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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青年时期距今已有百年之久，加之他当时尚未登上历史舞台，更未在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保存下来的少量书信便成为研究毛泽东十分珍贵的资料和重要的依据。
毛泽东参加党的成立大会之前保存下的书信有十几封。致信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老师、同学和新民学会会员。近期进行研读颇有感受，遴选三封试析之，愿与读者共享，并从中探寻青年毛泽东的真实情况。
对挚友，可倾诉
1916年6月24日，第一师范已放暑假，学生大都回家了，毛泽东因连日下雨，又遇兵乱，还在学校。他很有些孤独惆怅，便提笔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信不算太长，录之如下：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指驻湘各军发生战事——本文作者注），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独有军士相邻，沈沈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甯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更可恶者，秋霖作虐，盈沟滥浍，碍人行步，不然，亦走来握手谭话矣。明日开霁，决行返舍。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毛泽东在信中，谈了当时自己内心的一些苦闷和想法，大体有四层意思：一是当时长沙驻军争斗，很乱，不能随便行动，于是只好在学校读书读报。二是说母亲有病，盼自己回到老人身边，自己却不能成行，内心很痛苦。三是学校放假，同学多返回自家，自己在校又没有几个能谈到一起的人，所以很感寂寞。四是近日即回家，临行告知，并嘱其爱护身体。
从信中谈的内容和细察毛、萧书信往来，可见两人交往甚密甚深。毛泽东此信正是向他倾诉心声。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比毛泽东小一岁，上学却比毛泽东早。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萧子升在长沙楚怡学校当老师。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时东山学校学生多是富家子弟，由于毛泽东家境一般，加上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绔子弟嘲笑和冷遇。毛泽东对此并不在乎，埋头攻读，尤其是他的文章，深得老师和同学称赞。因此，有一些同学乐意同毛泽东接近、交往，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
1911年两人先后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也转入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近两年。
这期间，他俩在志向抱负、治学态度、品行修养等方面更加相近，并能以诚相见，取长补短。据不完全统计，1915年6月至1916年7月的一年时间内，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件达11封之多。
1917年暑假，毛、萧两人步行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历时一个月，行程近千里。这次“游学”生活，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查阅了一些县志和佛经，了解到许多民情、乡俗和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毛、萧交往中所讨论的问题，大都集中于“自我修养之道，中国改造问题和学习与最近新闻之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积极上进的知识青年。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把一批优秀青年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
不久他们又组织了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运动。萧子升、蔡和森等到了法国，毛泽东则留在国内工作。
后来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政治思想上走上不同道路，终于分手了。
毛泽东很珍惜他们这种早期友谊，他曾以宽广的胸怀，不计前嫌，争取萧子升回心转意，做了一些挽救工作，但未奏效。
萧子升著有《毛泽东和我当过乞丐》，又译为《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记述了当年他和毛泽东的“游学”生活。
对先生，应求助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学”五县刚刚回长沙。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觉得收获也很大，便想起了老师黎锦熙，提笔给黎锦熙写了一封3200余字的长信。因为太长，不便转录，只概括地介绍信的内容并加以分析。这封信保存下了手稿，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中可查阅。
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
此信绝非一般问候报安之信，而是通过书信形式阐述重大问题——对世界看法和立志之观点。
毛泽东在信中谈了六层意思：一是谈自己艰苦经历和遇黎先生这样知己实是自己的幸事。二是论述研究“大本源”的重要性和什么是大本源。三是指出中西学亟须改造。四是论立志。五是社会存在的问题与哲学普及关系。六是自己的具体打算和存在的困难。
毛泽东这封长信虽然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社会、看待世界，却存在很多真知灼见，而且表现了他立志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黎锦熙接信后，给予极高评价。
这封长信，至今读来仍让人精神振奋。
毛泽东与黎锦熙交往极深。因为毛泽东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两人曾长达30年中断联系。1949年两人又建立起联系，继续延伸了他们那种有意义的交往。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即现在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黎锦熙曾任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是毛泽东的老师。他比毛泽东只长三岁。所以毛泽东对他既称老师又称兄长。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极崇拜他。毛泽东不仅在课堂里向黎锦熙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 1915年，年仅25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式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坦诚相见。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深厚交情。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
“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进一步直抒己见：“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在信中继续谈道：要探求宇宙的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必须刻苦学习，求得真本领，不断地充实自己。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得悉黎锦熙仍在京，立即驱车到北平师大宿舍看望他。
毛泽东素来敬重黎锦熙的人品和学识，曾想请黎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
黎锦熙非常敬佩毛泽东作出的伟大革命业绩。1953年，黎锦熙把毛泽东于1915年至1920年写给他的6封信，以及他写的与6封信有关的纪事并注释，抄录一份送毛泽东做60岁的寿礼。
黎锦熙与毛泽东之间的交情，持续了近70年，堪称人际交往史上的典范。
对同事，要真诚
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长沙俄罗斯研究干事彭璜写了一封长信，1500字左右。我也难以抄录，读者可以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读到全文。
这是一封写给彭璜，旨在调解彭璜与易礼容矛盾的信。毛泽东以朋友和同志的身份，诚恳地谈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有肯定有批评，有指出对方的毛病又有剖析自己的弱点，有对事囱论理，情理交融，实实在在。
此信我曾读过数次，它谈了四层意思：
