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来，滔天巨浪，医护人员以血肉之躯筑起大堤守护着国人的健康、国家的安定。
　　疫情消散，大幕落下，这些英雄收拾行裝，“非常silently走开”。
　　岁月会吹散细节，亲历会成为往事，而勇气、智慧、博爱会镌刻在众人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今天，我们追寻的，就是一个甲子之前发生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段抗疫往事，和几位不“著名”的英雄。

集结：复旦版“方舱医院”

　　1956年和1957年，我国连续暴发两场流感。1956年属于A1亚甲型病毒流感，上海疫情高峰出现在6-7月。据1957年3月31日出版的《复旦》校刊报道，这场疫情令复旦大学猝不及防，“单在隔离病室治疗的就有535人，除造成停课，停止一切集体活动的严重情况外，还用掉营养费5000元，医疗费3000元，损失1762个工作日，而患病者身心所受的痛苦更不待言”。由于患病学生众多，学校专门将大礼堂登辉堂（现名相辉堂）设为隔离病房。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了时任保健科护士王芝芳提供的两张照片，其一为参与隔离病房的8位医护人员合影，其二是她和唐怀芬护士正在登辉堂内巡查患病学生，靠窗摆放的病床卷着白色的纱帐。

　　复旦“方舱医院”已经过去63年了，漫长的岁月中，这段岁月并未磨灭，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被人记录。

　　1957年的流感更为猛烈，后来被称作“亚洲流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最严重的流感疫情。据研究，这场A2甲型病毒流感的病毒由A1亚甲型病毒经中间型变异而来，1957年2月在贵州省首先暴发，3月传播至其他省份，短时间内导致超过25万人患病，在全球范围内则造成100万-400万人死亡。1957年3月27日《文汇报》报道：“流行性感冒最近正在上海蔓延。据十天来不完全统计，30所大、中、小学校，有1678人发病。”上海高校纷纷“中招”，同济大学、华东师大各有200多人患病。《复旦》校刊则称，“截至本月30日止，本校（复旦大学）已有60多个同学因患流行性感冒被送进隔离病室，因喉咙痒、轻微发烧等病状而到保健科就诊的人数，也超过了150个。”
　　邢醒医生也保存着一张小小的三寸照片，9位白衣战士在登辉堂前大草坪上微笑合影。照片背后，标注着“五七年防治流行性感冒”。邢醒1953年进入复旦大学保健科，一手创建了化验室。在两年的流感疫情中，邢醒承担了数千人次的化验任务：“很多人发热，38、39度。我负责化验，如果白血球高，一般是炎症引起的发烧，如果白血球低，那基本是病毒性的（流行性感冒）。”
　　照片中的9位医护重点服务登辉堂隔离病房。邢醒回忆：“当时人太多了，有传染性。佩琳院（注：保健科所在地）没有病房，就在大礼堂隔离，设置了床铺，食堂负责送饭。”55级历史系阮国英详述了当年的情形：“隔离病室在二楼的大礼堂内。当时二楼大礼堂是平整的，不像八十年代改造后有坡度。学校将长条椅撤到一旁，里面安放几十张病床，一排一排，整整齐齐。”
　　阮国英总结说：“像现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只是当时我们说隔离室。”

