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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吸取营养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一个大问题，是人人都认可了的无需论证的老观点。整个文化艺术领域都在这种学术语境中探索着各自领域如何真正做到民族化的问题。
在音乐创作中，“新民歌创作”、“新民乐创作”的确是民族化的一种尝试。但如果仅仅认为这就是民族化是不是一种肤浅理解？假如电影《卧虎藏龙》只是民族画卷式的江南竹林、大漠风光、高墙深院那仅仅是吸取了“民族之皮”，但李安的高明在于通过蕴涵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武侠情怀，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下人性中的情理冲突、本我超我冲突。整部作品内敛而忧伤、悲剧而美丽，内容和形式都散发着浓浓的民族味。反观我们的歌曲创作，通过媒体我们的确感知到不少似乎很民族的歌曲，但那种真正进入民族根性、引起民众强烈共鸣和文化认同感的东西似乎不多。更多的是一种随大流式的矫情，就像一个对传统文化根本不感兴趣的人在装修家居的时候花上大把钞票买明清时期的老家具来附庸风雅。一些歌曲创作者、晚会导演心照不宣地“忽悠”：不就是民族化吗？这还不容易，将民歌、民族民间乐曲加上新式的时尚的配器，进行市场化的包装推广与运作不就OK了？当民族化成为追逐时尚潮流，以民歌的形式做一做新瓶灌旧酒伎俩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心平气和地反思一下，民族化到底是什么？到底如何看待歌曲创作中民族化问题？民族根性和民歌根性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大的论题。本文仅从反映了中国民歌根性的三个关键词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比较个人化的审理。
众所周知，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人物的对白，情景的设计和情节推进等来突出民族根性在人物内心的心理冲突。那歌曲如何体现这种根性？加之我国民歌资源非常丰富，各地方民歌特点异彩纷呈，它们共通的东西在哪里？民歌的根在哪里？切入该文主题，我们只提三个关键词：忧伤，叙事，爱情。
民歌的根在哪里？在民众的生活，民歌记载了民众的劳动、生活、爱情和习俗，存储着数千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民众的生活是民众生命的呈现形式。而生命的底色是以忧伤作为基础。因为生命本身是有缺陷的，生命的欠然乃是忧伤的本源性基础，民歌恰恰就是显现生命的欠缺。想象扩张了生活的空间，艺术就是弥补了生命的缺陷。你去看，无论是大西北的信天游，青海花儿，蒙古族的长调，藏族的“拉伊”都抹上了浓浓的忧伤底色。那“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山野土歌”无不透过忧伤散发着对生命的感怀。如果我们的歌曲故意遮蔽忧伤，认为那是人的不思进取，这其实是对生命本原的贬损。因为没有忧伤就没有忧患，没有忧患就没有关怀，没有关怀就没有终极超越，这是生命哲学的思考，也是我们歌曲创作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现在缺乏大气而对生命审理冥思的作品。
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编年史和历史传说。”民歌的发轫本身就来自于传达信息的功能。民歌的叙事使人们懂得生存之道，懂得繁衍生息，民歌通过叙事传达着反映着底层生活的状态，传唱不止的那些民歌都是草根性的叙事。这种叙事直视你我，直接表白、朴素、未经雕琢、处处散发生命的原始和冲动，无须说教就可震撼，无须强迫就会浸润。它是生活的写照，是人的生命的写照。这种叙事是小叙事，不是宏大叙事。经过渲染、刻意雕凿的宏大叙事不是民歌而是颂歌。我们现在很多歌曲失去这种直白朴素的叙事性。是深入生活不够吗？不完全是。在我们看来，人们常说的“采风”不仅仅是创作者去收集民族民间歌曲素材，还要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因此，田野调查、质的研究不是民族音乐学者的专利和任务，歌曲创作者也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
爱是生命的本真，人类最优秀的诗歌，最优秀的歌曲很多与爱情有关，而且大多是在失恋时写的，爱情离人性最近，离生命最近。爱情是生命繁衍的动力，也是生命的。但由于我们的歌曲创作惯于宏伟主题惯于宏大叙事而离爱情最远，因此离民众最远。人人都需要爱情，包括作曲者自己，但在表达爱情时，我们的创作往往滞后于我们生命的冲动，这是为什么？
超越民歌之上就是宏大的社会颂歌，它是遮蔽了忧伤、叙事、爱情的。我们曾经完全生活在颂歌的时代。尽管现在时代进步了, 歌曲创作却仍有着浓厚的颂歌情结：少有唱出生命中最柔软的那部分——忧伤的底色、爱情；少有直白简洁的叙事，怕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小资情调、格调不高、教育性不强、思想性不强。我们惯于宏大主题，惯于高高在上以说教的口吻控制民众的个人审美取向。这种远离生命，没有“我”的创作显然与当今以人为本的生命哲学语境是背道而驰的。