是阐明自己待人态度，如何看待别人的短长。“不愿与恶人共事”，但又不“疾恶如仇”。因为人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况且对善恶看法也不尽一致。同时又剖析自己，指出自己存在的毛病——“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理论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
二是在充分肯定彭璜“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友辈中少有”的前提下，指出彭璜存在的十条缺点。而且还把自己摆进去，说明自己也存在上述毛病。
三是阐述有心救世，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的道理。同时坦承自己意弱的缺点。
四是阐述交朋友应遵循的准则，并指出彭璜对待易礼容态度上的缺点。毛泽东指出：“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吾人惟有主义之争，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也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彭璜，1896年生，又名殷柏、荫柏，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于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6月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会长。约在此时参加新民学会。此后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创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夏，因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彭璜与毛泽东、易礼容从事文化书社等进步工作。
彭璜已从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又被选为湖南省学联会长。易礼容也是商业专科学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他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毛泽东则是新民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并受命于陈独秀负责在湖南建党建团，是共产党在湖南的主要负责人。
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等斗争中，毛泽东、彭璜等不仅积极参加，而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互相支持携手共进。易礼容在这些活动中表现也很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中彭璜和易礼容有些认识不统一的地方，彭璜在处理他们之间矛盾时，有些方法不当。这不是原则问题，为此毛泽东以信的形式对彭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批评。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等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从酝酿创建共产党之日起，就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脚踏实地，胸怀坦荡，不抱偏私，努力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奋斗。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品格，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在人数极少的状况下发展壮大起来并赢得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当年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给他的长信，感慨不已，他深感自己的这位学生兼兄弟确是非凡之人。他手捧长信，仰望长空，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诉世人：
虎豹之子文理未成，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希望当代的青年朋友，能读读这三封信，尤其希望对照一下自己，或许会找到“毛泽东是怎样炼成的”秘密，或许会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
郁闷之时，读第一封信，多向挚友倾述，会减少一些颓废情绪，多一些上进思想；彷徨之时，读第二封信，多向高师请教，会减少一些昏暗，增加一些光明；交友之时，读第三封信，会减少一些愚钝，多懂一点儿情理和处世之道。
（编辑姚建萍）
（作者是哈尔滨出版社编辑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毛泽东参加党的成立大会之前保存下的书信有十几封。致信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老师、同学和新民学会会员。近期进行研读颇有感受，遴选三封试析之，愿与读者共享，并从中探寻青年毛泽东的真实情况。
对挚友，可倾诉
1916年6月24日，第一师范已放暑假，学生大都回家了，毛泽东因连日下雨，又遇兵乱，还在学校。他很有些孤独惆怅，便提笔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信不算太长，录之如下：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指驻湘各军发生战事——本文作者注），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独有军士相邻，沈沈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甯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更可恶者，秋霖作虐，盈沟滥浍，碍人行步，不然，亦走来握手谭话矣。明日开霁，决行返舍。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毛泽东在信中，谈了当时自己内心的一些苦闷和想法，大体有四层意思：一是当时长沙驻军争斗，很乱，不能随便行动，于是只好在学校读书读报。二是说母亲有病，盼自己回到老人身边，自己却不能成行，内心很痛苦。三是学校放假，同学多返回自家，自己在校又没有几个能谈到一起的人，所以很感寂寞。四是近日即回家，临行告知，并嘱其爱护身体。
从信中谈的内容和细察毛、萧书信往来，可见两人交往甚密甚深。毛泽东此信正是向他倾诉心声。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比毛泽东小一岁，上学却比毛泽东早。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萧子升在长沙楚怡学校当老师。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时东山学校学生多是富家子弟，由于毛泽东家境一般，加上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绔子弟嘲笑和冷遇。毛泽东对此并不在乎，埋头攻读，尤其是他的文章，深得老师和同学称赞。因此，有一些同学乐意同毛泽东接近、交往，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
1911年两人先后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也转入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近两年。
这期间，他俩在志向抱负、治学态度、品行修养等方面更加相近，并能以诚相见，取长补短。据不完全统计，1915年6月至1916年7月的一年时间内，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件达11封之多。
1917年暑假，毛、萧两人步行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历时一个月，行程近千里。这次“游学”生活，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查阅了一些县志和佛经，了解到许多民情、乡俗和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毛、萧交往中所讨论的问题，大都集中于“自我修养之道，中国改造问题和学习与最近新闻之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积极上进的知识青年。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把一批优秀青年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
不久他们又组织了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运动。萧子升、蔡和森等到了法国，毛泽东则留在国内工作。
后来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政治思想上走上不同道路，终于分手了。
毛泽东很珍惜他们这种早期友谊，他曾以宽广的胸怀，不计前嫌，争取萧子升回心转意，做了一些挽救工作，但未奏效。
萧子升著有《毛泽东和我当过乞丐》，又译为《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记述了当年他和毛泽东的“游学”生活。
