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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政权的创立，必须取得人民公认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缘于1948年中共的“五一口号”倡议的“全国政协”，通过民主协商谈出来的。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祝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共产党正在国内战场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毫不足怪。但是，其中的第五条却十分新鲜：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条内容，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中，是首次出现。
国民党在南京那边有个“政府”，共产党这边又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
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如此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令世人关注……
“五一口号”的发布
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经年，直到1948年3月战局好转，才东渡黄河。不久，又翻过太行山，从山西到达河北。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戍村。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请示中央五一节的宣传内容。
194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
会议首先讨论“五一口号”。
周恩来说：在1946年政协破裂之时，我们就决定：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现在的“五一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名称，但这个政协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
刘少奇说：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团结90%以上的人。目前，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原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都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亲笔删去三条，增添一条。由此可见，这第五条不是应景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创建新中国的战略设想……
当天，“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电波发出。
国民党召开的“国大”闭幕，正好是5月1日。蒋“总统”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五一口号”这个大礼。
观看闭幕演出的蒋介石，此时不得不忧虑：毛泽东那边在上演什么戏？
毛泽东在唱“三堂会审”。
文戏要靠武戏开场。发出“五一口号”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中原战局。
为了把战争引入敌占区，导致攻守的转换，毛泽东已派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现在，毛泽东又要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与刘邓配合，在敌军腹地搅海翻江。可是，粟裕却提出反对意见。这天，中央五大书记在城南庄聚会，集体审听粟裕意见。
与中央军委主席唱反调，大将粟裕心中也不免忐忑。但是，粟裕还是要唱。因为，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要指挥全国战事，蒋介石可以飞来飞去现场督战，毛泽东却只能蹲在窑洞运筹帷幄。但是，蒋介石飞到哪里都是强迫哪里执行自己的命令，毛泽东发出指令却常常能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具体部署，由你们在战场相机行事”，是毛泽东给部属的电报的常用语言。
南京那边，蒋总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往往一意孤行。
城南庄这里，毛泽东却吸收粟裕意见，同意粟裕部暂不渡江，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
对于粟裕的“抗上”，毛择东非但不恼，还把司令员陈毅调走、把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权都交给粟裕。
后来的战果证明：粟裕的见解相当科学。
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堪称民主。
南京就职典礼，长袍马褂的蒋总统身边，肃立身着军便服的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得意，李宗仁看来像自己的副官。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舞台，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民主。
“国民大会”，对于中国的各党派是个重要检验。历史证明：凡是追随国民党参加国大的党派，如民社党、青年党，都失去将来参与新中国政治的机会。
“五一口号”，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
过去有过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召开政协，实现召集人大，最后成立政府……
“五一口号”第五条建议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际是建立新的全国政权的第一步。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如此重要，到底是何等机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组建了八个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 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社会贤达五方38人出席。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会议给苦于战火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毛泽东声言，准备住到南京附近的清江浦，在国民政府中做个委员。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就是这么一个人民欢庆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台上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六十多人，还有不少人被捕。
原来，国民党反悔了。
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以一党意志修改政协决议。3月20日，国民党召集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公然否定政协议案。
周恩来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可是，国民党已经决心撕毁民主契约。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赴南京请愿，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却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暴徒的殴打。
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发动内战。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民盟的李公朴，四天后，又刺杀闻一多。
那时的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怀独霸天下之雄心，真是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突飞猛进，共产党解放区数十座城池纷纷陷落。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共产党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当天，蒋介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当初，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负责召开。现在，国民党一党包办国民大会，就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
尽管共产党、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于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蒋介石自称完成“还政于民”，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撤离延安前夜成立的新机构
内战爆发；谈判破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
