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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之一”的黄建新，在30年的创作历程中始终执着追求谱写社会及民族的心灵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黄建新创作了《黑炮事件》《错位》《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城市电影，看似是在描绘荒诞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实则融入了导演关于社会、政治与伦理的深刻思考。步入新世纪，导演拍摄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主旋律大片，同样凸显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呈现出大量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获得了成功。从小人物的深度刻画到革命领袖的风采再现，黄建新不变的是对人物心灵的深度开掘，一以贯之的是对电影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
一、 寓言的讲述：80年代的形式探索
黄建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导电影，并在创作之初就赢得了各界关注和巨大反响。1985年的电影处女作《黑炮事件》，被外界称为“先锋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是一名普通工程师赵书信，因一次将名为“黑炮”的棋子落在同事家中，而发电报向其要回，彼时他正被委任于一个中德合作的名为“WD”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翻译工作，但他发电报的信息被误认为是重要机密的泄露，从此他便被公司打压，调离核心岗位，一蹶不振。“WD”项目也因为缺少这位得力的翻译而导致了技术上的错误。故事的最后，误会终于解开，他重回岗位，但项目损失重大且早已无法挽回。影片的表层含义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所造成的人物命运的错位，而深层次内涵却是官僚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在影片中，形式的探索更加为人所称道。片尾主人公赵书信看孩童玩多米诺骨牌， 暗示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现实，影片中，巨大的石英挂钟和对称构图、背景纯白的会议室，无疑是对苍白、荒诞的工作氛围的暗讽。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错位》中，黄建新仍然将艺术创新与社会现实结合。影片以主人公老赵的噩梦作为影片的开头，导致他做噩梦的原因是无穷无尽的开会压力，不堪重负的老赵利用科技创造出了一个机器人“假赵”，让他代替自己开会，在这个过程中，“假赵”逐渐学会了人类的思维，开始享受在人类社会的优待，甚至对老赵的女友小丽产生感情。此时，老赵再次惊醒，原来这一切又只是他的一个梦。机器人的设置使电影成为了具有现代意味的科幻电影。导演在影片中想要表达的是，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使人类处于被压抑甚至是被控制的地位，人与科技之间的依赖关系、从属关系的倒置，人类甚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奴役。但反观电影拍摄时的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尚处于重新起步之时，科技的发展还不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外界对《错位》颇有微词的原因是其电影观念缺乏现实生长的土壤，这一超前性的作品略微顯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导演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不仅是先进的、具有科幻色彩的机器人，还有老赵每次梦醒之后，镜头都会切到桌上摆动的摆件，暗示着这是进出梦境的通道。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性即便放在今天也难能可贵。
在第五代导演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导演，他的作品都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刻画生活在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的心灵境况，映射出种种荒诞而又引人深省的社会现实，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思想表达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关注历史，进行文化反思，黄建新则忠实于时代，甚至将目光投向未来，做一番畅想。黄建新以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转型为描绘对象，在第五代导演中占有一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是他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具有超前性与深刻性，黄建新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了对传统的突破。
二、 平实的叙事：90年代的日常书写
文学界在90年代出现“新写实小说”潮流，当作家们将生活中琐碎而细小的“一地鸡毛”一一拾起，当他们发出“爱也好，恨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宣言，影视界也相应将视角下移，关注社会普通市民甚至是边缘人物的生活，带领观影者领略小人物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这种趋向在黄建新导演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黄建新在90年代创作的“城市百态三部曲”就分别将镜头聚焦于百无聊赖的作家、屡次失意的代理馆长和一群各怀心事的驾校学员，描绘出90年代国人的生活轨迹。《站直啰，别趴下》将镜头对准平日生活里最常见的邻里关系，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高作家搬到此处，一位邻居是精明的私营经济者张勇武，另一位是忠厚的党员刘干部，高作家本来处于张勇武和刘干部水火交融的斗争之中，却不想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原本势不两立的张家和刘家却早已“冰释前嫌”，共同发财，高作家在此中尴尬又无奈，最后搬离。作品无疑展现了在经济发展潮流下、物质优先的观念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三个家庭、三条线索并行发展的叙事结构，相对平稳，最大程度贴近现实。
