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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老人，在死亡的诱惑下踉跄远走，临别时给这世界留下一个凄凉的回望……这无疑是最触动心弦的一个悲剧版本了。据《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报道，2月10日清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对白头夫妻双双从9楼楼顶跳下，当场身亡。文姨69岁，刘叔65岁。这个悲剧版本还有一个更锥心的高潮：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双10岁的龙凤胎姐弟。这是十年前因意外丧子，老夫妇决意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下的儿女。这件事曾经轰动广州。孩子降生后，白头妈妈文姨曾对记者说：“我又不求社会补助，又不求人赞助，我自己有本事慢慢挨，挨到承受不了为止。养到我自己没本事为止。”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来，颇有成谶之感。
日本心理学大师河合隼雄在《心的栖止木》中说：“日本自杀者中，中老年自杀者人数显著较多。”他分析认为，中老年人感到自己和时代相脱节，陌生的话题，陌生的节奏，陌生的文化，很难调试，从而失去了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中国，老年人一般都经历了动荡激越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多人在特定的年代里失去了读书的条件和机会，终生只能沉沦下僚，在面对生命的衰老与时代的巨变时，他们更缺少能够调剂内心的精神资源。在这个案例当中，文姨和刘叔都没有文化，文姨一生运煤，晚年捡破烂、蹬三轮、做杂活，刘叔就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他们在经济上尚能勉强度日，在精神世界则难以排解人生的重压，无法驱散深重的焦虑。文姨出现了狂躁的症状，曾为此而住院一段时间，但是她的问题已非精神病院的简单治疗所能解决；此后刘叔又出现了抑郁症状，神情呆滞，面对文姨的自杀冲动，他束手无策。刘叔守在客厅，防备被自杀冲动支配的文姨冲到室外。最后因为困倦的疏失，文姨冲出家门奔向楼顶，随后追赶而来的刘叔来不及阻拦，竟然追随妻子跃向了黑暗的虚空。这样紧张恐怖的混乱局面竟然都是在两个孩子面前发生的，足以证明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给予孩子正常的监护与照顾。再回顾文姨当年说的话，就知道她的“不求社会”和“不求人”的自闭状态是个不祥的预兆，因为那实际已经是精神状况不佳的老人过度自我防御的病态表现，意欲斩断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背后是深重的紧张、恐惧和敌意。
按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的标准，中国已经于1999年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1世纪的中国社会，喧嚣扰攘，银发族却一直是期待着目光和温度的孤寂群体。《中国达人秀》里狂歌劲舞的老翁老妪，恰恰投射出他们内心的焦虑与荒凉。台下的掌声和尖叫不是真正的关切，而是另一种更残酷的忽略与遗忘。我们准备好迎接老龄化社会了吗？答案只能是让人遗憾的。文姨和刘叔的隔世生活，并不因为媒体记者的偶尔光顾和街道部门的年度慰问而稍有改变，那些表面的鼓励不能有效地化解老人内心的冰冷之感。他们不信任社会，不信任他人，这种精神伤痛来自老人一生在底层苦苦挣扎、自力更生的辛酸经验，“自己有本事慢慢挨，挨到承受不了为止”的思路之下，生活就像受刑，没人能替。老人进而把苦难归结为“自己没本事”，证明他们对社会、对他人没有更多的奢望和期盼，倘若活下去只是靠自己的本事，这样“原子化”的社会生态一定是残酷和不适宜居住的。
文姨临终前不久说过：“很后悔生了这对孩子，其实自己是在害他们。”其实，在健康的社会生态当中，孩子本该是全社会的财富与责任，而不仅是一个封闭的家庭维系自身情感的私产。可是文姨和刘叔其实内心并不明白这些。文姨和刘叔弃世的决绝，反过来也说明，活下去对他们来说竟然是更艰难和痛苦的选择。精神疾病与自杀行为的关系，这里暂不细论，起码在理智的层面，对于烦恼丛生的人生境况，他们感到困于其中，无法行动与改变，有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并不是文姨一个人的，在封闭无助的空间里，人生的全部重量压在老人羸弱的肩头，他们只习惯于“原子化”的、被动隐忍的脆弱和坚强。得不到克服和化解的普遍无力感可能是很多悲剧的内在根源。