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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宦官：废立显威力
宦官，又称阉人、中官、内侍、内监等，通称太监。作为皇权制度的衍生物，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阉割失去性功能而专供帝王及其女眷役使的奴仆，照料帝王私生活、不离左右的常随。应该说，宦官地位低微，而其准入又极不人道，有悖上天好生之德，但因系天子所置又专为天子服务，于是就有了尊奉天命设置宦官的说辞，《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宦官之设被说得神乎其神，凸显的是君权神授。
皇帝对包括外戚在内的朝臣心存戒备，对忠直之士较真认死理动辄引经据典进谏尤觉腻烦，就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常伴身旁、听话乖觉的阉宦。《汉书·佞幸传》谓：“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他们有的就是当年小王子如今小皇帝的玩伴；皇帝与嫔妃联系往往也要通过宦官；如果皇帝懒政，便把“朱批”大权假于宦官；皇家卫队亦交由宦官统领；武将外征，还要派宦官监军；创收，遣宦官做税监；传旨，令宦官宣读……于是乎，凭借皇家瑞气，卑微阴柔的阉宦成了高高在上、令人仰视的“中贵人”甚至“立皇帝”！于是乎，做宦官就成了某些不学无术之人跻身宦海的终南捷径：无需寒窗苦读，只要放弃大欲存焉的性福，即可能蹿红暴富。权钱诱惑，因而有人就情愿自宫入列。
一旦自宫过热，争做阉宦的人太多，就会出现“无名白”：势去了，痛受了，人却入不了宫、做不了太监。这一称呼，最早源自唐朝。唐代内宦权势登峰造极，于是私自阉割一时成风，不由诏命而自宫者，称“私白”。明代宦官蹿红，“无名白”数量激增，以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官家曾明令严禁自宫：“凡自宫者以不孝论。”万历《大明会典》中“禁自宫令”竟多达十五次。
自宫的就不了业，自然遗憾莫名；而假阉宦却是宦官得当，性福照享，鱼与熊掌得兼。吕不韦串通秦太后，给嫪毐施行“诈腐”即假宫刑，拔其须眉貌似宦者，阳根完好无碍云雨之欢。嫪毐这个宦官当得风生水起：握权，事皆决于嫪毐；发财，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播种，与太后生子二，且图谋由假龙种继大位。后嫪毐诈腐案发，秦始皇处置如下：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迁太后出皇宫；免相国吕不韦职，迁蜀迫其自杀。
先秦宦官，知名的寥寥无几，形象正面的，是勃貂、管苏、景监、缪贤；负面的则是则有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赵高是秦朝著名宦官，他联手丞相李斯发动沙丘政变，伪造诏书，逼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帝，而后架空皇帝，害死李斯，自任丞相，指鹿为马，谋逆逼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帝。不久被子婴计杀，诛夷三族。不过，对赵高的宦官身份好像颇多疑问，理由之一是他有女儿（女婿阎乐即逼死二世的执行者）。娶妻于前，做宦官于后，有女儿也就不奇怪。汉代司马迁被处宫刑后，做了中书令，无疑是个宦官；然之前已有一女，嫁与后来做了丞相的杨敞。赵高之有女，当与太史公相若。关键在于，赵高的做派，整个是权宦式的，既阴且狠。
身为阉人，宦官不必接受圣贤教育和严格的举荐或科考选拔，就可走近皇帝。少了经典桎梏，加之共同的生理缺陷、扭曲心态和生活环境，使其易认同，多结党；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强烈的权欲、财欲，借助于特殊的上位，参与政治斗争，于是每见宦官专权这道特色的政治风景。其中尤以东汉、唐、明三朝为甚。
东汉宦官屡屡得势，猖獗政坛，主要是其在皇帝与外戚、太后争权中，助皇帝获胜，因而备受宠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汉灵帝公开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爹亲娘亲没有“公公”亲啊！
而把持朝政的赵忠、张让竟危言耸听，说皇帝是不能登高望远的；登高则百姓离散！原来当时阉宦正竞修豪宅，阔拟皇家宫室，恐帝望见，故有此说。
关于东汉宦官与外戚反复角力的概况，留待后面外戚部分合述。而宦官当政的结局则是，朝政全面溃败，激起黄巾造反，导致军阀混战，皇朝覆灭。当然也给宦官招来了报复性的屠杀：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袁绍引兵入宫捕杀赵忠等，令士兵见宦官就杀，共杀死老少宦官二千余人，至有累及无须男子者。
宦官为害最烈的当数唐代。皇帝废立、甚至性命都在宦官掌握之中。宦官权力之所以大得如此吓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中央的军权。
