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月的一个晚上，唐宁街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被袭者是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私人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凶手没有试图逃跑，当即被逮捕。他的名字叫丹尼尔·姆纳坦，是一名苏格兰的工匠。他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在妄想症的驱使下，他潜入伦敦，决定“除掉一直在迫害他的首相”。孰料他杀错了人，首相逃过一劫。

患有妄想症的工匠杀错了人

　　在枪杀事件后的第五天，德拉蒙德由于伤势过重而死去，姆纳坦则面临着谋杀的指控。1843年3月3日，位于老贝利街43号的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挤满了人。副检察长威廉姆·福莱爵士描述了枪杀事件后，告诉陪审团姆纳坦想要的其实是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命。
　　政府职员爱德华·豪出庭作证，说：“我认识这名被告人。我第一次见他是1月20日的两个星期前。当时他站在枢密院的台阶上，距离唐宁街很近。首相先生的住所在御花园，就在唐宁街的对面。首相先生有时就沿着唐宁街走到他的官邸……1月20日，三点到四点之间，我又一次看到被告人站在办公厅的台阶上。当我对他说，‘劳驾先生，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工作，我看到你经常在这，你是一个警察吗’？他回答说，‘是的’。我说，‘我猜也是，那么，我猜对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番对话发生的当天，姆纳坦在豪描述的地点枪击了德拉蒙德。
　　对于枪击行为，姆纳坦供认不讳。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在他被捕后，侦探约翰·蒂尔尼进行了讯问：“你知道你朝誰开了枪吗？”姆纳坦表现得有点困惑，“是罗伯特·皮尔首相，不是吗”？他向警方解释了自己袭击素昧平生的首相的原因。近两年来，他时常感觉被警察和间谍跟踪。他“发现”这些跟踪行为来自首相的指示。为了逃避这种骚扰，他曾逃往法国。但他“发现”间谍们也跟踪至法国。于是他只好又回到英国。他向人抱怨，伦敦的报纸已经开始败坏他的名声，绝望的他决定发动反击。
　　法庭上，辩方律师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对枪击行为本身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这个工匠可能患有妄想症。他决定基于被告人在实施该行为时的精神状态进行辩护。科伯恩解释说，根据英国的法律，“精神疾病可以免除责任和由此产生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后果”。他向陪审团保证说，“我将证明，被告人是在幻觉之下做出那样的行为的，那种行为正是源于他的幻想……如果我能够证实这些，那么就应该得到你们的支持”。为了证明这一点，辩方找到了多位证人。他们都能证明姆纳坦的精神状态颇有问题。第一位证人是被告人的父亲老姆纳坦。他讲述了他的儿子如何“经常在街上从他面前走过，但是既不说话也没有注意到他”。
　　另一位证人是来自格拉斯哥的警官休·威尔森。这位警官证实，早在18个月以前，姆纳坦曾经跟他抱怨说，总有人在偷偷跟踪他，他们在一起阴谋迫害他。紧接着，律师又找到姆纳坦的房东。他证实，这个房客有过梦游，有时还爆发出无法解释的大笑，还常常语无伦次地说话。这些证词说明，姆纳坦很可能在精神状态上有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法庭要搞清楚的就是，他是否在这种状态的支配下才做出了袭击首相的行为。

