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去世的戴骢先生，与我的文学导师石枕川在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圈并称“南戴北石”。40年前第一位跟我提及戴先生的，正是石枕川。那时石先生翻译的不少作品都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戴骢先生恰是出版社的苏联文学编辑。
　　我们那时读外国文学，跟时下的读书人有所不同。我们在书店见到一部文学名著之后并不急着出手购得，而是先对译者精挑细选，确定是信得过的译家之后才会出手。由于石老师在课堂多次提及戴先生，他无疑是我们信任的译者。再有，我们那个时候崇拜作家和翻译家，思想耕耘者在寻梦者心中总是占有崇高地位。更何况，戴先生在我们心中占有双重的崇高地位：一来，他是事业如日中天的翻译家;二来，他还是掌握着图书出版生杀大权的编辑。特别是后者，列位看官有所不知，那個年代编辑引领着创作、翻译和出版思潮，他们善于拣选良莠，眼光极为独特。
　　尤其让我感到有缘的是，戴先生也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巴别尔的不朽小说《骑兵军》。他的译文出版时间尽管晚于我的，但我读后觉得他的译文高妙无穷，自叹弗如，对他充满仰慕。于是，2008年，经他同意，我专门从莫斯科飞抵上海拜访了他。
　　那是暮春时节的一个上午。他住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楼房居室，我上得楼来，他已在狭窄的楼道等我。他慈眉善目，身材不高，微微发福，身穿灰色的短袖衬衣，很80年代的样子。落座沙发后，我环顾小客厅，最后目光停留在靠墙而立的一张木质旧书桌上，桌上放着一部厚厚的词典。他见状略带尴尬地说：“我没啥资料和参考书，就一本字典。”
　　我们的话题很快切入到小说《骑兵军》的翻译。戴先生告诉我，《骑兵军》不是一部简单的书，作家巴别尔的俄语和敖德萨俚语的修养极高，可是他翻译时却伤透了脑筋。尽管译著已经出版，但他依旧忐忑，因为其中很多词汇，他至今仍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我对戴先生的教诲心悦诚服。
　　后来，他详细向我阐述了他的译书三忌理论。第一，译书切忌不求甚解。即原著中所涉及的事物，译者必须悟透，绝对不能回避。第二，译书切忌千人一面。译者不能置原作者风格不顾，一味追求自己译文优美，取代原著个性。第三，切忌出书了事。需要有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反复审读和校正。戴先生笑说，他对自己的很多旧译都改得“望而生厌”了。
　　多年之后，我在谷羽教授主编的《从奥涅金到静静的顿河》一书中，读到了戴先生的《译书三忌》，发现他的中文竟是那样优美和典雅——他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这不禁使我想到20世纪苏联文学夜空升起的那些璀璨之星：马尔夏克、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他们在成为伟大诗人之前，都已是名噪一时的文学翻译家了——翻译和写作的关系一目了然。
　　我告辞离开，戴先生又将我送至楼道。他没有更多的别语，只是微笑着用俄语一板一眼地对我说：“路途愉快！”
　　回到莫斯科，我忽然想到，有个问题本想当面请教，竟然忘了。他曾说，他1982年重译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改书名为《金玫瑰》，说如此改名不仅契合散文集的主题思想，而且符合作家的构想，但为什么后来读者见到的新译书名依旧是《金蔷薇》呢？
　　我在缅怀戴先生的时候，一直心怀这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