奋战：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

　　有了前一年的前车之鉴，学校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升级。1957年3月31日校刊中提道，“学校领导除设立隔离病房、进行各种积极措施外，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切勿麻痹大意，大力加强预防工作，注意环境与个人卫生……希望尽量少上或不上热闹公共场所”。到4月13日，校刊称“流行性感冒仍在我校蔓延。据统计，最近两星期来，进登辉堂隔离治疗的，已达八百人次;在保健科门诊处治疗的，也已达三千人次。”学校领导在探望关心的同时，应对措施也更为细致，包括改善病人食物营养、停止测验和体育课、制定传播扩散应对预案、澄清谣言等，并再次要求在校师生重视疫情，“尽量不与外人多接触，也不邀请外人来校游玩或留宿”。可见，当时疫情处于学校整体掌控之下，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仅测验项目停止，也没有关闭学校和外部的人员交流。
　　控制疫情的全部压力，集中到学校保健科上。据邢醒回忆，当时保健科一共有19人，分别为科长李伟民，医生沈翠梅、吴荣山、宋捷林、韩辛尹、郑葆堤、邹致仰、吕萍，护士唐怀芬、惠锦棣、王芝芳、王奉荣、焦蟠蒂，药房吴映雪、周新茀、邱瑾，挂号张松福、管理人员邱福祥、化验室邢醒，其中7人以登辉堂隔离病室工作为主，因人手不足，学校事务科孙承烈、杨银春2人支援登辉堂，承担勤杂工作。其余则留守保健科维持多达三千人次的诊疗。工友3人，分别为范寿全、时兆荣、“丁妈妈”。另有食堂师傅负责餐食。 　　保健科李伟民科长虽未出现在1957年的照片上，但他无疑是疫情期间的一线指挥。当时住在隔离病室的学生杨翱卿写到，“有限的白衣战士，不仅要进行比平常忙乱的门诊，隔离病房还要昼夜值班，星期天也毫不例外。保健科李伟民科长像慈父般站在你的身旁，沈医生（沈翠梅）像慈母般走遍每一个病人的身边。”从同期校刊中可以看到，为了应对疫情，李科长花了不少心思，“保健科采取了‘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的特别措施，门诊时间放长，任何时间都可以为病人诊疗，每天都有人通宵值班。为了克服病人多、医务人员不够的困难，市公费医疗办公室也抽调出二位医师来我校支援。”作为为数不多的男士，李科长还自己动手“在休息的时间，亲自为同学搬运床铺、棕绷”。
　　幸运的是，流感虽来势凶猛，但并未在复旦肆虐多久。记录中的受访者在登辉堂隔离一周左右均已康复。病情从3月底兴起，到4月13日预计已现峰值，随之迅速消散。到4月27日的校刊中，疫情已悄然无声。4月26日《解放日报》曾报道《本市流行性感冒患者日少》“急诊及门诊病人已接近平日数量……流行性感冒病人已占极少数。因流行性感冒而影响生产、学习的工厂、学校也已恢复正常状况。”据邢醒回忆，登辉堂“方舱医院”运行时间应在半月以上，但未满月，两者可互为印证。在当时火热的革命背景中，在全校紧急动员抗疫下，疫情更像是一段嘈杂的噪音，学校的发展很快调回了主旋律上。

温情：疫情中的复旦日记

　　疫情来势汹汹，卷入漩涡中的学生心情亦是大落大起、翻江倒海。57级新闻系徐成淼两年都不幸染病，其中1957年的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病情起伏的经历：
　　三月二十七，到合作社买了个口罩，以防最近流行的感冒与脑炎。
　　三月二十九日：流行性感冒来了，我真怕我会生病。下午发热，怕是感冒了。……我得小心，很小心。……寝室里，万忠实已经染上了，他就睡在我下铺。
　　三月三十日：然而终于还是病倒了。上午全身酸倦……送到了隔离病室，后来温度升至39℃。病是痛苦的，可是护士和行政给我们照顾得很好，我得感谢他们。
　　三月三十一日：今天温度退了些。有个姓王的护士与我很亲近，老叫我“小孩儿”。晚上突然烧到40℃，烧得实在受不了。那时突然想到死。不！我年轻，还是“小孩儿”呢。
　　四月一日（二日补记）：昨夜如梦幻一般过去了，今晨醒来，头昏昏，身体酸痛而且无力。嘴巴也发苦了，什么也不想吃。病，真是痛苦。
　　四月二日：今天体温逐渐下降了。下午已经是36.8℃了。
　　四月三日：明天我要出院，大王来问我：“你要走了吗？”声音中像有惜意。
　　徐成淼日记中的“大王”是王奉荣护士。当时，保健科上上下下都以病中师生为重，为苦难中的“小孩儿”们送去抚慰。