其实，唐初太宗对宦官限制较严，最高官阶及数额都有明文规定。后制度渐弛，玄宗朝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多达千人，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者大有人在，宦官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皇权也开始依赖宦官。先是，宦官高力士参与李隆基宫廷政变夺权立功，深受玄宗信任；李隆基在位既久，疏懒怠政，政事多交高力士代办。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官家常说：“只要力士在，我睡觉就踏实。”所以高力士就常住宫中。大臣谋求将相高位，得先通高力士关节。太子李亨呼为“兄”，诸王公主皆呼“翁”，驸马辈尊曰“■”，帝或不名而呼将军。高力士重权在握，官爵显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齐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尽管手眼通天、权势炙手可热，高力士犹能谨慎从事。玄宗晚年最落寞的时候，高力士陪伴在侧；闻知太上皇去世消息，被流放南方的高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可见对玄宗忠心不二。
高力士为李皇帝而死一百多年后，又出了一个为唐王朝殉身的宦官张承业。他奉唐昭宗命使晋，为河东监军，执法严明，晋王李克用甚倚重。后辅幼主李存勖，军国大事均委之。晋、梁鏖战十余年，一切后方生产、军需保障，张承业之功为多。后来李存勖要称帝，始终忠于唐王朝的张承业苦苦劝谏，李存勖不听，张承业大哭不食而死。
高力士之后，宦官李辅国走红，其权力益逞难遏态。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成了判元帅府司马。他节制百官，掌握政务，权力大过政府；他指挥禁军，有枪杆子保障话语权，自然特有威慑力。762年，李辅国拥立李豫，是为代宗。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尚父”公然叫板皇权，为皇权所不能忍，代宗决然夺其兵权，随后又利用宦官内部矛盾对李辅国实施了政治暗杀。 之后程元振、鱼朝恩次第登台。程元振同样专掌禁兵，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封邠国公。而权宦鱼朝恩更加骄横，每奏事，代宗皆不得不应允，朝廷政事偶有不提前告他的，必狂叫：“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也？”鱼朝恩粗通经义，自谓“才兼文武”，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观军容使，封郑国公。代宗用他旨在制约军头郭子仪，引起政府的强烈不满，经宰相元载、郭子仪力劝，770年代宗缢杀鱼朝恩。
唐德宗遭逢朱泚、李怀光叛乱，更加不信任诸将，复置护军中尉，分别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担任，统领神策、天威军，并设枢密使二员，亦由宦官出任，合称“四贵”。宦官掌军权制度化，实力派藩镇亦无力与之抗衡。于是他们为所欲为，随意废立皇帝，直至弑君。王守澄由监军而枢密使，进封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以弑宪宗故，被文宗秘密赐酒毒死。王守澄死后，李训等发动“甘露之变”，企图一举歼灭宦官，结果仇士良等得胜，宦官势力更盛。由是宦官疯狂反扑，大肆屠杀，包括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在内万余人罹难。“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皇权与政府一蹶不振矣。
仇士良擅权揽政二十余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甚至可以当面指斥皇帝，唐文宗哀叹自己受家奴控制，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仇士良的事君固位秘诀是：“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要让天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以玩为务，享乐至死！这番话与佞臣和士开之说齐武成帝趁年轻力恣意作乐，奸相蔡京劝宋徽宗及时行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唐末权宦田今孜，僖宗呼为“阿父”，政事一以委之。令孜把持大权，恃宠横暴，侵凌皇帝。黄巢军入长安，令孜拥僖宗奔蜀，封晋国公。后为王建所杀。
计中唐以后宦官自行扶立的皇帝有穆、文、武、宣、懿、僖、昭等七个；直接杀害的是宪宗、敬宗两个。宦官之祸，莫此为甚！
同东汉宦官专权引来被诛杀一样，唐代的宦官之祸也引出903年朱温（假昭宗名义）对宦官毁灭性的大屠杀，共诛灭五千余人。
