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尚昆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54年7月,我调到杨尚昆办公室工作;1965年11月,他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随他去广东;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随他去山西;7月3日,他在太原被隔离审查,我被遣返北京。由于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无端被打成“杨家死党”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但这不是杨尚昆的过错。正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可以随时向他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虽然因受他“株连”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但我无怨无悔,相反,对在杨尚昆身边工作的那一段经历至今充满怀念。
杨尚昆在莫斯科时,亲历了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回国后,又切身体会到“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开始萌发实事求是思想,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他在工作中始终贯彻了一条既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杨尚昆不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绕过临时中央,设法取得江苏省委的同意,接受了宋庆龄的2000元捐款,解决了帮助失业工人的经费问题。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杨尚昆既反“左”又反右,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4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杨尚昆召开黎城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联系山西实际,具体地提出建军、建党、建政的三大任务,领导冀南、太行、太岳各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作为中直党委书记的杨尚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尽量做到不误伤一个同志。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中直党委强调“打虎”要有证据,要算细账,不搞“逼、供、信”,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与中小贪污分子要认真审核材料,完全核实以后再进行追赃。这个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把中直党委写给他的报告批转给各有关同志参考。
1961年3月,杨尚昆去徐水、安国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深入群众,得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他特别关心公共食堂问题,知道办食堂浪费很大,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回京后他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指出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在农民看来不是红旗而是黑旗,如果真正把错误改过来,可以恢复红旗,真正成为红旗。
1964年,杨尚昆去陕西长安县蹲点,半年中真正做到了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指导当地的“四清”运动中,突出地体现了他一贯既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鲜明特点,可称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在离京前召集同他一道去长安参加“四清”的同志开会,强调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防右,但又同时指出要从实际出发,不带任何框框。进村以后,他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和进村前听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他说服了地方同志,没有按照当时 “扎根串连”、让干部靠边站的普遍做法,而是责成干部照常抓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组织他们学习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主动交代问题,不实行“逼、供、信”。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基本实现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四清”。运动结束时,干群之间经过一定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杨尚昆通过这次蹲点,摸到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深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对此,他郑重地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是不久,形势进一步向“左”倾发展,指导“四清”运动新的文件《二十三条》下达,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是不可能了。
杨尚昆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979年,他到广东后,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当时某些地方试行土地承包制,有人就想不通,说与三中全会精神不符。杨尚昆为此反复做工作,指出“凡是决定了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那是‘两个凡是’思想”。1980年春节,他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南海县给农民拜年,鲜明地祝贺农民“恭喜发财!”引起强烈反响。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杨尚昆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就是这种胸怀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真正共产党人。
杨尚昆一生坎坷,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从抗日战争开始杨尚昆就随刘少奇一起去太原主持北方局工作,1938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党召开七大,杨尚昆没有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代表编在以杨秀峰为组长的太行二组出席会议;当时健在的六届中委、候补中委大多数选进七届中委,只有杨尚昆等几个人落选,对此,他泰然处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延安的许多同志都奔赴前方开辟工作,只有杨尚昆被留在后方,他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这期间也曾几次要求下去工作,毛泽东就是不允。
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杨尚昆两次蒙受冤屈。一次是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是否应定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听信江青一面之词,认定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为“黑旗事件”,杨尚昆受到严厉批评。由于“黑旗事件”,杨尚昆和中直党委不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工作十分困难。后来,毛泽东甚至怀疑中直党委包庇了一批坏人,1965年秋,中直党委被撤销。
“黑旗事件”后,杨尚昆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但是中央书记处仍分工他联系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两个党委,并指导两个党委为右派分子摘帽和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的工作。他心怀坦荡,严格按照党的政策,为一批受冤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受到错误的批判,他们的夫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们遇到困难都求助于杨尚昆。当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面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杨尚昆同情地对她说:“我们不搞株连九族,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给你送。”就这样保护了刘英。1964年,康生制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一案,杨尚昆承受着巨大压力,保护了受诬陷的有关单位和同志。
