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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年，国内文交所经历大起大落，从诞生、火爆、跟风、质疑到清理整顿，越来越多人疑惑了。
文/赵捷
2011年，各地文交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品被拆分为一份份，像股票一样交易，引发了新一轮艺术品份额投资狂潮。然而年底，国务院下发“38号文”，不久，中宣部等5部门又联合出台“49号令”。两大禁令明确否定了目前各文交所存在的“等额拆分”、“集中竞价”、“持续挂牌交易”、“T 0实时交易”、“人数未限”的交易模式。短短一年，国内文交所经历大起大落，从诞生、火爆、跟风、质疑到清理整顿，舆论普遍认为两大禁令将使文交所遭遇巨大挫折，甚至有评论说，2012年文交所或将经历生死大劫。
究竟“38号文”该如何解读？文交所的诞生是否错了？文交所又有没有未来呢？
文交所的疯狂和乱象
2011年1月26日，国内首份艺术品份额在天津文交所上线交易，文交所艺术品份额交易由此踏上疯狂之旅。
津派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书画作品《黄河咆哮》和《燕塞秋》，作为首批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的艺术品，分别被估价600万元与500万元，拆分为600万份与500万份，每份价格1元。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只“艺术股”身价各翻17倍，单份价格最高甚至炒到18元之上。这意味着《黄河咆哮》的市场价格达到了1亿元之高。这样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作品，而实际上白庚延作品在艺术圈里的评价并没有如此之高，他另外两幅类似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得的价格不过区区几十万元。
看到天津文交所成功吸引大量热钱入市，全国各地兴起了文交所热潮。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的文交所超过50家，甚至引来香港和国外机构效仿。
暴涨之后紧跟的是暴跌。为了给过热的艺术品交易市场降温，天津文交所按照天津市政府监管部门的通知对《黄河咆哮》与《燕塞秋》实行停牌，并设定艺术品月价格涨跌幅度为20%。后来，这个涨跌幅度不断被缩小至10%，再至1%。3月24日，《黄河咆哮》与《燕塞秋》复牌交易，但由于天津文交所的朝令夕改且媒体对此予以了大规模围观报道，艺术股票的跌停之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30万进去，22元出来。”网友在文交所乱象里坐了趟过山车。“如果你经历了天津文交所100多个跌停，你就感觉股市实在是不错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2011年11月11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38号文”）。其中明确要求，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五不得”彻底否定了文交所的“类证券化”交易模式，这也正好击中了文交所的“死穴”。紧接着，12月30日，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简称“49号令”），督促各地组织力量整顿文交所。“49号令”中，政府明确提出“四不得”，进一步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严格排除在合法经营范围之外，并规定以后新设立文交所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外，在清理整顿期间，各地均不得设立新的文交所。这意味着文交所遍地开花的现象已成为历史。
文交所的对与错
事实上，文交所在中国诞生，是“恰逢其时”地把艺术与金融嫁接在了一起。
我们应该承认，资本注入文化产业符合国家政策趋势，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例如一大批艺术家的创作项目都得仰仗经济扶持。
但是文交所的形式还是难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有圈内人称之为“中国艺术界的怪胎”。这样的怪胎究竟有没有可能培养出我们满心期望的超人？之前，已经有大部分艺术家对于文交所的形式表示反感。艺术品能不能估价，究竟应该由谁来估价？
艺术品和一般的商品不同，非实物的艺术品能否实行份额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存在问题。股市存在的基础是上市公司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扩大生产经营，公司产品和服务在升级过程中增值是可见或可评估的。
然而对于艺术价值的评估和预测并非易事。艺术品不同于一般产品，无法依靠成本定价。而且无论中外，一直以来艺术品行业缺乏统一、权威的估值标准。股票的定价方式通常包括现金折现法和可比公司法，且决定股价的收入、利润、增长率等参数都具有可验证性。但艺术品本身并不带来现金流，对其价值判断难免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投资银行所擅长的种种数据模型在艺术品领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其价值前景更是难以预测。
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监管和信用保障，文交所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更在交易过程中担当了庄家、估价、卖家的一条龙角色，艺术价值竟成了资本角力的标签，资本强奸艺术成了不争的事实。
国外的艺术品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艺术评论体系相对健全，投资人可以依照艺术规律进行投资。即便如此，有数据显示国外艺术品基金的回报率依旧很不稳定。