结合以上三个关键词和生命哲学的启示，我们对当今的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作了以下思考。
一、回归生活——歌曲创作的原本性回归
对于一直秉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主流创作群体来说，对于一直以来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知思维的我们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不是陌生的字眼。但为什么真正进入民众生活的歌曲却那么少。这里存在着对“生活”在什么层面进行怎样理解的问题。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那时的歌曲非常回归生活。但从人性的角度，那时的生活是正常的吗？那时歌曲的生活性是给当时扭曲了的生活以添油加料般地鼓吹，是远离了真正意义的生活的。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生活”这个概念的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正常的人性的生活。
提出“回归生活”不是从一个生活的具体态势、模式去衡量、评价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一种生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审理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是什么，确切地说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生命意义的角度、从人学的角度去给予定义。“回归生活”是20世纪胡塞尔、哈贝马斯等诸多哲学家看到欧洲科学异化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人的危机而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主张回归真正的生活世界，将生活世界本身作为意义和价值生成的源泉，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寻找人的自我生成，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在关注人、关注人的本性和发展提升的现代哲学思考。当今，“回归生活”成为文化艺术教育诸多领域的人本主义思考和人文主义复兴的口号，它张扬人性，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人，只有人才是一切抉择的出发点，而不是外在于人之外的那些东西。
回归生活除了代表“歌曲的创作应该反映生活，富有生活气息、具有时代精神”这种无须论证的常识以外，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昭示我们：当我们去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什么是考虑的出发点：是人吗？我的创作有人味吗？还是我要迎合某种“非人”的东西。当今的歌曲创作，人的味道的东西还是太少。无论是震撼人心灵的大作品还是迎合了人的原本性需求的小作品都比较奇缺。“回归生活”应该成为民族化歌曲创作首先要思考的原点问题。大部分人会说，我们仅仅是写歌的，无法去左右一些东西。但我们是否想过，我们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在歌曲创作领域中可以有所作为的精神的引领者，文化的促进者。如果没有这种责任心，充其量是一匠人，而不是大手笔、大师。这个时代，从技术层面不乏歌曲创作的高超匠人，但从思想精神层面缺乏胸怀责任、人文关怀的大家。
二、回归情感——歌曲创作诗意的栖居
在科学的发展把人带入物质领域无所不能的21世纪，人为什么还在忧伤，还在动情，还在不停地反问自己什么是真？什么是爱？什么是善？什么是情？还在一次次的精神迷失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家园？因为我们是人，注定“情感”是我们一辈子的关键词。如果去问任何一个有点音乐经验的人：“你怀疑音乐的情感性吗”？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歌曲，从本质上来说，带有说和倾诉的性质，是迎合、反映、鼓励和安慰人的心灵的。这一点相信创作者是深谙其道的，但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的歌曲创作有所作为吗？在媒体左右人们大部分精神需要的当下，打开电视，不乏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用尽现代技法精美打造的晚会歌曲。可是有多少真正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动情？有多少是真实情感？有多少是赶制出来凑数的？有多少是大而空的颂歌，有多少是歌词旋律既粗糙又生硬？让你恨不得关上电视或换频道。