这时，延安城已是一片战争气氛。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其中有两路重点进攻：东路进攻山东解放区，西路直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处于守势的共产党，又得钻山沟了。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城市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即将全部撤出，必须重新部署城市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开进延安城，南京那边欣喜若狂地开庆祝会，然而哪里想到，中共中央正在部署决定性的新行动。
独步天下的国民党不再需要中间派充门面，占领共产党首府延安。国民党自以为军政全胜。蒋介石估计，半年至一年即可消灭老对手共产党！
这样，充民主门面的中间力量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下去。
民盟与共产党配合，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现在，到了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报复的时候了。
1947年5月，中央社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发表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
1947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乱犯”罪名通缉毛泽东。7月，“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共产党被正式宣判为非法的“逆党”。
国民党同时也向民主党派下手。
国民党中央密令：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则“一律格杀勿论”。各城市的民盟成员大批被捕。8～9月，民盟主席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释放被捕盟员。国民党却通过政府系统更下狠招。
10月1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称民盟是“中共附庸”，民盟分子“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
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全国各地军警全面迫害民盟：
成都、重庆深夜戒严，大批民盟成员被捕……
南京限令民盟成员到卫戍司令部登记，民盟总部被警察包围，民盟领导人被特务跟踪。
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
老对手共产党被围剿，中间派民盟被解散，中华大地国民党独步天下！
独角戏遭遇对台戏
其实，共产党哪能消失！
就在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游走陕北搜寻毛泽东的时候，就在中央社发表消息称毛泽东逃往国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陕西米脂的杨家沟召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杨家沟是个富裕的米粮川，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老家在这里有个大院子。沟里聚居马氏乡绅，有一排石砌的大窑洞，毛泽东借住其中三间。
在1947年这一年，国共战事开始逆转，解放军转入反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号召：“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动员戡乱案时，林彪曾致电中央，建议成立中央政权。当时毛泽东复电认为条件尚不成熟。
不出半年，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了！
民主党派也没有消失。
1948年1月，在香港，中国政坛又出现了两个重要党派。
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人士于1947年2月到达香港，公开发布对时局的意见，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要求重开政协，重开国大，改造国民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国民党内民主派别纷纷响应。蒋介石却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还派特务去香港行刺。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内部各方反蒋力量，邀请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赴港，还委托朱学范到美国联系冯玉祥，并取得上海的宋庆龄的支持。年底，海内外代表一百多人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民革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于1947年底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沈钧儒、章伯钧当选代主席。民盟新总部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这样，中国政坛就形成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对敌的局面。
国民党把政治演成西楚霸王的独角戏。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演的对台戏，却是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群英会。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渡河的六天之后，南京召开“国民大会”。
“国大”开幕，特意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3月29日。比毛泽东大6岁的蒋介石，在热烈的掌声中，跨入国民政府大礼堂。
61岁的蒋介石步伐有些沉重，却能使行进的缓慢变成仪态的威重。蒋介石面含喜色，环顾全场。惟求当选政府总统，便是功德圆满。
“国民大会”鼓乐喧天，哪里料到毛泽东已经是猛虎出山！
知易行难，“国大”的“民主选举”令蒋介石十分恼火。
先是美国示意无党派“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竞选总统，弄得老蒋还须欲进先退，表示辞让。待到众人鼓噪，“国大”又通过“动员勘乱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老蒋方声言：“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以高票当选“总统”。尽管别人评论这个“总统”是变相独裁，但“总统”毕竟经过选举。“总统”上台就宣布：“三至六个月消灭黄河以南共军。”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一年前离开延安时曾声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此预言十分准确，刚过一年，延安就收回到毛泽东掌中。
眼看对方夺得失地，蒋总统的位子不免有虚空之虞，只有在政府里抓些实权。
“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也得走民主程序。可是，蒋总统并不欣赏自行出来竞选的李宗仁。几班人马相劝，那李宗仁硬是不退。万般无奈，蒋总统只得亲自约谈。
老蒋自负地说：“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服：“这倒很难说。”
老蒋动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老蒋坐不住了：“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跳起来：“我一定选得到！一定选得到！”
老蒋的干预激起代表的反感，4月23日，“国大”投票选举“副总统”，6名候选人无一过半数。
这天，周恩来、任弼时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和民工一起动手，打窑洞、盖房子，安营扎寨。
第二天，南京举行第二轮选举，三名候选人中李宗仁领先。蒋介石顾不得民主门面，亲自出马助选孙科，激怒另两位候选人，程潜、李宗仁先后宣布退出选举。25日，南京国大停摆。
这天，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六项议题，开首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就在国民党忙于窝里斗的时候，毛泽东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摆上首要日程！
两天后，也就是27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委托他转告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琦、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部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前，1947年的一份文件也曾提到召开政协的设想，但尚未实施。
一边“国大”，一边“政协”，对台戏开演了！
28日，南京“国大”复会，第三轮投票选举“副总统”，程潜被淘汰。当晚，蒋介石亲自布置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
29日第四轮投票，蒋介石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听取点票，当听到李宗仁票数过半时，蒋介石一脚踢翻收音机，气喘如牛。民主也是双刃剑。本想用来制服别人，如今却制约了自己。
蒋介石驱车在郊外狂奔，刚开到中山陵，又喝令调头飞驰；刚开回总统官邸，又上车开向汤山。
