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会开始四五天了，宗萨仁波切的采访时间还未确定。
　　2012年11月初左右在菩提伽耶法会期间采访宗萨仁波切，是我们在出发前得到的回复。只是，哪天采访、多长时间，没人能确定，到了后才知道，连仁波切本人都无法确定。
　　法会期间，仁波切的时间安排按分计算——每天主持法会、接见世界各地请求开示的佛弟子、参加基金会的会议……
　　这期间，我通过外围采访和观察，不停修改采访提纲，最终拿出100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仁波切没有时间。”
　　采访其实就是一场战争，两个人的对话就是一场博弈，尤其对于记者而言，气势稍弱就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结果就是，听采访录音时发现除了被采访者的声音，你没从他那拿到任何有价值并想要的答案。
　　我们每天全副武装等待那声令下。
　　11月1日，仁波切的助手Pawo说，“当面采访的可能性不大，仁波切没有时间，你把录音笔给他，他抽出时间可以对着录音笔回答问题。”
　　这和电子邮件采访有什么区别呢？
　　我把录音笔给了Pawo，但不肯放弃面对面的采访。
　　“给我一个小时就行！”
　　“好吧，半个小时总行吧？”
　　11月2日晚上，终于等到和仁波切面对面的采访。一个小时后，他说，“今天的采访先到这吧，我们再约时间，我会把你这些问题都回答完。”
　　这个消息本该让我雀跃不已，可我却有深深的挫败感。采访结束后，天已经黑了，外面下起雨。我没打伞，绕着寺院里的佛堂一圈又一圈地转，试图捋顺自己内心的纠结。宗萨仁波切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位上师，面对他时，我无法摆脱一个佛弟子在听上师开示的心理。作为记者，虽然没有落下每一个追问的机会，可气场完全不对，我在跟自己不停地做斗争，纠正自己的心态。
　　这是一种被动的状态。采访中，记者应该掌握主动权，这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采访。我决定，下次采访时，告诉他我这种心理。
　　第二次采访时，屋子里至少有10个人。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仁波切昨天的心理，新的问题又来了。采访开始没多久，仁波切想不起一个演员的名字，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帮着回忆，气氛顿时乱了起来，话题外延，大家已经忘记我们是在采访中。
　　采访是一件极其孤独和没有安全感的事情，一个安静的采访环境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采访时我一直努力要求一对一的原因。这种时刻，我脆弱得像一只老化的琴弦，稍微一碰即可崩断。

　　嘈杂的声音延续了10分钟，这10分钟里，我甚至软弱地盼着快点结束今天的采访……
　　此时，只有继续发问。用有质量的问题让大家安静下来。
　　“听说你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通常，我们体验到的爱情是痛苦比快乐多、占有欲强的状态，你感受到这些苦了吗？你用什么态度去爱对方？”
　　“我从来没被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想想。”
　　大家安静下来。我知道，此时，这个场的主动权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采访一共进行了5次，共6个小时，文章刊出2万字。
　　在我心里，这件事圆满了，因为我达到了对自己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