以汉唐阉宦之祸为鉴，明初朱元璋对宦官的管束防范很严，规定“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衙，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并镌铁牌置皇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宦官干政之门被堵得很严。至成祖朝，“祖宗之法”已然淡忘，宦官始受重用。其实，端倪早见于洪武后期。朱元璋性多疑，戮功臣，忌下属，废丞相，大权独揽，把专制独裁推向极顶。皇权、相权一肩挑，严重超负荷，朱元璋颇感力不从心，对朝臣又极不信任，能帮他“减负”的惟有朝夕在侧的阉宦。朱皇帝认为宦官无家庭、无后嗣、无外党，“三无”之人可信，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让宦官帮助处理一些政务；特务组织锦衣卫更是离不了宦官。正如黄宗羲所言：“有明之无善治，由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相之过也。”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带头破坏了他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规矩。似此实践和自己宣传的理论悖谬，言是而行非的现象，在后世的帝王那里不断被演绎着。
朱棣之后，宦官的权力日增：奉诏出使，参与军务，巡视监军，干预经济，直至刺探臣民隐事。朱棣之孙明宣宗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令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为其秉笔“批红”提供了文化基础。于是，随着皇帝的腐化，宦官人数剧增，权力骤升，宦祸滔滔矣。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大明王朝弄得日趋黯淡无光。
小皇帝明英宗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渐落宦官王振手。王振摘下朱元璋不准宦官干政的铁牌，此举最具象征意义：想当年，太祖铁牌高悬，令阉人望而生畏；看今朝，宦官随便摘下，铁规弃之如粪土。后来王振挟持英宗亲征瓦剌，兵败，英宗被俘，王振想逃跑，被明将杀死。明英宗复辟后，对他的“先生”王振犹念念不忘，备赐哀荣，祭葬，立祠“旌忠”。
刘瑾，通文史，知古今，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其博取主子欢心的秘笈就是力行前辈仇士良的“享乐至死”说。朱厚照当太子时，刘瑾就常伴他“为长夜之游”，太子自然视为心腹；即帝位后，就让刘瑾典神机营，掌司礼监。司礼监太监有个特权：传达皇帝旨意，内阁辅臣亦得听从太监指挥。刘瑾大权在握，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广植党羽，肆意贪污，多行不义，被告发，凌迟处死。
“天下只识汪太监”，说的是宦官汪直，瑶族人。汪直本系战俘，入宫侍奉万贵妃，升御马监太监。后以助万贵妃之功得到明宪宗宠信，领西厂兼司礼监掌印太监，擅弄权柄，遭朝臣反对，被撤职。后恢复西厂，仍由汪直总管。官家恩宠渐衰，令汪直监军、巡边，又调南京御马监任职。
阉宦权势烫手，慢道庸常钻营之徒，就是有身份的官僚也得巴结讨好之。有改革家之称的张居正，因为与大太监冯保拉上关系，才取得两宫太后支持，坐上相位的，有史为证：“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冯保，读过书有文化素养，万历元年任神宗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他对小皇帝的玩兴束缚甚严，与首辅张居正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推进“万历新政”，史书评价谓“保亦时引大体”。看来，冯保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大太监，虽然他也很贪。
云南税监杨荣，长期恣行威福，激起人民暴动，烧税厂，杀税官。杨荣残杀平民数千，进而还要逮捕六卫官，致激起更大的群体反抗，云南指挥贺世勋带领冤民万余人，焚烧官署，杀死杨荣并其党二百余人。奴死主悲，神宗闻知杨荣被杀，数日不进食。
明朝后期，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皇朝若大厦将倾，明熹宗又重用阉宦魏忠贤。魏珰只手遮天，称“九千岁”，各地为造生祠，肆虐七年，宦祸达于极巅，明王朝的丧钟实际已经敲响。 至于崇祯内侍高起潜，以知兵称，却怯不敢战，惟割死人首以冒功。这样一个只会拿死人头去冒功的阉宦，面对李自成攻京师，临阵脱逃，以至降清，一点也不奇怪。
明朝宦官专权，固然有像武宗疯玩，神宗二十多年不上朝等因素，但皇帝怠惰的根源，也和朝臣无能大有关系。成化七年，彭时、万安在内阁，一再奏请宪宗召对，及见面，他们却只会磕头喊万岁，无“对”可献，人讥为“万岁阁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奏疏宦官罪行，遭武宗反驳：“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朱厚照是在袒护阉宦，但其所言也不无道理。