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中，老人生活在人群频繁互动的网络中，需要一种健康的公民心态。公民心态的公共性，意味着一个人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自生自灭的孤独个体，一个人必须和别人共同生活。他必须积极和友善地帮助别人，并欣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在这种互动之中让彼此的生命从陌生的交错发展到温暖的联结，创造出彼此共生、“守望相助”的公共空间。开放参与的热情和积极行动的意愿是公民心态的重要内涵。文姨和刘叔本来有权利也有责任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60岁本来应该是学习和培育公民心态的一个新的开始。
上世纪那些混乱和激进的历史动荡，导致人与人互相戒备、甚至互相仇恨，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被摧折殆尽；此后的市场原始积累阶段的疯狂逐利与恶性竞争，更让本来就饱受伤害的人际联结进一步走向疏离和破碎。社会保障与救济的缺失，不仅带来物质层面的不安，更让修补人际联结的契机一再被延误。这时候，老人受限于既往的经验，往往很难向他人敞开自己，也不敢想象那种被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的私人生活。其实，平和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本身就是一种给予，你给予了他人一个表达善意和负责尽心的机会。公民心态也意味着，它让彼此联结的公民成为真正的主体，以有效的行动主宰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因而生活质量有所提升，这种有意义的改变也成功地消除了对方的无力感。好的社会，不是家人关起门来相依为命，而是每个人都彼此相依为命。包括养育孩子在内，公共的彼此承担都是最优解，善意付出的行动能增进公共的力量感和幸福感，相应减少的只能是那些绝望致死的悲剧。文姨和刘叔的悲剧提醒我们，心态的改变意味着立即行动，介入和参与不能等待，你真的没有办法关起门来谋求孤独的幸福。
文姨和刘叔的死，让我们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生死。在老龄化社会里，如何理解生死的意义，这是每个普通人都必须思考的基本命题。在传统信仰当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人相信生寄死归的道理。天地间周流演化的大生命是永无止息的巨流，此生的百年只是其中一个倏忽的片段，它来自天地，也回归天地，所以张载《西铭》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那是一种安祥和勇敢的人格力量。但重建强大的心理本体，方能获得平和的心态，以从容面对生死难题的巨大挑战，这正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编辑：董晓菊 dxj502@163.com
日本心理学大师河合隼雄在《心的栖止木》中说：“日本自杀者中，中老年自杀者人数显著较多。”他分析认为，中老年人感到自己和时代相脱节，陌生的话题，陌生的节奏，陌生的文化，很难调试，从而失去了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中国，老年人一般都经历了动荡激越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多人在特定的年代里失去了读书的条件和机会，终生只能沉沦下僚，在面对生命的衰老与时代的巨变时，他们更缺少能够调剂内心的精神资源。在这个案例当中，文姨和刘叔都没有文化，文姨一生运煤，晚年捡破烂、蹬三轮、做杂活，刘叔就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他们在经济上尚能勉强度日，在精神世界则难以排解人生的重压，无法驱散深重的焦虑。文姨出现了狂躁的症状，曾为此而住院一段时间，但是她的问题已非精神病院的简单治疗所能解决；此后刘叔又出现了抑郁症状，神情呆滞，面对文姨的自杀冲动，他束手无策。刘叔守在客厅，防备被自杀冲动支配的文姨冲到室外。最后因为困倦的疏失，文姨冲出家门奔向楼顶，随后追赶而来的刘叔来不及阻拦，竟然追随妻子跃向了黑暗的虚空。这样紧张恐怖的混乱局面竟然都是在两个孩子面前发生的，足以证明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给予孩子正常的监护与照顾。再回顾文姨当年说的话，就知道她的“不求社会”和“不求人”的自闭状态是个不祥的预兆，因为那实际已经是精神状况不佳的老人过度自我防御的病态表现，意欲斩断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背后是深重的紧张、恐惧和敌意。
