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的王若飞赶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作为中共六大江苏省代表团成员，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很多同志牺牲了。王若飞深知这次会议必将重新梳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解决大家对重要问题的认识分歧，统一全党、团结全党、推动中国革命再次走向高潮。为此，他一直在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如何才能走出低潮？如何正确认识以往的挫折？

怀着欣喜与沉重的心情参加中共六大

　　在中共六大的会议上，王若飞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妻子李培之。1925年，王若飞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被派往北方区巡视，李培之则从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投身工人运动，他们在郑州相遇并相爱，不久后李培之被派往苏联留学。在留学之前，他们举办了非常简朴的婚礼，然而他们的蜜月只有12天，李培之一走就是三年。三年中，王若飞和李培之为了革命而分居两地，他们全身心地将青春奉献给中国革命。但是，这三年内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受挫后，腥风血雨弥漫在整个中国，他们相互牵挂着对方，心如火烤又无可奈何。在中共六大上相遇，这对革命夫妻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他们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王若飞和李培之还一起去看望了英勇牺牲的战友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罗亦农和王若飞都曾经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又都是中央机关的同事，他们一起参与领导和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元旦，李文宜与罗亦农结婚。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罗亦农被捕。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这对于新婚不久的李文宜，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李文宜到莫斯科后，成天流泪，她还在怀念新婚不久就永别的爱人。王若飞、李培之感同身受，和大家一起去开导她、安慰她和鼓励她，希望她能够坚强地挺过难关。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3月以来，有30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惨杀。这段时间的革命挫折是刻骨铭心的，也是亟需反思与牢记教训的。所以，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积极发言、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思考。他的很多思考是基于他丰富的革命经历。王若飞有着宽广的国际视野，他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后又在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过学;他有着丰富的地方革命经历，曾担任中共北方区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又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的期间，负责领导江苏的地方农民运动，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具体负责上海南市区的起义;他还有着丰富的机关工作经历，他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直接为总书记陈独秀服务。在党的核心部位工作的经历，使他了解各方面情况，对于中共中央许多决策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涉及面宽、思考得也比较深入。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比较短，党对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比较缺乏、对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王若飞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样，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探索还不够准确和深入，他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还有一定局限性，但光明磊落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坦荡胸怀，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共六大上积极建言献策

　　6月14日和15日，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召集政治谈话会，这实际就是中共六大的预备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报告了陈独秀因为病假不能来参加中共六大，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后进行了补充发言。

　　王若飞因为长期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身边工作，协助陈独秀起草了很多重要文件、组织了很多重要会议，与陈独秀接触较多，对陈独秀的思想比较了解。王若飞受中共中央委托，力劝陈独秀去苏联参会，但陈独秀态度坚决，坚持己见。王若飞在会上解释陈独秀之所以拒绝来莫斯科参加会议，主要是因为有“怨言”和“顾忌”。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前后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也不允许他参加。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是牺牲他以维持共产国际代表的威信，怕他发表言论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到了共产国际横竖是个无用的人，或者被附加一个“托洛茨基”的名号就更加辩解不清了。所以他不来，以免使党内发生影响。
　　王若飞的发言虽然仅仅是客观解释陈独秀不来参会的原因，但实际已经涉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这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而且，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党的工作的米夫也在场。王若飞的发言直指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向忠发立即激烈地批评王若飞，指责他为陈独秀开脱责任。与会代表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陈獨秀的责任也展开了大辩论，这场辩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指导中国革命有着重要意义，王若飞的大胆发言开启了这场辩论。
　　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到底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上，王若飞在会议上多次提出，请大家正确认识和讨论形势问题。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受苏联顾问的影响下，大力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连续下达在各地搞武装暴动的命令。但这些暴动都因为时机不成熟和组织问题，相继失败。王若飞看着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牺牲，内心十分悲愤。为此，他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革命形势的问题。同样，他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瞿秋白指出：中央说革命是高涨的，但不是高潮。王若飞在暴动后说是低落，是不对的。瞿秋白还解释说，中央也并未说革命是一直高涨的。中央十一月决议案提及了南昌的教训，指出了盲动主义的危险。针对王若飞是江苏省委农民部长，负责江苏各县的秋收暴动的情况，瞿秋白指责江苏：江苏省委的盲动，比中央更进一步，中央是制止的。邓中夏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也发言：八七之后，党的改组收了很大的成效，关于改组问题发生了两种不好的倾向：（1）太左的改组，如北方;（2）太右了的，如江苏，以为是形式上的改组，老是不改。虽然王若飞不同意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判断受到了党内很多人的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得到纠正，但他的判断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7月1日，中共六大的大会第14天，主席团值日主席宣读了一份由29人签名的《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提案，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国内及时制止盲动倾向，目前中心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听了之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立即发给中国党，并且不在大会上讨论这个提案。他的理由是：政治委员会尚未开始工作，大会也未作出决议，在这种时候以大会名义发给国内指示，不但会影响政治委员会的工作，而且会暴露秘密。再者，共产国际执委已有两次指示给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发送这个提案。瞿秋白、张国焘也反对这个提案。
　　尽管这个提案受到了主要领导的反对，但是王若飞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针锋相对地反对米夫的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去电国内以便尽早向全党传达贯彻六大路线。夏曦、刘伯坚、关向应也表示支持王若飞的意见。米夫不服气，继续在会上强调向国内发指示的严重性。但是，经过讨论，大会以大多数代表赞成通过了这个提案。7月9日，中共六大发出《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强调：“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历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夺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党与群众的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这封电报非常具体、明确地指出了中共六大后国内党的工作方向。其中，王若飞也为中共六大主要精神的宣传和贯徹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认识中共六大中的不同意见

　　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不仅坚持独立思考、坦诚发言，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正确对待党内矛盾和不同意见的主张。
　　对于中共六大上的一些争议，王若飞说道：“近两天发生的现象在讨论与争论中，有同志发生了误会，以为是某人攻击某人，这是不对的，这就是过去没有过正确的党的生活的缘故。恩来同志已说过，在自己批评中才能找到教训，争论是布尔什维克党应有的。”在深入分析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时，他赞成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周恩来说得很公正，过去是家长式的、命令式的，与群众完全脱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使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王若飞提议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很多人批评他“袒护”陈独秀。但是，王若飞坚决认为，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只要改正错误，可以继续工作。党内选举应该允许每一位代表发表意见。
　　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虽然我们反对王若飞，但是王若飞的发言，比起瞿秋白、张国焘来，更接近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则称赞王若飞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很正确的东西”，是符合事实的，是真正掌握了工人的心理的。布哈林说：“在你们中间认为很右的王若飞同志的演讲中，却说了很多很正确的东西。”18年后，1945年，在中共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也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被留下来继续参加一周后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展开了对托洛茨基错误的批判。王若飞依然没有跟风，而是实事求是地认为自己对托派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应该加强学习研究。王若飞后来也对自己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进行了反思，他说：“六次大会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在大会后，为了表示自己纯无个人企图，为了加深自己的理论学习，诚恳地请求留莫（斯科）学习。”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指派他担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的代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于是，他与李培之一起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开始了近三年的留苏生活。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