随后的《背靠背 脸对脸》被誉为“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故事围绕某市文化馆馆长换届的事情展开，已经当了3年代理馆长的王双立为坐上正位想尽谋略，讨领导欢心，拉对手下马，却在一次次阴差阳错中铩羽而归。当他决心隐退时，却又被召回当上了文化馆馆长。原来，多年来他失败的原因竟是背后更大权力的牵制，此时新局长上位，精明能干的他才重新受到重用。导演将文化馆作为官场的缩影，揭示出“脸对脸的逢迎，背靠背的捅刀”这一官场上残酷而又客观存在的现实。电影中无论人物大小，无论细节多少，都鲜活有力。
1997年的《埋伏》以一桩杀人案件开头，船厂保卫科的叶民主和老田被警察秘密委任协助调查，埋伏在一水塔处，等待罪犯落网。叶民主生性懒惰，爱耍小聪明，却因同伴老田患病而自愿一人担下这份艰辛的工作，坚守到底。船厂的同事玩忽职守，忘记通知叶民主任务已经结束，使得他在水塔上孤守30多天后，最终弄巧成拙，抓到罪犯。叶民主胸无大志，但为人善良，他能协助警察成功抓到罪犯的关键乃在于同事的疏忽，这无疑使影片具有反英雄主义的色彩。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终止在警察和叶民主两人代表友谊的笑脸之上，为整个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言简意赅的叙事，平实朴素的画面，一目了然的矛盾，直截了当的主题，使得整个电影语言简洁明了。 1999年的《说出你的秘密》中，女主人公何利英肇事逃逸，最终没有逃过良心的谴责而选择自首。导演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秘密，但道德和良知值得我们去坚守。随后的《谁说我不在乎》通过一个小女孩顾小文的视角，讲述了一对夫妻步入中年危机而差点离婚，最终在女儿的帮助下破镜重圆的故事。在这一层面上，黄建新揭示出普遍的大众文化心理，我们都是有优点却有缺陷的普通人，而“遇到矛盾—矛盾升级—解决矛盾”乃是不变的生存模式。
此时期黄建新的作品平易写实、冷峻幽默，体现出一种引人深思的悲喜风格。这并不是对于小人物悲天悯人的同情，也不是对苦闷现实义愤填膺地批判，而是客观表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人们的心理，那种夫妻的家长里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小人物的官场沉浮，以及他们的渴望、得意、失落、尴尬与无可奈何的种种心理，都如同一幕幕悲喜剧，在黄建新的作品中一一上演。
三、 主旋律的表达：新世纪的价值选择
主旋律电影承担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功能，因其正确的价值导向、精良的制作技艺、充足的运营投入以及众多的明星参演，这类电影往往能在电影市场引起较多关注，也能赢得不错的票房与口碑。站在新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中，黄建新实现了在题材上的转变，一连同导演韩三平合作执导两部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这两部电影均带有向祖国和党“献礼”的性质，因此成为话题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2009年国庆前上映的《建国大业》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主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突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强烈的二元对立，丰富的历史事实，这些都使《建国大业》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典型范本，但黄建新作为一名曾经“先锋”的导演，也必定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之上有所突破。比如人物内心的刻画，毛泽东阅兵时，闪回地展现了这支队伍从溃不成军到逐渐壮大再到无坚不摧的艰难历程，颇为感人。
黄建新曾坦言，《建国大业》更像交作业，而《建党伟业》才是作品。《建国大业》的人物还是偏概念化的，而《建党伟业》除了有丰富的历史事实，即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导演还在编年体的历史中寻找戏剧性与影片亮点，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一场戏剧性的暗杀行动，小皇帝和千岁两个不懂事儿的小孩闹着玩为影片平添了喜剧效果，毛泽东与杨开慧一段革命情感之中浪漫因子的出现也为电影增加了看点，影片最后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成功召开，而烟雨蒙蒙中，景色美如画，是对主题的升华。这些都是导演在庄重、严肃的历史基底之上对于艺术的多姿多彩的探索性的体现。
“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其实就是把能够影响最多。”[1]黄建新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主旋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商业电影，演员方面，大牌明星客串，众多明星参演，但“零片酬”的这一行为就具有十足的话题性，可见电影界充分响应国家号召，对国家意识形态都有一致的认同。观众方面，电影充分把握了观众的心理结构，把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的自豪感转化为消费动力，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主旋律大片的成功，从近年来《战狼》“现象级”的成功和《红海行动》的热映中就可窥见一斑。
黄建新从来就是一位敏锐而大胆的现实主义者，对于社会热点有着灵敏的嗅觉。黄建新对于社会和民族心灵的开掘，都是具有相当的中国特色的，无论是官本位意識影响下的权力机关，还是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境况，还是由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历史征程，都是中国电影的本土化表达，都是只有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才有的人或事。这当然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从参军入伍，到去西北大学新闻系进修班学习，从一名普通的场记到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成为一名导演。2005 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被中央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可以说，在艺术、商业和政治三个领域中，黄建新行走得从容不迫，他是一位善于从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文化资源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获得自身的发展的导演，他的创作姿态和精彩作品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黄建新，贾磊磊，宋曙琦.用影像镌刻民族的心灵史——与黄建新对话[J].当代电影，2011（7）：28.