南京的“副总统”可没有这般轻松。4月30日，头天当选的李宗仁携夫人到黄埔路总统官邸拜见，在会客室里枯坐30分钟，蒋总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对无话，李宗仁尴尬辞出。 民主，留给南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怀仁堂声乐辉煌
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推动下，中国大地正在改变颜色，全国百姓正在期待新政权的诞生，万事俱备，只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下午7时，毛泽东领先，六百多位政协代表走向怀仁堂。每个代表都拿出一个贴着近照的证件，交警卫查验之后方能入场，毛泽东也不例外。会场门口的桌上，摆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原木制作的大尺寸封面，棕色底版，浅绿字样，由林伯渠题词。打开来，是折叠的宣纸，每页上端水印政协会徽。
毛泽东走到签名册前，提起毛笔写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随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个签名册中，还有宋庆龄的名字，李济深的名字，张澜的名字……
一本签名册，聚集六百多中国现代名人！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第一次大会的其他执行主席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也走上主席台。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一会议开幕！”
军乐奏响！
礼炮轰鸣！
代表鼓掌！
怀仁堂在惊天动地的声乐中更加辉煌！
毛泽东几次想发言，可代表们还在鼓掌。在这动人心魄的时刻，人们怎能不忆起——
从1948年“五一口号”至今，政协的筹备经历多少艰险；
从1946年至今，全国解放战争经历多少牺牲；
从1919年至今，中国人民经历多少斗争；
从1840年至今，中华古国经历多少苦难；
相对于长期的革命奋斗，这掌声不算太久。
军乐队高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筹备会认为，在国歌确定之前，在政协会上演奏这支曲子，方能表达代表们的胜利决心！
军乐队不知疲倦地反复演奏，他们在出征动员会上演奏过，他们在欢迎宋庆龄仪式上演奏过，今天，他们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听到这胜利的号角！
礼炮整齐地轰响……
按照国际惯例，礼炮一般有18响、21响。今天，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鸣放礼炮56响！
有人说，这是双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是28画，有人说……
无论如何，政协会议的礼炮就是要多响些！
礼炮兵熟练地操作着。
作为久经战阵的炮兵，鸣放空包弹是简单技术，但是，今天，射向蓝天的礼炮，似乎在向全世界发布中国人民的自立宣言。
掌声、乐声、礼炮声，一直持续五分钟。
大会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
在第一次大会上发言的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
最后，大会通过一项临时动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没有回香山。
多年的“山大王”生活告一段落，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头发的故事
政协会议是最高级别的会议，代表们当然住在北平最高级的饭店。
9月的北平，王府井的北京饭店、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南河沿的翠明庄、大栅栏的远东旅店等高级饭店，到处衣冠荟萃。穿军装的与穿中山装的并肩出入，穿西装的与穿长袍同时而行，更为风光的是女士，既有穿列宁服的，也有穿着旗袍高跟鞋的……
高级饭店的服务员见多识广，可是没有见过这种房客：
昔日出入饭店视若无人的国民党将军、部长们，忽然变得和蔼起来，甚至不忘向Boy打个招呼。
怎么连农村老大娘都住进饭店了？真担心那位头缠白毛巾的大爷会不会在地毯上磕烟袋锅……
饭店门口的警卫战士也没见过这些首长：
参军多年，比连长大的干部没见过几个。这下可过瘾，哪个“野”的老总都从自己的岗位通过！
也有难以入眼的事情：六七十岁的老头要个年轻女人陪着！解放军战士能给小老婆敬礼吗？
居住饭店的民主人士更觉得新鲜：
饭店里的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凡属政协代表，衣食住行一律平等，统由大会供给。囊中羞涩的文士自可潇洒，挥金如土的政客也得收敛。
特别是用餐有趣。进得大饭厅，一桌桌碗筷已经摆好，随意坐下，放上大会发给你的餐券，凑齐八个人就可开饭。素不相识的人同桌吃饭就很新鲜，席间还能随意沟通！有心人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随到随坐，似乎没有固定位置。而且，各桌菜肴全都是同样的六菜一汤，主食不限量。也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预演？
新鲜也好，别扭也罢，政协代表前所未有地聚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人士，众口难调。
就说用餐。工农代表和部队代表常常扎堆，又能招呼，很快凑齐一桌开吃。矜持的民主人士却被晾在一边，等着凑人数。周恩来只要来餐厅就餐，总是专找民主人士身旁的空位。
开饭前，周恩来拿起刀叉一抹，白手巾污了！周恩来立即提醒：外国人给饭店业立的规矩可不全是错的，接待政协代表必须严格遵守惯例。
为了接待政协代表，特别是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周恩来花了多少心思！
政协代表的个人相片、集体相片都要收入纪念册。中共代表团照相的时候，让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四老坐在正中，毛泽东、刘少奇坐在两头，周恩来、陈云、彭真在后排站着！
尊老之风立即吹开，纪念册中，各代表团的留影，都不是按职位排座次。
政协代表中有几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还穿着长袍。年纪最高的萨镇冰92岁，家在福建，被大会特许请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参加戊戌变法时曾奉光绪皇帝之诏到中南海朝见，可惜那时不敢四处张望，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简玉阶是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多次援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这位广东老人吃素，每餐前，必穿着长袍祈祷上帝。张难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任湖北省主席，挎着菜篮上街买菜，是有名的清官。还有前清翰林陈叔通、前清进士周孝怀，都是穿长袍的。最招眼的是张澜，长袍之外，还要戴瓜皮帽。在许多工农干部眼中，瓜皮帽可是典型的地主服装！有人送他一顶贝蕾帽改变形象，老人却把帽顶的小揪揪去掉，贝蕾帽成了西式瓜皮帽！
也有两个老人穿西服，海外华侨陈嘉庚与司徒美堂。司徒美堂匆匆从美国赶来，冬装不备，周恩来叫人到前门瑞蚨祥给老人特制一件獭皮领抱皮大衣。老人行步困难，周恩来又叫人特制一把可以抬人的藤椅。当老人乘坐卫士抬着的藤椅登上怀仁堂台阶时，代表们纷纷注目，司徒美堂得意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进入会场，年纪大的民主人士找不到座位怎么办？周恩来调派统战部的青年干部当招待员！周恩来亲自示范：民主人士来了，你手一伸，指一下位子就行了？不！要引位，要一直引到他的位子跟前！统战部干部接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周恩来就在远处盯着。
在生活小事中，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对民主人士接待不周，既有经验问题，更有思想问题。
还是初春的时候，有一次沈钧儒先生拜访毛泽东。告辞之际，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披大衣，警卫员个子高大衣举得也高，沈钧儒老人个子矮，两只胳膊从后面找不到袖筒！
周恩来赶紧接过大衣，细心地服侍老人穿好。
沈钧儒走后，周恩来就问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没有这种情况？有情绪吧？事实上，表现出有情绪的事多着呢。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人家不熟悉，看看车，正在判断是否是来接自己的，咱们的司机好不耐烦，一下就把车开走了！
送客上车，卫士照例要为客人关车门，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卫士就狠狠一下把门摔在人家屁股上，把客人撞进车去！
有情绪的岂止是战士。
刚刚解放，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从战士到总司令统一标准：每人每月猪肉1斤、肥皂2/3块、牙刷1/6把、牙粉2/3包。军队干部一律军装，地方干部布料中山装、八角鸭舌帽，科以上干部的衣料为毛料。干部每人每月零用钱5万元（相当于后来的5元）。惟有抽烟差异显著：每月战士烟叶半斤、排连干部纸烟5盒、营团10盒、师以上15盒。
可那些民主人士什么待遇！
“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发给政协代表的文件，信封上写道：“xxx先生。”有的共产党员不干了：革命成功，“同志”倒变成“先生”了！
牢骚出自政协代表、出自政协代表之中的共产党员！中共政协党组专门召开会议，召集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讨论统战问题。