汉、唐、明外，其他朝代也有宦官乱政祸国。北魏宗爱，太武帝时任中常侍，罗织罪名致太子拓跋晃忧愤死。太武帝悼念太子，宗爱惧，就径弑太武帝。尚书左仆射兰延等欲拥太武帝三子拓跋翰即位。宗爱诱杀兰延等，并将拓跋翰杀死，而立太武帝幼子拓跋余为帝。拓跋余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兼中秘书，封冯翊王。宗爱权侔人主，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很快他又杀死拓跋余。宗爱弑君二，杀皇子一，逼死太子，堪称杀手。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诛宗爱，夷三族。
“北宋六贼”是制造和诱发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伙同宋徽宗葬送了北宋王朝。“六贼”中居然有三个宦官。童贯，性巧媚，投徽宗雅好，专为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沆瀣一气，互为表里，蔡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喜欢附庸风雅，自我吹嘘出自于苏轼之门，宣称以翰墨为己任。外表愚讷谦卑，官至太尉。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因伪造圣旨，权势日盛，蔡京父子亦谄附之，时称“隐相”。李彦，为大内总管，强力收括民田地，致百姓破产乞丐于市者众，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结怨于西北，激起人民群体反抗。宋钦宗即位，三权宦先后被处死。
金朝宦官梁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累官近侍局使。金废帝完颜亮欲伐宋，梁珫因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此言正合帝意，大喜，命备衾褥之新洁者俟得刘贵妃用之。有完颜亮这等混账主子，就必然有梁珫这样的无耻奴才。
综观阉宦形象，多为负面。正面的除张承业、冯保，知名度很高的有改进造纸术的蔡伦，率船队下西洋的郑和，他们事迹广传，毋庸赘述。再补说一个怀恩，侍明宪、孝二帝，成化时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性耿直，识义理，通典故，能进谏；又廉洁不贪，威信很高。怀恩有胆识，不迷信怪异。成化末，万贵妃谋废太子，怀恩力争，被宪宗斥逐凤阳守孝陵。孝宗即位，怀恩回京仍掌司礼监，力劝皇帝驱逐无耻阁老万安。怀恩逝后，明孝宗特批建显忠祠，旌其功德。朱祐樘能保住太子位，怀恩诚功不可没；而最该感激的救命恩人当是小宦官张敏。身为门监，张敏冒着性命危险，将婴儿朱祐樘密藏，呵护哺养，使其躲过九死迎来一生。及其册立为皇太子之时，张敏却吞金自杀。张敏，一位恪守良知的宦官，其名不应被遗忘。
清朝对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开国之初，顺治帝即颁布上谕，对太监作出了“六不许”的严厉限制，并将上谕铸成铁牌置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因为执行严格，故有清一代无宦官之祸。就连老佛爷的红人“小安子”安德海，蹦跶太狂，忘乎所以，照样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灭了。
讲述宦官之祸，不能不说司马光的专论——《资治通鉴》二百六十三卷的“臣光曰”。议论剀切精辟，文辞流畅雅洁，堪称史论佳作。
司马光认为，宦官所以能为国家患，是因为人主长期与之亲狎，而宦者又善迎合，甘言辞，于是大政潜移于宦者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权柄旁移则国家必定危乱。接着，文章胪列比较了汉、唐宦官之祸，指出唐世所以更烈，在于宦官握兵权。文章列举从寺人披到张承业等宦官，说明此群体并非没有贤才，关键在于人主如何控制使用。你不授权，他就不敢专横跋扈！宦祸，根子在人主。那种对宦官不察善恶、除尽杀绝的做法，实不可取。汉、唐末，宦官诛杀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司马光不愧为史家大手笔，一则“臣光曰”便把问题说透了，令人叹服。
司马温公是写历史，自然可以直书而无所顾忌。唐进士刘蕡在殿试策对中痛陈宦官乱国殃民之祸，力请诛灭，澄清政治，那就是政治话题，果不其然“被敏感”了。主考官见而嗟叹，但畏惧阉宦不敢取。士人读其词，至感激流涕；谏官御史公论其直。状元李郃喟叹：“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并请把官职让给刘蕡，不许。令狐楚、牛僧孺亦曾征召为幕僚从事，授秘书郎，以师礼待之。然终因宦官诬害，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异乡。五十年后，唐昭宗追封刘蕡为右谏议大夫，谥文节，封昌平侯，寻访其子孙授以官职。
“宦官专权所发生之源，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国亡家之总根源也”。梁启超一语中的，道出了宦祸的制度根源。
