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尽管《语文课程标准》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千百万基层教师决不可能从这几十个字的变化中体味出多少教学的真谛。
　　有人认为《语文课程标准》界定的“语文素养”是一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万能博士”素养，课程目标就成了一种无所不包、博大精深、无边无底、虚无缥缈的“万能博士”课程目标。其实，这样的课程目标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终极目标；如果没有较详的分解，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教学中也是很难操作的。
　　笔者认为，语文素养只是听说读写话语文章时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素养或者说能力。它在听读行为中是听读话语文章表层意义的能力，即初通文意的能力；在说写行为中是把内心的形式不规范的只有自己明白的思想文化知识外化为规范的别人能顺利明白或欣然接受的话语文章的能力。语文素养中也有思想文化知识，但语文素养中的思想文化知识同其他学科培养的系统、明确而容易集中唤醒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有本质区别。如果不首先把这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内涵弄明白，语文教学就会走向茫然。也正是由于对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缺乏辩证的科学的认识，因此造成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
　　传统语文教材的选文是用“文质兼美”标准选出来的名家名篇，但并不一定适合学生为大量积累和学会熟练运用语言文字而进行诵读和写读的需要，相反，倒是更适合以教师讲析为主的讲读教学的需要。而讲读教学在语文课程中却是违背学习书面母语规律的高耗低效的落后方法，它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书面母语的能力，也不利于发挥选文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作用。因为把汉语等同于话语文章，就意味着教师应该也必须用讲读和做题的方法更全面、省时地帮助学生把握教材的思想内容、精神情感、表现形式和写作技巧等等。因此语文教学就成为纯技术性的工具性的教学，成为各种考试的工具，语文老师也成了传授“解牛”技术的庖丁。
　　现行语文教学理论把中小学生不需要也不可能全部详尽和熟练掌握的并非最基础甚至很不基础的无限的文篇文段和文句，等同于中小学生必须也能够熟练掌握的最为基础的有限的常用母语，因而始终既弄不清语文课程究竟必须教什么和怎么教，也弄不清语文考试究竟必须考什么和怎么考。因此，有人认为语文考试考出来的大多不是成熟的语文能力，也不是有价值的思维能力。在这里，语言学习作为一种现实需要已站到前台，而精神教化作为一种远程目标已退居二线。
　　因此笔者以为，要落实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层次序列，有一个工艺流程且具有可操作性。完整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两性”（工具性、人文性）互动的教育，一种课内外并举的教育，一种精神和语言双赢的教育。从终身母语教育的角度来看，语文教育是人文的；从阶段性学校教育的角度看，语文教育则是工具的；从完整的大语文教育的角度看，语文教育则是“两性”互动的。
　　无论是从整个人类的语言发展历史来看，还是从每一个人的语言积累过程来看，越是在起始阶段，语言的工具特点便越鲜明，越是到高级阶段，语言的工具性特点便越弱化；而人文性特点正好与之相反。当我们的祖先在龟甲和兽骨上艰难刻画的时候，其语言的工具意义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当我们的孩子横撇竖捺开始习文断字的时候，他首要的任务是怎样以最快的速度把字写好，把话说顺。
　　所谓人文性，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上好的毛笔，拿在蒙童手中，如蛇鳝入怀，桀骜不驯，而到了书法家手中，则笔到意随，管毫生辉，物我两忘。湖南师大程达先生从现代语文终身教育的观念出发，提出的学前侧重汉语言语，小学侧重汉语文字，中学侧重汉语文章，大学侧重汉语文学，大学后（或研究院）侧重汉语文化的学段划分原则，富有极强的创新色彩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