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有些来自基层，不熟悉统战政策。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谈到代表中的牢骚，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毛泽东劝导：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协会上要多用脑子。要想一想历代皇帝以及袁世凯、蒋介石为什么坐不稳江山的教训。共产党要坐稳天下，就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
刘少奇告诫大家：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作为中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都是主人！
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
陈毅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华东团里，有战将许世友，有老保卫周兴，有文化人夏衍……
各地同志云集北京饭店，少不得交往频繁。柳亚子来看夏衍，还要发上几句李济深的牢骚。战友们见面，更是要数落数落那些国民党将领。一时间，陈毅周围热气腾腾，全是共产党员。
突然听说，傅作义从绥远赶来参加政协，军队代表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我们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兄弟部队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
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陈毅却悄悄搬家让住处了……
儒将陈毅懂得应该如何同民主人士打交道。
政协会议通知上海：因住宿紧张，代表最好不要带家属。但上海的民主人士包达三偏偏提出自己要带子女，工作人员不同意，就在茶话会上僵起来。多亏副市长潘汉年出面缓和：既然包先生要带，那就带吧。
事后，老统战潘汉年向工作人员解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区别对待，我们不能为这点小事同朋友伤感情…… 陈毅在上海同民主人士经常来往，常向下面干部交待：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要礼贤下士。
陈毅这次从上海赶到北平开会，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去接你！”
陈毅诧异：我陈毅来北平开会还要毛泽东接？
当陈毅得知毛泽东曾专程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之后，就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聊天常常旁征博引：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
谈到统战，毛泽东风趣地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 陈毅深知：在统战工作中，党内的“左倾”情绪危害最大！陈毅听说，傅作义来得晚，北京饭店的宽敞房子已经分配完了。
陈毅认为，自己的住处不算什么，傅作义住得委屈可就是政策问题。于是，陈毅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傅作义。
后来，陈毅还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批驳“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陈毅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程潜、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人民避免牺牲，立了大功！
傅作义并不熟悉陈毅。不过，傅作义在共产党内已经有了些朋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就解决绥远问题展开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是林彪、贺龙，后来又换成聂荣臻、薄一波。中共华北负责人聂荣臻、薄一波可以说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但两位老对手现在相当和气。他们为绥远工作确定的总方针是 “打通思想，换帽子。”就是打通傅作义与绥远当局的思想，也打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尔后，以不流血方式，让对方换成解放军的帽子。薄一波特别要求华北局的干部：不能把绥远看成“敌占区”，抓一把，破坏一下，而应当把那个地方当成我们自己的。在发表傅作义“九一九起义”通电时，有人把其中关于绥远官兵抗战功绩的一段删去，薄一波发现后还立即做了检讨。
经过解决绥远问题的相互了解，老对手成了朋友。傅作义在给薄一波、聂荣臻的信中写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起义后，傅作义对自己去处、地位的疑虑，曾向薄一波通气。薄一波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之后，对傅作义的部下说：傅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人，似应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安排。
这样，傅作义就以高兴的心情参加政协会议了。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要薄一波在中共党组会上介绍了同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
9月23日，政协会议进入第三天，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锴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等26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高级将领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尊重民主人士发言权
9月26日，毛泽东突然想起明天大会发言就要结束了，尽管已是凌晨三时，毛泽东还是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名单中，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是国民党海空军起义军官，张元济、柳亚子是著名文人，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章伯钧、罗隆基一向主张独立见解……
人不讲话不行，民主政治的规则包括发言权。毛泽东一向主张在党内畅所欲言，现在是政协会议，共产党应特别给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机会……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接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祥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18人，16人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
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令人佩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真是古今无二！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
《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啊！
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那就提“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民革代表还是留恋自己的主义。
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不妥，民盟有人主张：就提“民主主义”！
别人看出：去掉“新”，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琦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现在，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
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毛泽东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明：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成一个长期政策：
统一战线长期存在。
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开国大典前夜
9月30日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
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下午6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广州，国民党政府临时都城，1949年9月30日夜晚气氛沉重。
立法院白天在广州复会。
蒋介石部署全盘战局及广州防御。
空军请示：轰炸北平的空军编队准备就绪，何时出发？由于南朝鲜当局不准使用机场，轰炸机受油量限制，从台湾至北平只能往返，不能周旋。
蒋介石思考再三，没有下令空军出动。
这是出于军事原因还是出于政治考虑？
后人感叹：这倒是蒋介石决策中正确的一次。以后数十年，强大得多的中共空军，也没有轰炸台北……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南海北岸的菊香书屋是个安静的地方。戎马半生，毛泽东终于有个定居之地了。
可是，1949年9月30日这一晚，毛泽东失眠了。