“情感”在西方有一条明显的回归之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艺术创作日益走向世俗走向民众。人内在的情感需求——需要表达、需要被倾听的脆弱人性得到肯定和彰显。从那以后，人开始认识到自我，人开始学会如何用人的眼光、人的角度、人的标准来反观自我、关注自我、关怀自我，并随着历史车轮的跟进，人只会越来越关注自己，呵护自己的情感并以“类”的角色认同感去关注他人！关注人生！关注社会！遗憾的是，当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音乐的创作范式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内在品质却没有很好地吸收之官僚文化霸权控制的一段历史所形成的心理障碍使我们的创作远离情感。
“回归情感”是指感情的大胆暴露而不是小心地遮蔽，是回归到人真实的情感，而不是做作出来的情感；是感情的有感而发，不是被煽动而挤出眼泪。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态度和状态。动情在于打动人心，那些借助情感之名而实现某种控制最多只能算是情感的短暂游戏，永远无法触及到情的触痛点。
如果说“回归生活”是大的哲学文化背景，那么，情感，真实的情感则是每个人心目中小我的、私密性的人性存在，是充满着人学味道和人文关怀的。当今，我们缺乏诗意的作品。
三、民歌立场的哲学思考——
歌曲创作者的“无立场”态度
作为哲学的反思只能是无立场的，开放性的。只有无立场性才能形成哲学作为思想最后批判的绝对元性质。无立场就是说，我们虽然关心时代，关心非音乐的东西，但我们的思考却是基于音乐本身的，是从永恒去看问题的。无立场的思维首先是摆脱某一种单面的价值立场，反思自己的立场或价值偏好，不要以某一集团代言人的感觉乞求传达某种价值观或进行审美剥夺。
我们以前惯于从所谓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且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当作最高的价值真理，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把某一种立场的结论当作创作的前提，例如我们会认为爱、情、叙事、生活等等之思想性、主题性、政治性、教育性不强；因此在创作中故意遮蔽那些所谓格调不高的东西，或是担心生命本原的、冲动的描绘和歌唱可能毒害人们的心灵和侵蚀人们的坚强意志，因此习惯用颂歌来指挥和控制人们的视听领域。我们的创作之所以远离生命、远离人性，不那么民族化就是因为我们太有立场，太有一套自己认为可以左右人们思想的价值取向，一套所谓真理的立场。这种立场通常是社会控制论的立场，主流话语霸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
我们把人们看成是需要被救助的，需要教化的。但人，真的需要被教化吗？确切地讲需要一定通过歌曲来教化吗？马斯洛提出人有低级需求和高级需求的需要层次论。人的内在驱动力使人不停地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这种内驱力表现在审美上，就是民众对音乐感受力、鉴别力、批判力和自主意识的提高。这也是创作者感受到现在的观众越来越难以“忽悠”的原因。民众不需要通过歌曲教化，需要的是与其生命共振的作品。这种歌曲是盐融入水的真善美的浸淫。任何指望依靠控制手段达到教化的功能犹如沙滩上的一幅画都是不可靠的。
无立场其实也是一种立场，只不过这个立场不是狭隘的小立场，而是事情本身的立场，是歌曲本身的立场。那歌曲本身的立场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立场是基于生命的。民族民间歌曲正因为基于生命的立场才会流芳百世。因此，歌曲创作者的“无立场”状态就是民歌的立场。当我们达到这种无立场的状态，回归生活、回归情感可能就很近了。
王跃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在音乐创作中，“新民歌创作”、“新民乐创作”的确是民族化的一种尝试。但如果仅仅认为这就是民族化是不是一种肤浅理解？假如电影《卧虎藏龙》只是民族画卷式的江南竹林、大漠风光、高墙深院那仅仅是吸取了“民族之皮”，但李安的高明在于通过蕴涵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武侠情怀，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下人性中的情理冲突、本我超我冲突。整部作品内敛而忧伤、悲剧而美丽，内容和形式都散发着浓浓的民族味。反观我们的歌曲创作，通过媒体我们的确感知到不少似乎很民族的歌曲，但那种真正进入民族根性、引起民众强烈共鸣和文化认同感的东西似乎不多。更多的是一种随大流式的矫情，就像一个对传统文化根本不感兴趣的人在装修家居的时候花上大把钞票买明清时期的老家具来附庸风雅。一些歌曲创作者、晚会导演心照不宣地“忽悠”：不就是民族化吗？这还不容易，将民歌、民族民间乐曲加上新式的时尚的配器，进行市场化的包装推广与运作不就OK了？当民族化成为追逐时尚潮流，以民歌的形式做一做新瓶灌旧酒伎俩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心平气和地反思一下，民族化到底是什么？到底如何看待歌曲创作中民族化问题？民族根性和民歌根性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大的论题。本文仅从反映了中国民歌根性的三个关键词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比较个人化的审理。