相比之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刚刚起步、艺术评价体系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中国的资本在介入艺术品时普遍无序，盲目追逐短期利益。这和文交所这个形式从金融圈发起而不是从文化圈出现不无关系。甚至当前的国情是，国民还普遍缺乏美育基础，原有传统的一级画廊与艺术经纪以及二级拍卖市场在中国都没有成熟，这个时候又有文交所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品交易形式在铺天盖地的资本狂潮中猝然而生，这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可能是拔苗助长，抑或雪上加霜。
政策解读:
西沐：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华手工》：此次对于文交所的整顿先下发了“38号文”、“49号令”，后来又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艺术品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三个文件有什么关联？
西沐：这说明关于文交所的一个完整的政策板块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整顿并规范发展文交所的一套组合拳已经亮出。当下，我们已经不需要焦急地等待，也不是消极地应对，应该是建设性地关注与探讨，需要脚踏实地创新。因为没有创新，文交所就看不到未来。
文交所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其初衷是实现文化与金融的对接，突破文化产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但文交所一旦成立，它就成为了一个公共的平台，这个平台就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就是方便、效率、安全。
《中华手工》：文交所的整顿给艺术品市场建设带来了哪些建设性的思考？
西沐：文交所对市场的冲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也引发了人们许多思考。文交所在发展中也作了多方面探索。比如，提供了新的交易模式，建立了以标的物特性认知为基础的规范化支撑体系。另外，文交所不断完善退出机制，推进了大众参与艺术品交易的进程，有利于打破艺术品交易小众化的局面并完善监管体系。
《中华手工》：您认为经过整顿后，文交所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西沐：我认为首先应该重视文交所作为一个公开、公众、公平、透明的交易平台的作用，发挥好登记与见证交易功能；其次，文交所还是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可以看作不同区域发展艺术金融产业的渠道，充分发挥其在艺术品资本市场建设上的作用。第三，要重新定位，文交所应依托不同的特定资源走“综合化 专业化”的路子，即要建构文交所新型的交易模式，建立以专业化、职业化服务为基础的多层次、多模式的艺术品投资与交易平台，这是文交所走出单一化模式并进行转型的关键。
文/赵捷
2011年，各地文交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品被拆分为一份份，像股票一样交易，引发了新一轮艺术品份额投资狂潮。然而年底，国务院下发“38号文”，不久，中宣部等5部门又联合出台“49号令”。两大禁令明确否定了目前各文交所存在的“等额拆分”、“集中竞价”、“持续挂牌交易”、“T 0实时交易”、“人数未限”的交易模式。短短一年，国内文交所经历大起大落，从诞生、火爆、跟风、质疑到清理整顿，舆论普遍认为两大禁令将使文交所遭遇巨大挫折，甚至有评论说，2012年文交所或将经历生死大劫。
究竟“38号文”该如何解读？文交所的诞生是否错了？文交所又有没有未来呢？
文交所的疯狂和乱象
2011年1月26日，国内首份艺术品份额在天津文交所上线交易，文交所艺术品份额交易由此踏上疯狂之旅。
津派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书画作品《黄河咆哮》和《燕塞秋》，作为首批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的艺术品，分别被估价600万元与500万元，拆分为600万份与500万份，每份价格1元。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只“艺术股”身价各翻17倍，单份价格最高甚至炒到18元之上。这意味着《黄河咆哮》的市场价格达到了1亿元之高。这样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作品，而实际上白庚延作品在艺术圈里的评价并没有如此之高，他另外两幅类似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得的价格不过区区几十万元。
看到天津文交所成功吸引大量热钱入市，全国各地兴起了文交所热潮。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的文交所超过50家，甚至引来香港和国外机构效仿。
暴涨之后紧跟的是暴跌。为了给过热的艺术品交易市场降温，天津文交所按照天津市政府监管部门的通知对《黄河咆哮》与《燕塞秋》实行停牌，并设定艺术品月价格涨跌幅度为20%。后来，这个涨跌幅度不断被缩小至10%，再至1%。3月24日，《黄河咆哮》与《燕塞秋》复牌交易，但由于天津文交所的朝令夕改且媒体对此予以了大规模围观报道，艺术股票的跌停之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30万进去，22元出来。”网友在文交所乱象里坐了趟过山车。“如果你经历了天津文交所100多个跌停，你就感觉股市实在是不错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2011年11月11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38号文”）。其中明确要求，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五不得”彻底否定了文交所的“类证券化”交易模式，这也正好击中了文交所的“死穴”。紧接着，12月30日，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简称“49号令”），督促各地组织力量整顿文交所。“49号令”中，政府明确提出“四不得”，进一步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严格排除在合法经营范围之外，并规定以后新设立文交所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外，在清理整顿期间，各地均不得设立新的文交所。这意味着文交所遍地开花的现象已成为历史。