他索性起身，最终彻夜不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着三十万群众，向着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向着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缘于1948年中共的“五一口号”倡议的“全国政协”，通过民主协商谈出来的。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祝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共产党正在国内战场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毫不足怪。但是，其中的第五条却十分新鲜：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条内容，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中，是首次出现。
国民党在南京那边有个“政府”，共产党这边又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
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如此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设计，令世人关注……
“五一口号”的发布
国共两党的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经年，直到1948年3月战局好转，才东渡黄河。不久，又翻过太行山，从山西到达河北。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戍村。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请示中央五一节的宣传内容。
194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城南庄召开。
会议首先讨论“五一口号”。
周恩来说：在1946年政协破裂之时，我们就决定：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现在的“五一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名称，但这个政协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
刘少奇说：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团结90%以上的人。目前，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原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都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亲笔删去三条，增添一条。由此可见，这第五条不是应景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创建新中国的战略设想……
当天，“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电波发出。
国民党召开的“国大”闭幕，正好是5月1日。蒋“总统”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五一口号”这个大礼。
观看闭幕演出的蒋介石，此时不得不忧虑：毛泽东那边在上演什么戏？
毛泽东在唱“三堂会审”。
文戏要靠武戏开场。发出“五一口号”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中原战局。
为了把战争引入敌占区，导致攻守的转换，毛泽东已派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现在，毛泽东又要部署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与刘邓配合，在敌军腹地搅海翻江。可是，粟裕却提出反对意见。这天，中央五大书记在城南庄聚会，集体审听粟裕意见。
与中央军委主席唱反调，大将粟裕心中也不免忐忑。但是，粟裕还是要唱。因为，毛泽东不是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要指挥全国战事，蒋介石可以飞来飞去现场督战，毛泽东却只能蹲在窑洞运筹帷幄。但是，蒋介石飞到哪里都是强迫哪里执行自己的命令，毛泽东发出指令却常常能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具体部署，由你们在战场相机行事”，是毛泽东给部属的电报的常用语言。
南京那边，蒋总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往往一意孤行。
城南庄这里，毛泽东却吸收粟裕意见，同意粟裕部暂不渡江，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
对于粟裕的“抗上”，毛择东非但不恼，还把司令员陈毅调走、把华东野战军的指挥权都交给粟裕。
后来的战果证明：粟裕的见解相当科学。
同时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堪称民主。
南京就职典礼，长袍马褂的蒋总统身边，肃立身着军便服的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得意，李宗仁看来像自己的副官。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舞台，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民主。
“国民大会”，对于中国的各党派是个重要检验。历史证明：凡是追随国民党参加国大的党派，如民社党、青年党，都失去将来参与新中国政治的机会。
“五一口号”，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
过去有过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召开政协，实现召集人大，最后成立政府……
“五一口号”第五条建议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际是建立新的全国政权的第一步。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如此重要，到底是何等机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组建了八个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 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社会贤达五方38人出席。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会议给苦于战火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毛泽东声言，准备住到南京附近的清江浦，在国民政府中做个委员。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就是这么一个人民欢庆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台上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六十多人，还有不少人被捕。
原来，国民党反悔了。
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以一党意志修改政协决议。3月20日，国民党召集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公然否定政协议案。
周恩来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可是，国民党已经决心撕毁民主契约。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赴南京请愿，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却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暴徒的殴打。
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发动内战。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民盟的李公朴，四天后，又刺杀闻一多。
那时的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怀独霸天下之雄心，真是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突飞猛进，共产党解放区数十座城池纷纷陷落。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共产党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当天，蒋介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当初，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负责召开。现在，国民党一党包办国民大会，就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
尽管共产党、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于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蒋介石自称完成“还政于民”，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撤离延安前夜成立的新机构
内战爆发；谈判破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11月19日返回延安。