众所周知，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人物的对白，情景的设计和情节推进等来突出民族根性在人物内心的心理冲突。那歌曲如何体现这种根性？加之我国民歌资源非常丰富，各地方民歌特点异彩纷呈，它们共通的东西在哪里？民歌的根在哪里？切入该文主题，我们只提三个关键词：忧伤，叙事，爱情。
民歌的根在哪里？在民众的生活，民歌记载了民众的劳动、生活、爱情和习俗，存储着数千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民众的生活是民众生命的呈现形式。而生命的底色是以忧伤作为基础。因为生命本身是有缺陷的，生命的欠然乃是忧伤的本源性基础，民歌恰恰就是显现生命的欠缺。想象扩张了生活的空间，艺术就是弥补了生命的缺陷。你去看，无论是大西北的信天游，青海花儿，蒙古族的长调，藏族的“拉伊”都抹上了浓浓的忧伤底色。那“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山野土歌”无不透过忧伤散发着对生命的感怀。如果我们的歌曲故意遮蔽忧伤，认为那是人的不思进取，这其实是对生命本原的贬损。因为没有忧伤就没有忧患，没有忧患就没有关怀，没有关怀就没有终极超越，这是生命哲学的思考，也是我们歌曲创作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现在缺乏大气而对生命审理冥思的作品。
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编年史和历史传说。”民歌的发轫本身就来自于传达信息的功能。民歌的叙事使人们懂得生存之道，懂得繁衍生息，民歌通过叙事传达着反映着底层生活的状态，传唱不止的那些民歌都是草根性的叙事。这种叙事直视你我，直接表白、朴素、未经雕琢、处处散发生命的原始和冲动，无须说教就可震撼，无须强迫就会浸润。它是生活的写照，是人的生命的写照。这种叙事是小叙事，不是宏大叙事。经过渲染、刻意雕凿的宏大叙事不是民歌而是颂歌。我们现在很多歌曲失去这种直白朴素的叙事性。是深入生活不够吗？不完全是。在我们看来，人们常说的“采风”不仅仅是创作者去收集民族民间歌曲素材，还要深入到其精神内核。因此，田野调查、质的研究不是民族音乐学者的专利和任务，歌曲创作者也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
爱是生命的本真，人类最优秀的诗歌，最优秀的歌曲很多与爱情有关，而且大多是在失恋时写的，爱情离人性最近，离生命最近。爱情是生命繁衍的动力，也是生命的。但由于我们的歌曲创作惯于宏伟主题惯于宏大叙事而离爱情最远，因此离民众最远。人人都需要爱情，包括作曲者自己，但在表达爱情时，我们的创作往往滞后于我们生命的冲动，这是为什么？
超越民歌之上就是宏大的社会颂歌，它是遮蔽了忧伤、叙事、爱情的。我们曾经完全生活在颂歌的时代。尽管现在时代进步了, 歌曲创作却仍有着浓厚的颂歌情结：少有唱出生命中最柔软的那部分——忧伤的底色、爱情；少有直白简洁的叙事，怕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小资情调、格调不高、教育性不强、思想性不强。我们惯于宏大主题，惯于高高在上以说教的口吻控制民众的个人审美取向。这种远离生命，没有“我”的创作显然与当今以人为本的生命哲学语境是背道而驰的。
结合以上三个关键词和生命哲学的启示，我们对当今的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作了以下思考。
一、回归生活——歌曲创作的原本性回归
对于一直秉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主流创作群体来说，对于一直以来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知思维的我们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不是陌生的字眼。但为什么真正进入民众生活的歌曲却那么少。这里存在着对“生活”在什么层面进行怎样理解的问题。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那时的歌曲非常回归生活。但从人性的角度，那时的生活是正常的吗？那时歌曲的生活性是给当时扭曲了的生活以添油加料般地鼓吹，是远离了真正意义的生活的。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生活”这个概念的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正常的人性的生活。