文交所的对与错
事实上，文交所在中国诞生，是“恰逢其时”地把艺术与金融嫁接在了一起。
我们应该承认，资本注入文化产业符合国家政策趋势，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例如一大批艺术家的创作项目都得仰仗经济扶持。
但是文交所的形式还是难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有圈内人称之为“中国艺术界的怪胎”。这样的怪胎究竟有没有可能培养出我们满心期望的超人？之前，已经有大部分艺术家对于文交所的形式表示反感。艺术品能不能估价，究竟应该由谁来估价？
艺术品和一般的商品不同，非实物的艺术品能否实行份额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存在问题。股市存在的基础是上市公司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扩大生产经营，公司产品和服务在升级过程中增值是可见或可评估的。
然而对于艺术价值的评估和预测并非易事。艺术品不同于一般产品，无法依靠成本定价。而且无论中外，一直以来艺术品行业缺乏统一、权威的估值标准。股票的定价方式通常包括现金折现法和可比公司法，且决定股价的收入、利润、增长率等参数都具有可验证性。但艺术品本身并不带来现金流，对其价值判断难免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投资银行所擅长的种种数据模型在艺术品领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其价值前景更是难以预测。
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监管和信用保障，文交所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更在交易过程中担当了庄家、估价、卖家的一条龙角色，艺术价值竟成了资本角力的标签，资本强奸艺术成了不争的事实。
国外的艺术品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艺术评论体系相对健全，投资人可以依照艺术规律进行投资。即便如此，有数据显示国外艺术品基金的回报率依旧很不稳定。
相比之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刚刚起步、艺术评价体系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中国的资本在介入艺术品时普遍无序，盲目追逐短期利益。这和文交所这个形式从金融圈发起而不是从文化圈出现不无关系。甚至当前的国情是，国民还普遍缺乏美育基础，原有传统的一级画廊与艺术经纪以及二级拍卖市场在中国都没有成熟，这个时候又有文交所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品交易形式在铺天盖地的资本狂潮中猝然而生，这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可能是拔苗助长，抑或雪上加霜。
政策解读:
西沐：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华手工》：此次对于文交所的整顿先下发了“38号文”、“49号令”，后来又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艺术品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三个文件有什么关联？
西沐：这说明关于文交所的一个完整的政策板块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整顿并规范发展文交所的一套组合拳已经亮出。当下，我们已经不需要焦急地等待，也不是消极地应对，应该是建设性地关注与探讨，需要脚踏实地创新。因为没有创新，文交所就看不到未来。
文交所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其初衷是实现文化与金融的对接，突破文化产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但文交所一旦成立，它就成为了一个公共的平台，这个平台就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就是方便、效率、安全。
《中华手工》：文交所的整顿给艺术品市场建设带来了哪些建设性的思考？
西沐：文交所对市场的冲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也引发了人们许多思考。文交所在发展中也作了多方面探索。比如，提供了新的交易模式，建立了以标的物特性认知为基础的规范化支撑体系。另外，文交所不断完善退出机制，推进了大众参与艺术品交易的进程，有利于打破艺术品交易小众化的局面并完善监管体系。
《中华手工》：您认为经过整顿后，文交所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西沐：我认为首先应该重视文交所作为一个公开、公众、公平、透明的交易平台的作用，发挥好登记与见证交易功能；其次，文交所还是一个资本运作平台，可以看作不同区域发展艺术金融产业的渠道，充分发挥其在艺术品资本市场建设上的作用。第三，要重新定位，文交所应依托不同的特定资源走“综合化 专业化”的路子，即要建构文交所新型的交易模式，建立以专业化、职业化服务为基础的多层次、多模式的艺术品投资与交易平台，这是文交所走出单一化模式并进行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