这时，延安城已是一片战争气氛。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其中有两路重点进攻：东路进攻山东解放区，西路直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处于守势的共产党，又得钻山沟了。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城市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即将全部撤出，必须重新部署城市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开进延安城，南京那边欣喜若狂地开庆祝会，然而哪里想到，中共中央正在部署决定性的新行动。
独步天下的国民党不再需要中间派充门面，占领共产党首府延安。国民党自以为军政全胜。蒋介石估计，半年至一年即可消灭老对手共产党！
这样，充民主门面的中间力量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下去。
民盟与共产党配合，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现在，到了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报复的时候了。
1947年5月，中央社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发表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
1947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乱犯”罪名通缉毛泽东。7月，“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共产党被正式宣判为非法的“逆党”。
国民党同时也向民主党派下手。
国民党中央密令：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则“一律格杀勿论”。各城市的民盟成员大批被捕。8～9月，民盟主席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释放被捕盟员。国民党却通过政府系统更下狠招。
10月1日，“国民政府新闻局”局长称民盟是“中共附庸”，民盟分子“破坏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
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全国各地军警全面迫害民盟：
成都、重庆深夜戒严，大批民盟成员被捕……
南京限令民盟成员到卫戍司令部登记，民盟总部被警察包围，民盟领导人被特务跟踪。
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
老对手共产党被围剿，中间派民盟被解散，中华大地国民党独步天下！
独角戏遭遇对台戏
其实，共产党哪能消失！
就在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游走陕北搜寻毛泽东的时候，就在中央社发表消息称毛泽东逃往国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陕西米脂的杨家沟召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杨家沟是个富裕的米粮川，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老家在这里有个大院子。沟里聚居马氏乡绅，有一排石砌的大窑洞，毛泽东借住其中三间。
在1947年这一年，国共战事开始逆转，解放军转入反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号召：“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动员戡乱案时，林彪曾致电中央，建议成立中央政权。当时毛泽东复电认为条件尚不成熟。
不出半年，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了！
民主党派也没有消失。
1948年1月，在香港，中国政坛又出现了两个重要党派。
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人士于1947年2月到达香港，公开发布对时局的意见，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要求重开政协，重开国大，改造国民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国民党内民主派别纷纷响应。蒋介石却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还派特务去香港行刺。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内部各方反蒋力量，邀请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赴港，还委托朱学范到美国联系冯玉祥，并取得上海的宋庆龄的支持。年底，海内外代表一百多人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民革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于1947年底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沈钧儒、章伯钧当选代主席。民盟新总部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这样，中国政坛就形成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联合对敌的局面。
国民党把政治演成西楚霸王的独角戏。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演的对台戏，却是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群英会。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渡河的六天之后，南京召开“国民大会”。
“国大”开幕，特意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3月29日。比毛泽东大6岁的蒋介石，在热烈的掌声中，跨入国民政府大礼堂。
61岁的蒋介石步伐有些沉重，却能使行进的缓慢变成仪态的威重。蒋介石面含喜色，环顾全场。惟求当选政府总统，便是功德圆满。
“国民大会”鼓乐喧天，哪里料到毛泽东已经是猛虎出山！
知易行难，“国大”的“民主选举”令蒋介石十分恼火。
先是美国示意无党派“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竞选总统，弄得老蒋还须欲进先退，表示辞让。待到众人鼓噪，“国大”又通过“动员勘乱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老蒋方声言：“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以高票当选“总统”。尽管别人评论这个“总统”是变相独裁，但“总统”毕竟经过选举。“总统”上台就宣布：“三至六个月消灭黄河以南共军。”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一年前离开延安时曾声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此预言十分准确，刚过一年，延安就收回到毛泽东掌中。
眼看对方夺得失地，蒋总统的位子不免有虚空之虞，只有在政府里抓些实权。
“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也得走民主程序。可是，蒋总统并不欣赏自行出来竞选的李宗仁。几班人马相劝，那李宗仁硬是不退。万般无奈，蒋总统只得亲自约谈。
老蒋自负地说：“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服：“这倒很难说。”
老蒋动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老蒋坐不住了：“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跳起来：“我一定选得到！一定选得到！”
老蒋的干预激起代表的反感，4月23日，“国大”投票选举“副总统”，6名候选人无一过半数。
这天，周恩来、任弼时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和民工一起动手，打窑洞、盖房子，安营扎寨。
第二天，南京举行第二轮选举，三名候选人中李宗仁领先。蒋介石顾不得民主门面，亲自出马助选孙科，激怒另两位候选人，程潜、李宗仁先后宣布退出选举。25日，南京国大停摆。
这天，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六项议题，开首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就在国民党忙于窝里斗的时候，毛泽东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摆上首要日程！
两天后，也就是27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委托他转告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琦、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部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前，1947年的一份文件也曾提到召开政协的设想，但尚未实施。
一边“国大”，一边“政协”，对台戏开演了！
28日，南京“国大”复会，第三轮投票选举“副总统”，程潜被淘汰。当晚，蒋介石亲自布置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
29日第四轮投票，蒋介石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听取点票，当听到李宗仁票数过半时，蒋介石一脚踢翻收音机，气喘如牛。民主也是双刃剑。本想用来制服别人，如今却制约了自己。
蒋介石驱车在郊外狂奔，刚开到中山陵，又喝令调头飞驰；刚开回总统官邸，又上车开向汤山。
南京的“副总统”可没有这般轻松。4月30日，头天当选的李宗仁携夫人到黄埔路总统官邸拜见，在会客室里枯坐30分钟，蒋总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对无话，李宗仁尴尬辞出。 民主，留给南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怀仁堂声乐辉煌