精神病人如野兽，无法具备犯意

　　在英国，精神障碍抗辩不是个新词。11世纪的习惯法中，精神病人如果伤人，由其亲属支付罚金并负责看管。13世纪中期，亨利·布拉顿将“犯意”（mens rea）引入精神障碍辩护中。他认为，由于精神错乱而不存在犯意的，不应当予以处罚。从16世纪初开始，患有精神病的被告被宣告无罪的做法在英格兰成为惯例。
　　1724年，发生了爱德华·阿诺德谋杀昂斯劳勋爵案。阿诺德患有偏执性精神病，他认为昂斯劳勋爵对他施以魔法，并潜入他的身体内折磨他。大法官特拉西根据布拉顿的观点，对阿诺德的行为作了评价。他指出如果一个精神病人“理解力和记忆力缺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而进行野蛮、残暴的攻击，理解力不如一个幼儿，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被惩罚”。由此确立了一种可以把握的检验标准，这就是“野兽检验”标准：考查被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是否如野兽般缺失。
　　“野兽标准”后来得以发展。1800年，詹姆斯·海德菲尔德因向英王乔治三世开枪射击而被控“叛国罪”。海德菲尔德在1790年的英法战争中头部受伤大脑受损，由于精神错乱而退伍，并有怪异的行为和观念。他有一种妄想，认为上帝将要来毁灭世界。如果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而自杀又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因此，他企图杀害国王，以达到被判死刑、拯救世界的目的。当他陈述行为动机时，其实仍然是能说会道，有自己的逻辑。说他是一种“野兽”，多少有些牵强。
　　因此，其辩护律师、后来成为英格兰大法官的托马斯·厄斯金对“野兽标准”进行解释：“野兽标准并不意味一个人不知道名字，不知道所处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处于精神错乱状态，那么他对自己的行为就不能负刑事责任。”托马斯·厄斯金的辩护实际修正了“野兽标准”。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劳埃德·凯尼恩接受了这一观点，海德菲尔德被判无罪。该审判成为后来立法的里程碑。《1800年精神错乱刑事法》就建立在该案基础之上。
　　姆纳坦案就发生在这一立法通过后的1843年。不过，当辩方试图将辩护往精神障碍抗辩方面引导时，控方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一年到头见的“装疯卖傻”之徒太多了。他们也找到证人，约瑟夫·福里斯特，他是姆纳坦家乡格拉斯哥的理发师。这位理发师认识被告人有一年多了。他作证说：“他的表现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他的精神有问题。”检察官还找到姆纳坦的熟人罗伯特·戈登。他也承认“从未注意到姆纳坦的态度有任何特别或奇怪”，他还提供了有关“犯意”的线索：他记得和姆纳坦有一次一起走过唐宁街，“这是首相罗伯特·皮尔住的地方”，姆纳坦曾经指着那里暴躁地说，“让他下地狱去吧”！

无罪判决让维多利亚女王愤怒

　　法庭上，辩方请出了他们的几位专家证人。蒙罗医生作证道：他和其他大夫一起在狱中对姆纳坦进行了检查，认为这个人是在幻觉驱使下做出了杀害他人的行为。
　　另一位心理学家哈钦森医生也出庭作证。副检察长福莱问：“你的意思是说幻觉能够使犯人对其行为不能有任何的控制吗？”哈钦森医生回答道：“行为是幻觉的结果，而幻觉是无法控制的。”进行审判的第二天下午，另外两位大夫也认为姆纳坦的精神疾病不是假装的，廷德尔首席法官告知检察官他将结束案件的审理。他对陪审团说他没有必要审查证据了，他要求“依据精神疾病做出无罪的认定”。这一无罪判决引起广泛的不满。人们激烈地指责法律使谋杀犯得以逃避正义的惩罚。报界认为姆纳坦患的是“有利可图的精神病”。连维多利亚女王也表示愤慨。她自己就曾于三年前被18歲的服务生奥克斯福德开枪袭击。然而凶手却因精神障碍而被判无罪。三年后又一起袭击指向了首相。她十分愤怒并公开宣称，她不相信任何一个企图杀害保守党首相的人会是精神病人。
　　对此，上议院不得不再次进行讨论。全体议员要求法官们作出解释，并施加了一定的政治压力。而法官们则以四项规则的方式作答，这就是著名的“姆纳坦规则”：第一，除非有相反的证明，每个人都应被推定为精神健全，并具有充分的理智以承担罪责。第二，为确立以精神疾病为根据的辩护理由，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时是处于因精神病而致的缺乏理智的状态中，以至不能理解他所实施的行为性质和特性。或者，他虽然知道，但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错误的。第三，幻觉也可以作为免除罪责的理由，条件是：如果幻觉成为现实，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正当的。第四，如果被告人认识到该行为是不应实施的，而且如果该行为在当时违反了国家法律，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
　　这一规则强调，精神障碍有两种，一是精神病人因患有疾病而无法正确认识事物外观。例如，一个案例中的当事人紧紧掐住其前妻的脖子，他却以为自己只是在挤柠檬。第二种，被称为“不知行为的对错”，例如，行为人明知自己在杀人（理解行为的性质），但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或者认为是必要防卫（如姆纳坦的想法）。姆纳坦规则因此也被称为“对错检验”规则（The Right and Wrong Test）。姆纳坦规则影响很广，至今仍是英国的有效法律，并成为英联邦和美国精神障碍抗辩的基石。不过，它也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认为将“对与错”引入精神状态判断中，给出了太多抗辩的空间。女王和首相也始终对这一规则很不满意。然而，判决最终落槌。姆纳坦被移送到贝瑟雷姆精神病院，成为那里的第一个男性病人，后又转至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20年后老死在那里。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