（未完，待续）
宦官，又称阉人、中官、内侍、内监等，通称太监。作为皇权制度的衍生物，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阉割失去性功能而专供帝王及其女眷役使的奴仆，照料帝王私生活、不离左右的常随。应该说，宦官地位低微，而其准入又极不人道，有悖上天好生之德，但因系天子所置又专为天子服务，于是就有了尊奉天命设置宦官的说辞，《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宦官之设被说得神乎其神，凸显的是君权神授。
皇帝对包括外戚在内的朝臣心存戒备，对忠直之士较真认死理动辄引经据典进谏尤觉腻烦，就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常伴身旁、听话乖觉的阉宦。《汉书·佞幸传》谓：“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他们有的就是当年小王子如今小皇帝的玩伴；皇帝与嫔妃联系往往也要通过宦官；如果皇帝懒政，便把“朱批”大权假于宦官；皇家卫队亦交由宦官统领；武将外征，还要派宦官监军；创收，遣宦官做税监；传旨，令宦官宣读……于是乎，凭借皇家瑞气，卑微阴柔的阉宦成了高高在上、令人仰视的“中贵人”甚至“立皇帝”！于是乎，做宦官就成了某些不学无术之人跻身宦海的终南捷径：无需寒窗苦读，只要放弃大欲存焉的性福，即可能蹿红暴富。权钱诱惑，因而有人就情愿自宫入列。
一旦自宫过热，争做阉宦的人太多，就会出现“无名白”：势去了，痛受了，人却入不了宫、做不了太监。这一称呼，最早源自唐朝。唐代内宦权势登峰造极，于是私自阉割一时成风，不由诏命而自宫者，称“私白”。明代宦官蹿红，“无名白”数量激增，以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官家曾明令严禁自宫：“凡自宫者以不孝论。”万历《大明会典》中“禁自宫令”竟多达十五次。
自宫的就不了业，自然遗憾莫名；而假阉宦却是宦官得当，性福照享，鱼与熊掌得兼。吕不韦串通秦太后，给嫪毐施行“诈腐”即假宫刑，拔其须眉貌似宦者，阳根完好无碍云雨之欢。嫪毐这个宦官当得风生水起：握权，事皆决于嫪毐；发财，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播种，与太后生子二，且图谋由假龙种继大位。后嫪毐诈腐案发，秦始皇处置如下：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迁太后出皇宫；免相国吕不韦职，迁蜀迫其自杀。
先秦宦官，知名的寥寥无几，形象正面的，是勃貂、管苏、景监、缪贤；负面的则是则有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赵高是秦朝著名宦官，他联手丞相李斯发动沙丘政变，伪造诏书，逼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帝，而后架空皇帝，害死李斯，自任丞相，指鹿为马，谋逆逼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帝。不久被子婴计杀，诛夷三族。不过，对赵高的宦官身份好像颇多疑问，理由之一是他有女儿（女婿阎乐即逼死二世的执行者）。娶妻于前，做宦官于后，有女儿也就不奇怪。汉代司马迁被处宫刑后，做了中书令，无疑是个宦官；然之前已有一女，嫁与后来做了丞相的杨敞。赵高之有女，当与太史公相若。关键在于，赵高的做派，整个是权宦式的，既阴且狠。
身为阉人，宦官不必接受圣贤教育和严格的举荐或科考选拔，就可走近皇帝。少了经典桎梏，加之共同的生理缺陷、扭曲心态和生活环境，使其易认同，多结党；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强烈的权欲、财欲，借助于特殊的上位，参与政治斗争，于是每见宦官专权这道特色的政治风景。其中尤以东汉、唐、明三朝为甚。
东汉宦官屡屡得势，猖獗政坛，主要是其在皇帝与外戚、太后争权中，助皇帝获胜，因而备受宠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汉灵帝公开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爹亲娘亲没有“公公”亲啊！
而把持朝政的赵忠、张让竟危言耸听，说皇帝是不能登高望远的；登高则百姓离散！原来当时阉宦正竞修豪宅，阔拟皇家宫室，恐帝望见，故有此说。
关于东汉宦官与外戚反复角力的概况，留待后面外戚部分合述。而宦官当政的结局则是，朝政全面溃败，激起黄巾造反，导致军阀混战，皇朝覆灭。当然也给宦官招来了报复性的屠杀：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袁绍引兵入宫捕杀赵忠等，令士兵见宦官就杀，共杀死老少宦官二千余人，至有累及无须男子者。
宦官为害最烈的当数唐代。皇帝废立、甚至性命都在宦官掌握之中。宦官权力之所以大得如此吓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中央的军权。