按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的标准，中国已经于1999年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1世纪的中国社会，喧嚣扰攘，银发族却一直是期待着目光和温度的孤寂群体。《中国达人秀》里狂歌劲舞的老翁老妪，恰恰投射出他们内心的焦虑与荒凉。台下的掌声和尖叫不是真正的关切，而是另一种更残酷的忽略与遗忘。我们准备好迎接老龄化社会了吗？答案只能是让人遗憾的。文姨和刘叔的隔世生活，并不因为媒体记者的偶尔光顾和街道部门的年度慰问而稍有改变，那些表面的鼓励不能有效地化解老人内心的冰冷之感。他们不信任社会，不信任他人，这种精神伤痛来自老人一生在底层苦苦挣扎、自力更生的辛酸经验，“自己有本事慢慢挨，挨到承受不了为止”的思路之下，生活就像受刑，没人能替。老人进而把苦难归结为“自己没本事”，证明他们对社会、对他人没有更多的奢望和期盼，倘若活下去只是靠自己的本事，这样“原子化”的社会生态一定是残酷和不适宜居住的。
文姨临终前不久说过：“很后悔生了这对孩子，其实自己是在害他们。”其实，在健康的社会生态当中，孩子本该是全社会的财富与责任，而不仅是一个封闭的家庭维系自身情感的私产。可是文姨和刘叔其实内心并不明白这些。文姨和刘叔弃世的决绝，反过来也说明，活下去对他们来说竟然是更艰难和痛苦的选择。精神疾病与自杀行为的关系，这里暂不细论，起码在理智的层面，对于烦恼丛生的人生境况，他们感到困于其中，无法行动与改变，有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并不是文姨一个人的，在封闭无助的空间里，人生的全部重量压在老人羸弱的肩头，他们只习惯于“原子化”的、被动隐忍的脆弱和坚强。得不到克服和化解的普遍无力感可能是很多悲剧的内在根源。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中，老人生活在人群频繁互动的网络中，需要一种健康的公民心态。公民心态的公共性，意味着一个人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自生自灭的孤独个体，一个人必须和别人共同生活。他必须积极和友善地帮助别人，并欣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在这种互动之中让彼此的生命从陌生的交错发展到温暖的联结，创造出彼此共生、“守望相助”的公共空间。开放参与的热情和积极行动的意愿是公民心态的重要内涵。文姨和刘叔本来有权利也有责任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60岁本来应该是学习和培育公民心态的一个新的开始。
上世纪那些混乱和激进的历史动荡，导致人与人互相戒备、甚至互相仇恨，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被摧折殆尽；此后的市场原始积累阶段的疯狂逐利与恶性竞争，更让本来就饱受伤害的人际联结进一步走向疏离和破碎。社会保障与救济的缺失，不仅带来物质层面的不安，更让修补人际联结的契机一再被延误。这时候，老人受限于既往的经验，往往很难向他人敞开自己，也不敢想象那种被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的私人生活。其实，平和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本身就是一种给予，你给予了他人一个表达善意和负责尽心的机会。公民心态也意味着，它让彼此联结的公民成为真正的主体，以有效的行动主宰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因而生活质量有所提升，这种有意义的改变也成功地消除了对方的无力感。好的社会，不是家人关起门来相依为命，而是每个人都彼此相依为命。包括养育孩子在内，公共的彼此承担都是最优解，善意付出的行动能增进公共的力量感和幸福感，相应减少的只能是那些绝望致死的悲剧。文姨和刘叔的悲剧提醒我们，心态的改变意味着立即行动，介入和参与不能等待，你真的没有办法关起门来谋求孤独的幸福。
文姨和刘叔的死，让我们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生死。在老龄化社会里，如何理解生死的意义，这是每个普通人都必须思考的基本命题。在传统信仰当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人相信生寄死归的道理。天地间周流演化的大生命是永无止息的巨流，此生的百年只是其中一个倏忽的片段，它来自天地，也回归天地，所以张载《西铭》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那是一种安祥和勇敢的人格力量。但重建强大的心理本体，方能获得平和的心态，以从容面对生死难题的巨大挑战，这正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编辑：董晓菊 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