最令杨尚昆伤心的是所谓“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杨尚昆的第一大“罪状”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安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试问,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护档案的完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不留下记载岂非失职?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掌管全部机密的岗位,何须秘密窃听?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讲话时不喜欢别人做记录或录音。195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有录音就很生气,这以后遇有需要录音情况,杨尚昆都要事先请示邓小平或彭真。1961年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前,发现准备录音,就追问是谁让带录音员的,第二次批评了录音。为此,中央书记处做出除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录音外一律不准录音的规定。与此同时,杨尚昆冒着风险,果断地指示主管录音工作的中办机要室,尽快把最重要的录音转换为文字记录,为党保留下来一大批重要档案。后来杨尚昆在回忆此事时说,“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窃听”一案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所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问题上犯有错误” 。为此,中央办公厅再一次认真地进行复查,最后终于澄清了事实真相,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编造的弥天大谎。1980年10月,中央为杨尚昆彻底平反。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45年,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直到1955年,10年间中央也没有给他配备副手,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在中办20年,他宵衣旰食,日以继夜,有效地保证了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功绩卓著,有目共睹。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既是身肩重任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更是群众中普通一员。
1979年,他以72岁高龄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弥补十年动乱被剥夺工作权利造成的损失。他协助习仲勋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率先提出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92年1月,杨尚昆极力建议并陪同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迅速整理、转发了邓小平一路上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南巡谈话”。
1981年夏,杨尚昆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邓小平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强调军队必须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轨道上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特别是组织实施、顺利完成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为我国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他却谦逊地说“小平同志做大文章,我贯彻执行,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
1988年春,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在这期间,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繁重的外事活动,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赢得一个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他衷心拥护江泽民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愉快地退出全部领导岗位。
退休以后的杨尚昆开始思考他的一生。后来,他接受大家的建议,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撰写回忆录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他郑重地向中央写了报告,并表示回忆录出版前要经中央审定。他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不顾疲劳,又坚持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和彭德怀百年诞辰的三篇文章,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在住院期间,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对党中央、国务院在抗洪救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取得的胜利表示欣慰。他在弥留之际不忘嘱咐家人:“后事要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我的一生中央会作出评价,不要争高低。”
1998年元旦,是杨尚昆一生最后的一个元旦。这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下一段文字:“旧年过去,新年又来。大家努力下,写了一篇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主要想说明:他是我党核心的第二名,在中央参加领导从大革命起到逝世止,整个一个世纪,中外各政党中极少这样的人!”
杨尚昆和周恩来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参与中央领导工作长达60余载;1988年,邓小平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地推荐他任国家主席,称他是革命元老,有资格担任这个荣誉职务;从1956年党的八大起,杨尚昆就是我们敬爱的总设计师的助手,直到他们退休。
(责任编辑刘一丁 汪文庆)
杨尚昆在莫斯科时,亲历了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回国后,又切身体会到“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开始萌发实事求是思想,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他在工作中始终贯彻了一条既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杨尚昆不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绕过临时中央,设法取得江苏省委的同意,接受了宋庆龄的2000元捐款,解决了帮助失业工人的经费问题。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杨尚昆既反“左”又反右,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4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杨尚昆召开黎城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联系山西实际,具体地提出建军、建党、建政的三大任务,领导冀南、太行、太岳各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作为中直党委书记的杨尚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尽量做到不误伤一个同志。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中直党委强调“打虎”要有证据,要算细账,不搞“逼、供、信”,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与中小贪污分子要认真审核材料,完全核实以后再进行追赃。这个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把中直党委写给他的报告批转给各有关同志参考。
1961年3月,杨尚昆去徐水、安国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深入群众,得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他特别关心公共食堂问题,知道办食堂浪费很大,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回京后他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指出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在农民看来不是红旗而是黑旗,如果真正把错误改过来,可以恢复红旗,真正成为红旗。
1964年,杨尚昆去陕西长安县蹲点,半年中真正做到了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指导当地的“四清”运动中,突出地体现了他一贯既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鲜明特点,可称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在离京前召集同他一道去长安参加“四清”的同志开会,强调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防右,但又同时指出要从实际出发,不带任何框框。进村以后,他发现那里的实际情况和进村前听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他说服了地方同志,没有按照当时 “扎根串连”、让干部靠边站的普遍做法,而是责成干部照常抓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组织他们学习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主动交代问题,不实行“逼、供、信”。整个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基本实现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四清”。运动结束时,干群之间经过一定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杨尚昆通过这次蹲点,摸到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深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对此,他郑重地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是不久,形势进一步向“左”倾发展,指导“四清”运动新的文件《二十三条》下达,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是不可能了。