　　新四班耕灵在《隔离病室》一文中写到：“深夜，……当被那痛苦催醒而呻吟时，白衣大夫早已静停在我身边，替我注射‘百乃定’，给我吞服‘氯霉素’，使我减轻了痛苦的折磨。很多事实都紧紧地扣着我的心弦，深深地感染着我。我亲眼看见一个护士，因为操劳过度而在生物实验室的后面，背着人在呕吐着清水，她抹了抹嘴，闭目养神一下之后，又进了病室，替患者按脉搏的跳动，用红笔在表格上做上记号。护士每天要为每个同学按脉搏、量温度四次。又有一位护士因劳顿而病了两天。患病同学的数字在不稳定地增长着，伙食团的老唐，为了不让同学挨饿，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一连三次地去烧青菜猪肝面，赤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额上挂下来，他还带着和蔼的微笑去替同学盛装面条。工友一次又一次地替同学冲开水倒痰盂、送铺盖。”
　　杨翱卿于4月1日《在痛苦然而又是幸福的日子里》一文中写到：“早上天刚亮，工人同志就把洗脸水送在你的跟前，每顿饭菜送到你的床边，丰满的菜肴，雪白的馒头，甜的牛奶，脆的水果，这一些东西该多么好吃呀！虽然我一点味道也觉不出，但我能感觉到工友同志送给我们的是羊糕和美酒。”
　　耕灵与杨翱卿的记录刊登在当时的校刊上。徐成淼的日记出版于2005年，正能量的“抗疫日记”虽然迟来，却依然能传递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师生健康付出的心意。

余音：复旦人的涓涓记忆

　　复旦“方舱医院”已经过去63年了，漫长的岁月中，这段岁月并未磨灭，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被人记录。
　　徐成淼在1961年还曾去保健科看望“大王”和其他护士，分享毕业的喜悦。2008年他还撰文回忆这段经历。
　　李伟民在流感疫情中请舒宗侨等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后来组织了展览记录抗疫过程，展览结束后将照片赠送给相关医护人员。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照片，估计多数来源于此。
　　已故化学系章道道教授，当年是助教，也被隔离在登辉堂。生前她曾告诉丈夫王新民教授，学校很关心患病隔离师生，对他们照顾有加，在当年物资贫乏的情况下，还提供牛奶、鸡蛋，还有油煎的荷包蛋等，以补充营养。
　　55级历史系李孔怀（后为国务学院教授）记得历史系有好几个女同学被送到登辉堂隔离，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阮国英。两人在毕业后相恋，携手至今，忆及这段往事令两人开怀。
　　复旦大学档案馆收录保存了多件1957年抗击流行性感冒的照片、报刊、个人档案。
　　63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医护，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李伟民科长以101岁高龄谢世。两批登辉堂抗疫医护人员中，邱瑾、任健、吴荣山（73岁谢世）、陆菊娣（78岁谢世）、唐怀芬（91岁谢世）、沈翠梅（97岁谢世）、孙承烈（90岁谢世）、杨银春（90岁谢世）均已先后故去。
　　徐成淼惦记的“大王”王奉荣护士，今年92岁高龄，目前定居美国，和儿子同住。
　　王芝芳護士，今年亦92岁，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养老院中，腿脚尚便利，爱吃零食，保持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每位访客她都拉着合影留念。
　　邢醒医生，今年89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现仍住在复旦宿舍区，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闲暇时喜好和好友搓搓麻将，以自己拿手的小吃点心招待。63年前的往事，在她清晰的回忆中、在后辈师生的探访中悠悠地记录下来。
　　复旦人永远铭记曾经的抗疫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