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推动下，中国大地正在改变颜色，全国百姓正在期待新政权的诞生，万事俱备，只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下午7时，毛泽东领先，六百多位政协代表走向怀仁堂。每个代表都拿出一个贴着近照的证件，交警卫查验之后方能入场，毛泽东也不例外。会场门口的桌上，摆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原木制作的大尺寸封面，棕色底版，浅绿字样，由林伯渠题词。打开来，是折叠的宣纸，每页上端水印政协会徽。
毛泽东走到签名册前，提起毛笔写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随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个签名册中，还有宋庆龄的名字，李济深的名字，张澜的名字……
一本签名册，聚集六百多中国现代名人！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第一次大会的其他执行主席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也走上主席台。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一会议开幕！”
军乐奏响！
礼炮轰鸣！
代表鼓掌！
怀仁堂在惊天动地的声乐中更加辉煌！
毛泽东几次想发言，可代表们还在鼓掌。在这动人心魄的时刻，人们怎能不忆起——
从1948年“五一口号”至今，政协的筹备经历多少艰险；
从1946年至今，全国解放战争经历多少牺牲；
从1919年至今，中国人民经历多少斗争；
从1840年至今，中华古国经历多少苦难；
相对于长期的革命奋斗，这掌声不算太久。
军乐队高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筹备会认为，在国歌确定之前，在政协会上演奏这支曲子，方能表达代表们的胜利决心！
军乐队不知疲倦地反复演奏，他们在出征动员会上演奏过，他们在欢迎宋庆龄仪式上演奏过，今天，他们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听到这胜利的号角！
礼炮整齐地轰响……
按照国际惯例，礼炮一般有18响、21响。今天，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鸣放礼炮56响！
有人说，这是双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是28画，有人说……
无论如何，政协会议的礼炮就是要多响些！
礼炮兵熟练地操作着。
作为久经战阵的炮兵，鸣放空包弹是简单技术，但是，今天，射向蓝天的礼炮，似乎在向全世界发布中国人民的自立宣言。
掌声、乐声、礼炮声，一直持续五分钟。
大会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
在第一次大会上发言的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
最后，大会通过一项临时动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没有回香山。
多年的“山大王”生活告一段落，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头发的故事
政协会议是最高级别的会议，代表们当然住在北平最高级的饭店。
9月的北平，王府井的北京饭店、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南河沿的翠明庄、大栅栏的远东旅店等高级饭店，到处衣冠荟萃。穿军装的与穿中山装的并肩出入，穿西装的与穿长袍同时而行，更为风光的是女士，既有穿列宁服的，也有穿着旗袍高跟鞋的……
高级饭店的服务员见多识广，可是没有见过这种房客：
昔日出入饭店视若无人的国民党将军、部长们，忽然变得和蔼起来，甚至不忘向Boy打个招呼。
怎么连农村老大娘都住进饭店了？真担心那位头缠白毛巾的大爷会不会在地毯上磕烟袋锅……
饭店门口的警卫战士也没见过这些首长：
参军多年，比连长大的干部没见过几个。这下可过瘾，哪个“野”的老总都从自己的岗位通过！
也有难以入眼的事情：六七十岁的老头要个年轻女人陪着！解放军战士能给小老婆敬礼吗？
居住饭店的民主人士更觉得新鲜：
饭店里的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凡属政协代表，衣食住行一律平等，统由大会供给。囊中羞涩的文士自可潇洒，挥金如土的政客也得收敛。
特别是用餐有趣。进得大饭厅，一桌桌碗筷已经摆好，随意坐下，放上大会发给你的餐券，凑齐八个人就可开饭。素不相识的人同桌吃饭就很新鲜，席间还能随意沟通！有心人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随到随坐，似乎没有固定位置。而且，各桌菜肴全都是同样的六菜一汤，主食不限量。也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预演？
新鲜也好，别扭也罢，政协代表前所未有地聚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人士，众口难调。
就说用餐。工农代表和部队代表常常扎堆，又能招呼，很快凑齐一桌开吃。矜持的民主人士却被晾在一边，等着凑人数。周恩来只要来餐厅就餐，总是专找民主人士身旁的空位。
开饭前，周恩来拿起刀叉一抹，白手巾污了！周恩来立即提醒：外国人给饭店业立的规矩可不全是错的，接待政协代表必须严格遵守惯例。
为了接待政协代表，特别是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周恩来花了多少心思！
政协代表的个人相片、集体相片都要收入纪念册。中共代表团照相的时候，让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四老坐在正中，毛泽东、刘少奇坐在两头，周恩来、陈云、彭真在后排站着！
尊老之风立即吹开，纪念册中，各代表团的留影，都不是按职位排座次。
政协代表中有几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还穿着长袍。年纪最高的萨镇冰92岁，家在福建，被大会特许请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参加戊戌变法时曾奉光绪皇帝之诏到中南海朝见，可惜那时不敢四处张望，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简玉阶是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多次援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这位广东老人吃素，每餐前，必穿着长袍祈祷上帝。张难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任湖北省主席，挎着菜篮上街买菜，是有名的清官。还有前清翰林陈叔通、前清进士周孝怀，都是穿长袍的。最招眼的是张澜，长袍之外，还要戴瓜皮帽。在许多工农干部眼中，瓜皮帽可是典型的地主服装！有人送他一顶贝蕾帽改变形象，老人却把帽顶的小揪揪去掉，贝蕾帽成了西式瓜皮帽！
也有两个老人穿西服，海外华侨陈嘉庚与司徒美堂。司徒美堂匆匆从美国赶来，冬装不备，周恩来叫人到前门瑞蚨祥给老人特制一件獭皮领抱皮大衣。老人行步困难，周恩来又叫人特制一把可以抬人的藤椅。当老人乘坐卫士抬着的藤椅登上怀仁堂台阶时，代表们纷纷注目，司徒美堂得意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进入会场，年纪大的民主人士找不到座位怎么办？周恩来调派统战部的青年干部当招待员！周恩来亲自示范：民主人士来了，你手一伸，指一下位子就行了？不！要引位，要一直引到他的位子跟前！统战部干部接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周恩来就在远处盯着。
在生活小事中，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对民主人士接待不周，既有经验问题，更有思想问题。
还是初春的时候，有一次沈钧儒先生拜访毛泽东。告辞之际，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披大衣，警卫员个子高大衣举得也高，沈钧儒老人个子矮，两只胳膊从后面找不到袖筒！
周恩来赶紧接过大衣，细心地服侍老人穿好。
沈钧儒走后，周恩来就问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没有这种情况？有情绪吧？事实上，表现出有情绪的事多着呢。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人家不熟悉，看看车，正在判断是否是来接自己的，咱们的司机好不耐烦，一下就把车开走了！
送客上车，卫士照例要为客人关车门，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卫士就狠狠一下把门摔在人家屁股上，把客人撞进车去！
有情绪的岂止是战士。
刚刚解放，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从战士到总司令统一标准：每人每月猪肉1斤、肥皂2/3块、牙刷1/6把、牙粉2/3包。军队干部一律军装，地方干部布料中山装、八角鸭舌帽，科以上干部的衣料为毛料。干部每人每月零用钱5万元（相当于后来的5元）。惟有抽烟差异显著：每月战士烟叶半斤、排连干部纸烟5盒、营团10盒、师以上15盒。
可那些民主人士什么待遇！
“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发给政协代表的文件，信封上写道：“xxx先生。”有的共产党员不干了：革命成功，“同志”倒变成“先生”了！
牢骚出自政协代表、出自政协代表之中的共产党员！中共政协党组专门召开会议，召集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讨论统战问题。
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有些来自基层，不熟悉统战政策。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谈到代表中的牢骚，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毛泽东劝导：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协会上要多用脑子。要想一想历代皇帝以及袁世凯、蒋介石为什么坐不稳江山的教训。共产党要坐稳天下，就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