一、 寓言的讲述：80年代的形式探索
黄建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执导电影，并在创作之初就赢得了各界关注和巨大反响。1985年的电影处女作《黑炮事件》，被外界称为“先锋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是一名普通工程师赵书信，因一次将名为“黑炮”的棋子落在同事家中，而发电报向其要回，彼时他正被委任于一个中德合作的名为“WD”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翻译工作，但他发电报的信息被误认为是重要机密的泄露，从此他便被公司打压，调离核心岗位，一蹶不振。“WD”项目也因为缺少这位得力的翻译而导致了技术上的错误。故事的最后，误会终于解开，他重回岗位，但项目损失重大且早已无法挽回。影片的表层含义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所造成的人物命运的错位，而深层次内涵却是官僚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在影片中，形式的探索更加为人所称道。片尾主人公赵书信看孩童玩多米诺骨牌， 暗示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现实，影片中，巨大的石英挂钟和对称构图、背景纯白的会议室，无疑是对苍白、荒诞的工作氛围的暗讽。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错位》中，黄建新仍然将艺术创新与社会现实结合。影片以主人公老赵的噩梦作为影片的开头，导致他做噩梦的原因是无穷无尽的开会压力，不堪重负的老赵利用科技创造出了一个机器人“假赵”，让他代替自己开会，在这个过程中，“假赵”逐渐学会了人类的思维，开始享受在人类社会的优待，甚至对老赵的女友小丽产生感情。此时，老赵再次惊醒，原来这一切又只是他的一个梦。机器人的设置使电影成为了具有现代意味的科幻电影。导演在影片中想要表达的是，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使人类处于被压抑甚至是被控制的地位，人与科技之间的依赖关系、从属关系的倒置，人类甚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奴役。但反观电影拍摄时的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尚处于重新起步之时，科技的发展还不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外界对《错位》颇有微词的原因是其电影观念缺乏现实生长的土壤，这一超前性的作品略微顯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导演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不仅是先进的、具有科幻色彩的机器人，还有老赵每次梦醒之后，镜头都会切到桌上摆动的摆件，暗示着这是进出梦境的通道。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性即便放在今天也难能可贵。
在第五代导演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导演，他的作品都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刻画生活在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的心灵境况，映射出种种荒诞而又引人深省的社会现实，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思想表达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关注历史，进行文化反思，黄建新则忠实于时代，甚至将目光投向未来，做一番畅想。黄建新以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转型为描绘对象，在第五代导演中占有一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是他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具有超前性与深刻性，黄建新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了对传统的突破。
二、 平实的叙事：90年代的日常书写
文学界在90年代出现“新写实小说”潮流，当作家们将生活中琐碎而细小的“一地鸡毛”一一拾起，当他们发出“爱也好，恨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宣言，影视界也相应将视角下移，关注社会普通市民甚至是边缘人物的生活，带领观影者领略小人物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这种趋向在黄建新导演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黄建新在90年代创作的“城市百态三部曲”就分别将镜头聚焦于百无聊赖的作家、屡次失意的代理馆长和一群各怀心事的驾校学员，描绘出90年代国人的生活轨迹。《站直啰，别趴下》将镜头对准平日生活里最常见的邻里关系，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高作家搬到此处，一位邻居是精明的私营经济者张勇武，另一位是忠厚的党员刘干部，高作家本来处于张勇武和刘干部水火交融的斗争之中，却不想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原本势不两立的张家和刘家却早已“冰释前嫌”，共同发财，高作家在此中尴尬又无奈，最后搬离。作品无疑展现了在经济发展潮流下、物质优先的观念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三个家庭、三条线索并行发展的叙事结构，相对平稳，最大程度贴近现实。
随后的《背靠背 脸对脸》被誉为“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故事围绕某市文化馆馆长换届的事情展开，已经当了3年代理馆长的王双立为坐上正位想尽谋略，讨领导欢心，拉对手下马，却在一次次阴差阳错中铩羽而归。当他决心隐退时，却又被召回当上了文化馆馆长。原来，多年来他失败的原因竟是背后更大权力的牵制，此时新局长上位，精明能干的他才重新受到重用。导演将文化馆作为官场的缩影，揭示出“脸对脸的逢迎，背靠背的捅刀”这一官场上残酷而又客观存在的现实。电影中无论人物大小，无论细节多少，都鲜活有力。