杨尚昆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979年,他到广东后,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当时某些地方试行土地承包制,有人就想不通,说与三中全会精神不符。杨尚昆为此反复做工作,指出“凡是决定了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那是‘两个凡是’思想”。1980年春节,他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南海县给农民拜年,鲜明地祝贺农民“恭喜发财!”引起强烈反响。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杨尚昆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就是这种胸怀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真正共产党人。
杨尚昆一生坎坷,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从抗日战争开始杨尚昆就随刘少奇一起去太原主持北方局工作,1938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党召开七大,杨尚昆没有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代表编在以杨秀峰为组长的太行二组出席会议;当时健在的六届中委、候补中委大多数选进七届中委,只有杨尚昆等几个人落选,对此,他泰然处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延安的许多同志都奔赴前方开辟工作,只有杨尚昆被留在后方,他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这期间也曾几次要求下去工作,毛泽东就是不允。
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杨尚昆两次蒙受冤屈。一次是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是否应定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听信江青一面之词,认定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为“黑旗事件”,杨尚昆受到严厉批评。由于“黑旗事件”,杨尚昆和中直党委不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工作十分困难。后来,毛泽东甚至怀疑中直党委包庇了一批坏人,1965年秋,中直党委被撤销。
“黑旗事件”后,杨尚昆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但是中央书记处仍分工他联系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两个党委,并指导两个党委为右派分子摘帽和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的工作。他心怀坦荡,严格按照党的政策,为一批受冤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受到错误的批判,他们的夫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们遇到困难都求助于杨尚昆。当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面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杨尚昆同情地对她说:“我们不搞株连九族,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给你送。”就这样保护了刘英。1964年,康生制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一案,杨尚昆承受着巨大压力,保护了受诬陷的有关单位和同志。
最令杨尚昆伤心的是所谓“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杨尚昆的第一大“罪状”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安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试问,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护档案的完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不留下记载岂非失职?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掌管全部机密的岗位,何须秘密窃听?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讲话时不喜欢别人做记录或录音。195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有录音就很生气,这以后遇有需要录音情况,杨尚昆都要事先请示邓小平或彭真。1961年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前,发现准备录音,就追问是谁让带录音员的,第二次批评了录音。为此,中央书记处做出除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录音外一律不准录音的规定。与此同时,杨尚昆冒着风险,果断地指示主管录音工作的中办机要室,尽快把最重要的录音转换为文字记录,为党保留下来一大批重要档案。后来杨尚昆在回忆此事时说,“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窃听”一案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所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问题上犯有错误” 。为此,中央办公厅再一次认真地进行复查,最后终于澄清了事实真相,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编造的弥天大谎。1980年10月,中央为杨尚昆彻底平反。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45年,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直到1955年,10年间中央也没有给他配备副手,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在中办20年,他宵衣旰食,日以继夜,有效地保证了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功绩卓著,有目共睹。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既是身肩重任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更是群众中普通一员。
1979年,他以72岁高龄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弥补十年动乱被剥夺工作权利造成的损失。他协助习仲勋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率先提出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92年1月,杨尚昆极力建议并陪同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迅速整理、转发了邓小平一路上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南巡谈话”。
1981年夏,杨尚昆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邓小平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强调军队必须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轨道上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特别是组织实施、顺利完成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为我国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他却谦逊地说“小平同志做大文章,我贯彻执行,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
1988年春,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在这期间,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繁重的外事活动,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赢得一个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他衷心拥护江泽民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愉快地退出全部领导岗位。
退休以后的杨尚昆开始思考他的一生。后来,他接受大家的建议,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撰写回忆录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他郑重地向中央写了报告,并表示回忆录出版前要经中央审定。他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不顾疲劳,又坚持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和彭德怀百年诞辰的三篇文章,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在住院期间,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对党中央、国务院在抗洪救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取得的胜利表示欣慰。他在弥留之际不忘嘱咐家人:“后事要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我的一生中央会作出评价,不要争高低。”
1998年元旦,是杨尚昆一生最后的一个元旦。这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下一段文字:“旧年过去,新年又来。大家努力下,写了一篇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主要想说明:他是我党核心的第二名,在中央参加领导从大革命起到逝世止,整个一个世纪,中外各政党中极少这样的人!”
杨尚昆和周恩来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参与中央领导工作长达60余载;1988年,邓小平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地推荐他任国家主席,称他是革命元老,有资格担任这个荣誉职务;从1956年党的八大起,杨尚昆就是我们敬爱的总设计师的助手,直到他们退休。
(责任编辑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