其实，唐初太宗对宦官限制较严，最高官阶及数额都有明文规定。后制度渐弛，玄宗朝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多达千人，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者大有人在，宦官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皇权也开始依赖宦官。先是，宦官高力士参与李隆基宫廷政变夺权立功，深受玄宗信任；李隆基在位既久，疏懒怠政，政事多交高力士代办。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官家常说：“只要力士在，我睡觉就踏实。”所以高力士就常住宫中。大臣谋求将相高位，得先通高力士关节。太子李亨呼为“兄”，诸王公主皆呼“翁”，驸马辈尊曰“■”，帝或不名而呼将军。高力士重权在握，官爵显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齐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尽管手眼通天、权势炙手可热，高力士犹能谨慎从事。玄宗晚年最落寞的时候，高力士陪伴在侧；闻知太上皇去世消息，被流放南方的高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可见对玄宗忠心不二。
高力士为李皇帝而死一百多年后，又出了一个为唐王朝殉身的宦官张承业。他奉唐昭宗命使晋，为河东监军，执法严明，晋王李克用甚倚重。后辅幼主李存勖，军国大事均委之。晋、梁鏖战十余年，一切后方生产、军需保障，张承业之功为多。后来李存勖要称帝，始终忠于唐王朝的张承业苦苦劝谏，李存勖不听，张承业大哭不食而死。
高力士之后，宦官李辅国走红，其权力益逞难遏态。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成了判元帅府司马。他节制百官，掌握政务，权力大过政府；他指挥禁军，有枪杆子保障话语权，自然特有威慑力。762年，李辅国拥立李豫，是为代宗。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尚父”公然叫板皇权，为皇权所不能忍，代宗决然夺其兵权，随后又利用宦官内部矛盾对李辅国实施了政治暗杀。 之后程元振、鱼朝恩次第登台。程元振同样专掌禁兵，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封邠国公。而权宦鱼朝恩更加骄横，每奏事，代宗皆不得不应允，朝廷政事偶有不提前告他的，必狂叫：“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也？”鱼朝恩粗通经义，自谓“才兼文武”，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观军容使，封郑国公。代宗用他旨在制约军头郭子仪，引起政府的强烈不满，经宰相元载、郭子仪力劝，770年代宗缢杀鱼朝恩。
唐德宗遭逢朱泚、李怀光叛乱，更加不信任诸将，复置护军中尉，分别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担任，统领神策、天威军，并设枢密使二员，亦由宦官出任，合称“四贵”。宦官掌军权制度化，实力派藩镇亦无力与之抗衡。于是他们为所欲为，随意废立皇帝，直至弑君。王守澄由监军而枢密使，进封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以弑宪宗故，被文宗秘密赐酒毒死。王守澄死后，李训等发动“甘露之变”，企图一举歼灭宦官，结果仇士良等得胜，宦官势力更盛。由是宦官疯狂反扑，大肆屠杀，包括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在内万余人罹难。“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皇权与政府一蹶不振矣。
仇士良擅权揽政二十余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甚至可以当面指斥皇帝，唐文宗哀叹自己受家奴控制，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仇士良的事君固位秘诀是：“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要让天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以玩为务，享乐至死！这番话与佞臣和士开之说齐武成帝趁年轻力恣意作乐，奸相蔡京劝宋徽宗及时行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唐末权宦田今孜，僖宗呼为“阿父”，政事一以委之。令孜把持大权，恃宠横暴，侵凌皇帝。黄巢军入长安，令孜拥僖宗奔蜀，封晋国公。后为王建所杀。
计中唐以后宦官自行扶立的皇帝有穆、文、武、宣、懿、僖、昭等七个；直接杀害的是宪宗、敬宗两个。宦官之祸，莫此为甚！
同东汉宦官专权引来被诛杀一样，唐代的宦官之祸也引出903年朱温（假昭宗名义）对宦官毁灭性的大屠杀，共诛灭五千余人。