对先生，应求助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学”五县刚刚回长沙。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觉得收获也很大，便想起了老师黎锦熙，提笔给黎锦熙写了一封3200余字的长信。因为太长，不便转录，只概括地介绍信的内容并加以分析。这封信保存下了手稿，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中可查阅。
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
此信绝非一般问候报安之信，而是通过书信形式阐述重大问题——对世界看法和立志之观点。
毛泽东在信中谈了六层意思：一是谈自己艰苦经历和遇黎先生这样知己实是自己的幸事。二是论述研究“大本源”的重要性和什么是大本源。三是指出中西学亟须改造。四是论立志。五是社会存在的问题与哲学普及关系。六是自己的具体打算和存在的困难。
毛泽东这封长信虽然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社会、看待世界，却存在很多真知灼见，而且表现了他立志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黎锦熙接信后，给予极高评价。
这封长信，至今读来仍让人精神振奋。
毛泽东与黎锦熙交往极深。因为毛泽东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两人曾长达30年中断联系。1949年两人又建立起联系，继续延伸了他们那种有意义的交往。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即现在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黎锦熙曾任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是毛泽东的老师。他比毛泽东只长三岁。所以毛泽东对他既称老师又称兄长。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极崇拜他。毛泽东不仅在课堂里向黎锦熙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 1915年，年仅25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式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坦诚相见。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深厚交情。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
“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进一步直抒己见：“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在信中继续谈道：要探求宇宙的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必须刻苦学习，求得真本领，不断地充实自己。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得悉黎锦熙仍在京，立即驱车到北平师大宿舍看望他。
毛泽东素来敬重黎锦熙的人品和学识，曾想请黎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
黎锦熙非常敬佩毛泽东作出的伟大革命业绩。1953年，黎锦熙把毛泽东于1915年至1920年写给他的6封信，以及他写的与6封信有关的纪事并注释，抄录一份送毛泽东做60岁的寿礼。
黎锦熙与毛泽东之间的交情，持续了近70年，堪称人际交往史上的典范。
对同事，要真诚
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长沙俄罗斯研究干事彭璜写了一封长信，1500字左右。我也难以抄录，读者可以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读到全文。
这是一封写给彭璜，旨在调解彭璜与易礼容矛盾的信。毛泽东以朋友和同志的身份，诚恳地谈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有肯定有批评，有指出对方的毛病又有剖析自己的弱点，有对事囱论理，情理交融，实实在在。
此信我曾读过数次，它谈了四层意思：
是阐明自己待人态度，如何看待别人的短长。“不愿与恶人共事”，但又不“疾恶如仇”。因为人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况且对善恶看法也不尽一致。同时又剖析自己，指出自己存在的毛病——“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理论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
二是在充分肯定彭璜“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友辈中少有”的前提下，指出彭璜存在的十条缺点。而且还把自己摆进去，说明自己也存在上述毛病。
三是阐述有心救世，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的道理。同时坦承自己意弱的缺点。
四是阐述交朋友应遵循的准则，并指出彭璜对待易礼容态度上的缺点。毛泽东指出：“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吾人惟有主义之争，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也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彭璜，1896年生，又名殷柏、荫柏，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于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6月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会长。约在此时参加新民学会。此后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创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夏，因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彭璜与毛泽东、易礼容从事文化书社等进步工作。
彭璜已从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又被选为湖南省学联会长。易礼容也是商业专科学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他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毛泽东则是新民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并受命于陈独秀负责在湖南建党建团，是共产党在湖南的主要负责人。
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等斗争中，毛泽东、彭璜等不仅积极参加，而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互相支持携手共进。易礼容在这些活动中表现也很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中彭璜和易礼容有些认识不统一的地方，彭璜在处理他们之间矛盾时，有些方法不当。这不是原则问题，为此毛泽东以信的形式对彭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批评。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等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从酝酿创建共产党之日起，就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脚踏实地，胸怀坦荡，不抱偏私，努力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奋斗。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品格，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在人数极少的状况下发展壮大起来并赢得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当年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给他的长信，感慨不已，他深感自己的这位学生兼兄弟确是非凡之人。他手捧长信，仰望长空，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诉世人：
虎豹之子文理未成，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希望当代的青年朋友，能读读这三封信，尤其希望对照一下自己，或许会找到“毛泽东是怎样炼成的”秘密，或许会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
郁闷之时，读第一封信，多向挚友倾述，会减少一些颓废情绪，多一些上进思想；彷徨之时，读第二封信，多向高师请教，会减少一些昏暗，增加一些光明；交友之时，读第三封信，会减少一些愚钝，多懂一点儿情理和处世之道。
（编辑姚建萍）
（作者是哈尔滨出版社编辑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