刘少奇告诫大家：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作为中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都是主人！
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
陈毅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华东团里，有战将许世友，有老保卫周兴，有文化人夏衍……
各地同志云集北京饭店，少不得交往频繁。柳亚子来看夏衍，还要发上几句李济深的牢骚。战友们见面，更是要数落数落那些国民党将领。一时间，陈毅周围热气腾腾，全是共产党员。
突然听说，傅作义从绥远赶来参加政协，军队代表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我们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兄弟部队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
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陈毅却悄悄搬家让住处了……
儒将陈毅懂得应该如何同民主人士打交道。
政协会议通知上海：因住宿紧张，代表最好不要带家属。但上海的民主人士包达三偏偏提出自己要带子女，工作人员不同意，就在茶话会上僵起来。多亏副市长潘汉年出面缓和：既然包先生要带，那就带吧。
事后，老统战潘汉年向工作人员解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区别对待，我们不能为这点小事同朋友伤感情…… 陈毅在上海同民主人士经常来往，常向下面干部交待：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要礼贤下士。
陈毅这次从上海赶到北平开会，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去接你！”
陈毅诧异：我陈毅来北平开会还要毛泽东接？
当陈毅得知毛泽东曾专程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之后，就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聊天常常旁征博引：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
谈到统战，毛泽东风趣地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 陈毅深知：在统战工作中，党内的“左倾”情绪危害最大！陈毅听说，傅作义来得晚，北京饭店的宽敞房子已经分配完了。
陈毅认为，自己的住处不算什么，傅作义住得委屈可就是政策问题。于是，陈毅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傅作义。
后来，陈毅还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批驳“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陈毅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程潜、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人民避免牺牲，立了大功！
傅作义并不熟悉陈毅。不过，傅作义在共产党内已经有了些朋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就解决绥远问题展开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是林彪、贺龙，后来又换成聂荣臻、薄一波。中共华北负责人聂荣臻、薄一波可以说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但两位老对手现在相当和气。他们为绥远工作确定的总方针是 “打通思想，换帽子。”就是打通傅作义与绥远当局的思想，也打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尔后，以不流血方式，让对方换成解放军的帽子。薄一波特别要求华北局的干部：不能把绥远看成“敌占区”，抓一把，破坏一下，而应当把那个地方当成我们自己的。在发表傅作义“九一九起义”通电时，有人把其中关于绥远官兵抗战功绩的一段删去，薄一波发现后还立即做了检讨。
经过解决绥远问题的相互了解，老对手成了朋友。傅作义在给薄一波、聂荣臻的信中写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起义后，傅作义对自己去处、地位的疑虑，曾向薄一波通气。薄一波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之后，对傅作义的部下说：傅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人，似应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安排。
这样，傅作义就以高兴的心情参加政协会议了。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要薄一波在中共党组会上介绍了同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
9月23日，政协会议进入第三天，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锴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等26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高级将领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尊重民主人士发言权
9月26日，毛泽东突然想起明天大会发言就要结束了，尽管已是凌晨三时，毛泽东还是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名单中，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是国民党海空军起义军官，张元济、柳亚子是著名文人，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章伯钧、罗隆基一向主张独立见解……
人不讲话不行，民主政治的规则包括发言权。毛泽东一向主张在党内畅所欲言，现在是政协会议，共产党应特别给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机会……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接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祥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18人，16人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
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令人佩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真是古今无二！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
《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啊！
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那就提“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民革代表还是留恋自己的主义。
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不妥，民盟有人主张：就提“民主主义”！
别人看出：去掉“新”，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琦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现在，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
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毛泽东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明：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成一个长期政策：
统一战线长期存在。
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开国大典前夜
9月30日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
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下午6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广州，国民党政府临时都城，1949年9月30日夜晚气氛沉重。
立法院白天在广州复会。
蒋介石部署全盘战局及广州防御。
空军请示：轰炸北平的空军编队准备就绪，何时出发？由于南朝鲜当局不准使用机场，轰炸机受油量限制，从台湾至北平只能往返，不能周旋。
蒋介石思考再三，没有下令空军出动。
这是出于军事原因还是出于政治考虑？
后人感叹：这倒是蒋介石决策中正确的一次。以后数十年，强大得多的中共空军，也没有轰炸台北……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南海北岸的菊香书屋是个安静的地方。戎马半生，毛泽东终于有个定居之地了。
可是，1949年9月30日这一晚，毛泽东失眠了。
他索性起身，最终彻夜不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着三十万群众，向着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向着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