以汉唐阉宦之祸为鉴，明初朱元璋对宦官的管束防范很严，规定“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衙，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并镌铁牌置皇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宦官干政之门被堵得很严。至成祖朝，“祖宗之法”已然淡忘，宦官始受重用。其实，端倪早见于洪武后期。朱元璋性多疑，戮功臣，忌下属，废丞相，大权独揽，把专制独裁推向极顶。皇权、相权一肩挑，严重超负荷，朱元璋颇感力不从心，对朝臣又极不信任，能帮他“减负”的惟有朝夕在侧的阉宦。朱皇帝认为宦官无家庭、无后嗣、无外党，“三无”之人可信，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让宦官帮助处理一些政务；特务组织锦衣卫更是离不了宦官。正如黄宗羲所言：“有明之无善治，由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相之过也。”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带头破坏了他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规矩。似此实践和自己宣传的理论悖谬，言是而行非的现象，在后世的帝王那里不断被演绎着。
朱棣之后，宦官的权力日增：奉诏出使，参与军务，巡视监军，干预经济，直至刺探臣民隐事。朱棣之孙明宣宗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令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为其秉笔“批红”提供了文化基础。于是，随着皇帝的腐化，宦官人数剧增，权力骤升，宦祸滔滔矣。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大明王朝弄得日趋黯淡无光。
小皇帝明英宗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渐落宦官王振手。王振摘下朱元璋不准宦官干政的铁牌，此举最具象征意义：想当年，太祖铁牌高悬，令阉人望而生畏；看今朝，宦官随便摘下，铁规弃之如粪土。后来王振挟持英宗亲征瓦剌，兵败，英宗被俘，王振想逃跑，被明将杀死。明英宗复辟后，对他的“先生”王振犹念念不忘，备赐哀荣，祭葬，立祠“旌忠”。
刘瑾，通文史，知古今，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其博取主子欢心的秘笈就是力行前辈仇士良的“享乐至死”说。朱厚照当太子时，刘瑾就常伴他“为长夜之游”，太子自然视为心腹；即帝位后，就让刘瑾典神机营，掌司礼监。司礼监太监有个特权：传达皇帝旨意，内阁辅臣亦得听从太监指挥。刘瑾大权在握，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广植党羽，肆意贪污，多行不义，被告发，凌迟处死。
“天下只识汪太监”，说的是宦官汪直，瑶族人。汪直本系战俘，入宫侍奉万贵妃，升御马监太监。后以助万贵妃之功得到明宪宗宠信，领西厂兼司礼监掌印太监，擅弄权柄，遭朝臣反对，被撤职。后恢复西厂，仍由汪直总管。官家恩宠渐衰，令汪直监军、巡边，又调南京御马监任职。
阉宦权势烫手，慢道庸常钻营之徒，就是有身份的官僚也得巴结讨好之。有改革家之称的张居正，因为与大太监冯保拉上关系，才取得两宫太后支持，坐上相位的，有史为证：“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冯保，读过书有文化素养，万历元年任神宗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他对小皇帝的玩兴束缚甚严，与首辅张居正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推进“万历新政”，史书评价谓“保亦时引大体”。看来，冯保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大太监，虽然他也很贪。
云南税监杨荣，长期恣行威福，激起人民暴动，烧税厂，杀税官。杨荣残杀平民数千，进而还要逮捕六卫官，致激起更大的群体反抗，云南指挥贺世勋带领冤民万余人，焚烧官署，杀死杨荣并其党二百余人。奴死主悲，神宗闻知杨荣被杀，数日不进食。
明朝后期，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皇朝若大厦将倾，明熹宗又重用阉宦魏忠贤。魏珰只手遮天，称“九千岁”，各地为造生祠，肆虐七年，宦祸达于极巅，明王朝的丧钟实际已经敲响。 至于崇祯内侍高起潜，以知兵称，却怯不敢战，惟割死人首以冒功。这样一个只会拿死人头去冒功的阉宦，面对李自成攻京师，临阵脱逃，以至降清，一点也不奇怪。
明朝宦官专权，固然有像武宗疯玩，神宗二十多年不上朝等因素，但皇帝怠惰的根源，也和朝臣无能大有关系。成化七年，彭时、万安在内阁，一再奏请宪宗召对，及见面，他们却只会磕头喊万岁，无“对”可献，人讥为“万岁阁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奏疏宦官罪行，遭武宗反驳：“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朱厚照是在袒护阉宦，但其所言也不无道理。
