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国与妻子王海英以叙事的方式在798艺术区呈现了其人生成长的道路和艺术的心迹，这在当下偏重以观念和纯形式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心境的作品有着方式的不同。因为当代艺术家有这么一个特性，即强调观念性的审美独立，以摆脱美术史中的以写实的、讲故事的、内容与形式相吻合的叙事性文本所带来的影响。而陈宝国恰恰以叙事的方式来陈述自我的历程，恰恰形成了一种具有事实描述的故事性特征。这种方式可以使受众以一个多角度的视野去解读这位艺术家，从而使人们对艺术家之人生历程中所凝结的果实——作品，有一个深层的理解。这种档案式的传播方式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在这个展示空间里，你会看到伴随着陈宝国生活、成长所用的器具，这里有他曾做过无数梦境的床，有他于田间辛勤耕作的农具，还有他下煤窑时曾戴过的黑暗中的希望——矿帽，更有曾承载他奔走于人生之路上的旧迈的自行车……，这些生活用具，潜匿着陈宝国曾留下过的体温，弥漫着陈宝国的气息，当这些用具构成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之中，这些印烙下生活节点的用具便生成了一个“场”的效能，因而，也就生成了文本意义。这些道具对于叙述陈宝国的人生——艺术的发展之路无疑起到了一种类似文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便体现在由陈宝国生活史汇集而成的艺术心迹——“一个798的故事——抗拒”之中。
　　“抗拒”一词有抵抗与拒绝两种意义构成，但其中心意指是：以自我的力量、意志去对抗大于自我力量的不平的境遇与事物，其意义在于从抗争中表达自我价值的存在，表达自我的人格精神，如陈宝国所言，抗拒的是贫穷、愚昧、落后、社会的不公、城乡的差距、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这种抗拒精神形成在他的人生道路之中，凝聚在他的具有当代性精神的雕塑艺术之内，说到此，自然地要回归到艺术家的作品身上了。
　　陈宝国的系列雕塑作品“显态记”，是用“喜极”“忧极”“思极”“怒极”的具有象征性语言的图像方式来表现人的情绪在特定的时空中所显现出的态式。这种显态可以视作是陈宝国的“表情”，也可以视作“一个共性的人”的表情，当陈宝国以个体所组成的系列来表现这种人的或曰人类的表情之时，这个“表情”便具有了共性甚至是社会性。人的心态在一般情况下是隐藏着的，包装着的，但当外部的世界与内心世界产生碰撞与摩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内心感受终会失控地冲出自我的美妙包装，而显露出人的本原性。这种“显态”是对内心世界的刻画，也是人生百态于现实中的反映。
　　除了“显态记”所表现出的社会意义，我们可曾注意到陈宝国的“显态”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他的“显态”之形式结构从外部的大观来看均呈长方体之状，这暗喻着人的表情是在框架之内的表情，人的动作是于桎梏之中的动作。虽然这种喜怒哀乐都已释放到终极，但这个“喜极”“忧极”之“极”字，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没有太大动式的框架之内。这象征着由于长久的压抑已形成了不自觉的束缚，我们的情感释放，自然地也只能在这种框架之内进行着戴镣铐的跳舞了。
　　这种被压缩或者说是压制的体积，从空间形式的外观而言，似乎仅仅表述的是一种形体结构，然而这种形体结构的内质正是蓄集抗拒之能量的内核。由于陈宝国所塑造的形象具有预先的设计性，所以，使得其人物面部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在这空间限制中凸显出它的张力，因此，更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无奈，因而也更加使得这种抗拒和博弈精神具有了内蕴的力度。所以，艺术的张力不仅在于形式，更为深切的张力应存在于内涵之中。
　　还有一点，“显态”之系列雕塑，陈宝国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或曰民间的塑形方法，它不以体块之间的切换来表现体积、空间，而是在“线”的转换中借代出形与体的空间关系，在一些局部关系的处理上陈宝国还显露出了一些手工艺的情感。当这种方式融汇于具有当代性的“问题”意识当中时，才使得这组作品具有了刚才提到的象征意义和由此引发的中国味。
　　一部部的普通人的生活史，集聚成了798的“艺术史”，陈宝国与妻子王海英是这部“艺术史”中的一个章节。他是从中国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有着公益情节的画廊负责人。陈宝国夫妇的故事具有个案性质，同时也具备了中国社会的某些共性的性质。这是一个励志的、发奋的、忍耐与抗争相互纠结的故事，是一个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又如何使自我价值成为社会所需的故事，它表明了艰苦的群体在向人生挑战、抗争中所显示出的不屈和勇气、智慧和胆魄，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如策展人朱青生先生所言：“展览真正想反映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何发挥他的作用以及他的生命和心态如何发展和展现的”。
　　目前，陈宝国仍在继续着他的“抗拒”之思，他将在另外一种叙意空间中显示出他的艺术切点，他不追求肢体语言的大幅度动式，而是有意于压制的空间内完成着他“抗”与“拒”的人生意志，当这种人生意志转化为审美意志时，也就使得他用特有的艺术符号运载出了他特有的艺术信息，这就是自嘲与无奈、自强与奋争相互交织、相互打磨所留下的艺术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