为0。最后，除以（N-1）是为了消除网络规模对程度中心度的影响进行的标准化处理。企业i的程度中心度表示与其存在直接联系的企业的数量，程度中心度越高，企业i越靠近社会网络的中心。
[②]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i=[1s=1NCisD（i，s）]
其中i为目标企业，s表示社会网络中除目标企业外的其他企业，N代表社会网络中企业的总量。D（i，s）表示企业i与企业s之间取得关联需要经过的最短距离，企业i与社会网络中所有其他企业的最短距离之和的倒数就是接近中心度。取倒数是为了方便比较，接近中心度越大，表示企业i与社会网络中所有其他企业越接近。
[③]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