汉、唐、明外，其他朝代也有宦官乱政祸国。北魏宗爱，太武帝时任中常侍，罗织罪名致太子拓跋晃忧愤死。太武帝悼念太子，宗爱惧，就径弑太武帝。尚书左仆射兰延等欲拥太武帝三子拓跋翰即位。宗爱诱杀兰延等，并将拓跋翰杀死，而立太武帝幼子拓跋余为帝。拓跋余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兼中秘书，封冯翊王。宗爱权侔人主，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很快他又杀死拓跋余。宗爱弑君二，杀皇子一，逼死太子，堪称杀手。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诛宗爱，夷三族。
“北宋六贼”是制造和诱发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伙同宋徽宗葬送了北宋王朝。“六贼”中居然有三个宦官。童贯，性巧媚，投徽宗雅好，专为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沆瀣一气，互为表里，蔡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喜欢附庸风雅，自我吹嘘出自于苏轼之门，宣称以翰墨为己任。外表愚讷谦卑，官至太尉。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因伪造圣旨，权势日盛，蔡京父子亦谄附之，时称“隐相”。李彦，为大内总管，强力收括民田地，致百姓破产乞丐于市者众，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结怨于西北，激起人民群体反抗。宋钦宗即位，三权宦先后被处死。
金朝宦官梁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累官近侍局使。金废帝完颜亮欲伐宋，梁珫因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此言正合帝意，大喜，命备衾褥之新洁者俟得刘贵妃用之。有完颜亮这等混账主子，就必然有梁珫这样的无耻奴才。
综观阉宦形象，多为负面。正面的除张承业、冯保，知名度很高的有改进造纸术的蔡伦，率船队下西洋的郑和，他们事迹广传，毋庸赘述。再补说一个怀恩，侍明宪、孝二帝，成化时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性耿直，识义理，通典故，能进谏；又廉洁不贪，威信很高。怀恩有胆识，不迷信怪异。成化末，万贵妃谋废太子，怀恩力争，被宪宗斥逐凤阳守孝陵。孝宗即位，怀恩回京仍掌司礼监，力劝皇帝驱逐无耻阁老万安。怀恩逝后，明孝宗特批建显忠祠，旌其功德。朱祐樘能保住太子位，怀恩诚功不可没；而最该感激的救命恩人当是小宦官张敏。身为门监，张敏冒着性命危险，将婴儿朱祐樘密藏，呵护哺养，使其躲过九死迎来一生。及其册立为皇太子之时，张敏却吞金自杀。张敏，一位恪守良知的宦官，其名不应被遗忘。
清朝对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开国之初，顺治帝即颁布上谕，对太监作出了“六不许”的严厉限制，并将上谕铸成铁牌置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因为执行严格，故有清一代无宦官之祸。就连老佛爷的红人“小安子”安德海，蹦跶太狂，忘乎所以，照样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灭了。
讲述宦官之祸，不能不说司马光的专论——《资治通鉴》二百六十三卷的“臣光曰”。议论剀切精辟，文辞流畅雅洁，堪称史论佳作。
司马光认为，宦官所以能为国家患，是因为人主长期与之亲狎，而宦者又善迎合，甘言辞，于是大政潜移于宦者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权柄旁移则国家必定危乱。接着，文章胪列比较了汉、唐宦官之祸，指出唐世所以更烈，在于宦官握兵权。文章列举从寺人披到张承业等宦官，说明此群体并非没有贤才，关键在于人主如何控制使用。你不授权，他就不敢专横跋扈！宦祸，根子在人主。那种对宦官不察善恶、除尽杀绝的做法，实不可取。汉、唐末，宦官诛杀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司马光不愧为史家大手笔，一则“臣光曰”便把问题说透了，令人叹服。
司马温公是写历史，自然可以直书而无所顾忌。唐进士刘蕡在殿试策对中痛陈宦官乱国殃民之祸，力请诛灭，澄清政治，那就是政治话题，果不其然“被敏感”了。主考官见而嗟叹，但畏惧阉宦不敢取。士人读其词，至感激流涕；谏官御史公论其直。状元李郃喟叹：“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并请把官职让给刘蕡，不许。令狐楚、牛僧孺亦曾征召为幕僚从事，授秘书郎，以师礼待之。然终因宦官诬害，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异乡。五十年后，唐昭宗追封刘蕡为右谏议大夫，谥文节，封昌平侯，寻访其子孙授以官职。
“宦官专权所发生之源，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国亡家之总根源也”。梁启超一语中的，道出了宦祸的制度根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