1997年的《埋伏》以一桩杀人案件开头，船厂保卫科的叶民主和老田被警察秘密委任协助调查，埋伏在一水塔处，等待罪犯落网。叶民主生性懒惰，爱耍小聪明，却因同伴老田患病而自愿一人担下这份艰辛的工作，坚守到底。船厂的同事玩忽职守，忘记通知叶民主任务已经结束，使得他在水塔上孤守30多天后，最终弄巧成拙，抓到罪犯。叶民主胸无大志，但为人善良，他能协助警察成功抓到罪犯的关键乃在于同事的疏忽，这无疑使影片具有反英雄主义的色彩。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终止在警察和叶民主两人代表友谊的笑脸之上，为整个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言简意赅的叙事，平实朴素的画面，一目了然的矛盾，直截了当的主题，使得整个电影语言简洁明了。 1999年的《说出你的秘密》中，女主人公何利英肇事逃逸，最终没有逃过良心的谴责而选择自首。导演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秘密，但道德和良知值得我们去坚守。随后的《谁说我不在乎》通过一个小女孩顾小文的视角，讲述了一对夫妻步入中年危机而差点离婚，最终在女儿的帮助下破镜重圆的故事。在这一层面上，黄建新揭示出普遍的大众文化心理，我们都是有优点却有缺陷的普通人，而“遇到矛盾—矛盾升级—解决矛盾”乃是不变的生存模式。
此时期黄建新的作品平易写实、冷峻幽默，体现出一种引人深思的悲喜风格。这并不是对于小人物悲天悯人的同情，也不是对苦闷现实义愤填膺地批判，而是客观表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人们的心理，那种夫妻的家长里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小人物的官场沉浮，以及他们的渴望、得意、失落、尴尬与无可奈何的种种心理，都如同一幕幕悲喜剧，在黄建新的作品中一一上演。
三、 主旋律的表达：新世纪的价值选择
主旋律电影承担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功能，因其正确的价值导向、精良的制作技艺、充足的运营投入以及众多的明星参演，这类电影往往能在电影市场引起较多关注，也能赢得不错的票房与口碑。站在新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中，黄建新实现了在题材上的转变，一连同导演韩三平合作执导两部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这两部电影均带有向祖国和党“献礼”的性质，因此成为话题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2009年国庆前上映的《建国大业》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主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突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强烈的二元对立，丰富的历史事实，这些都使《建国大业》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典型范本，但黄建新作为一名曾经“先锋”的导演，也必定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之上有所突破。比如人物内心的刻画，毛泽东阅兵时，闪回地展现了这支队伍从溃不成军到逐渐壮大再到无坚不摧的艰难历程，颇为感人。
黄建新曾坦言，《建国大业》更像交作业，而《建党伟业》才是作品。《建国大业》的人物还是偏概念化的，而《建党伟业》除了有丰富的历史事实，即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导演还在编年体的历史中寻找戏剧性与影片亮点，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一场戏剧性的暗杀行动，小皇帝和千岁两个不懂事儿的小孩闹着玩为影片平添了喜剧效果，毛泽东与杨开慧一段革命情感之中浪漫因子的出现也为电影增加了看点，影片最后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成功召开，而烟雨蒙蒙中，景色美如画，是对主题的升华。这些都是导演在庄重、严肃的历史基底之上对于艺术的多姿多彩的探索性的体现。
“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其实就是把能够影响最多。”[1]黄建新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主旋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商业电影，演员方面，大牌明星客串，众多明星参演，但“零片酬”的这一行为就具有十足的话题性，可见电影界充分响应国家号召，对国家意识形态都有一致的认同。观众方面，电影充分把握了观众的心理结构，把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的自豪感转化为消费动力，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主旋律大片的成功，从近年来《战狼》“现象级”的成功和《红海行动》的热映中就可窥见一斑。
黄建新从来就是一位敏锐而大胆的现实主义者，对于社会热点有着灵敏的嗅觉。黄建新对于社会和民族心灵的开掘，都是具有相当的中国特色的，无论是官本位意識影响下的权力机关，还是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境况，还是由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历史征程，都是中国电影的本土化表达，都是只有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才有的人或事。这当然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从参军入伍，到去西北大学新闻系进修班学习，从一名普通的场记到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成为一名导演。2005 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被中央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可以说，在艺术、商业和政治三个领域中，黄建新行走得从容不迫，他是一位善于从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文化资源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获得自身的发展的导演，他的创作姿态和精彩作品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黄建新，贾磊磊，宋曙琦.用影像镌刻民族的心灵史——与黄建新对话[J].当代电影，201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