提出“回归生活”不是从一个生活的具体态势、模式去衡量、评价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一种生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审理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是什么，确切地说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生命意义的角度、从人学的角度去给予定义。“回归生活”是20世纪胡塞尔、哈贝马斯等诸多哲学家看到欧洲科学异化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人的危机而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主张回归真正的生活世界，将生活世界本身作为意义和价值生成的源泉，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寻找人的自我生成，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在关注人、关注人的本性和发展提升的现代哲学思考。当今，“回归生活”成为文化艺术教育诸多领域的人本主义思考和人文主义复兴的口号，它张扬人性，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人，只有人才是一切抉择的出发点，而不是外在于人之外的那些东西。
回归生活除了代表“歌曲的创作应该反映生活，富有生活气息、具有时代精神”这种无须论证的常识以外，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昭示我们：当我们去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什么是考虑的出发点：是人吗？我的创作有人味吗？还是我要迎合某种“非人”的东西。当今的歌曲创作，人的味道的东西还是太少。无论是震撼人心灵的大作品还是迎合了人的原本性需求的小作品都比较奇缺。“回归生活”应该成为民族化歌曲创作首先要思考的原点问题。大部分人会说，我们仅仅是写歌的，无法去左右一些东西。但我们是否想过，我们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在歌曲创作领域中可以有所作为的精神的引领者，文化的促进者。如果没有这种责任心，充其量是一匠人，而不是大手笔、大师。这个时代，从技术层面不乏歌曲创作的高超匠人，但从思想精神层面缺乏胸怀责任、人文关怀的大家。
二、回归情感——歌曲创作诗意的栖居
在科学的发展把人带入物质领域无所不能的21世纪，人为什么还在忧伤，还在动情，还在不停地反问自己什么是真？什么是爱？什么是善？什么是情？还在一次次的精神迷失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家园？因为我们是人，注定“情感”是我们一辈子的关键词。如果去问任何一个有点音乐经验的人：“你怀疑音乐的情感性吗”？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歌曲，从本质上来说，带有说和倾诉的性质，是迎合、反映、鼓励和安慰人的心灵的。这一点相信创作者是深谙其道的，但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的歌曲创作有所作为吗？在媒体左右人们大部分精神需要的当下，打开电视，不乏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用尽现代技法精美打造的晚会歌曲。可是有多少真正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动情？有多少是真实情感？有多少是赶制出来凑数的？有多少是大而空的颂歌，有多少是歌词旋律既粗糙又生硬？让你恨不得关上电视或换频道。
“情感”在西方有一条明显的回归之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艺术创作日益走向世俗走向民众。人内在的情感需求——需要表达、需要被倾听的脆弱人性得到肯定和彰显。从那以后，人开始认识到自我，人开始学会如何用人的眼光、人的角度、人的标准来反观自我、关注自我、关怀自我，并随着历史车轮的跟进，人只会越来越关注自己，呵护自己的情感并以“类”的角色认同感去关注他人！关注人生！关注社会！遗憾的是，当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音乐的创作范式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内在品质却没有很好地吸收之官僚文化霸权控制的一段历史所形成的心理障碍使我们的创作远离情感。
“回归情感”是指感情的大胆暴露而不是小心地遮蔽，是回归到人真实的情感，而不是做作出来的情感；是感情的有感而发，不是被煽动而挤出眼泪。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态度和状态。动情在于打动人心，那些借助情感之名而实现某种控制最多只能算是情感的短暂游戏，永远无法触及到情的触痛点。
如果说“回归生活”是大的哲学文化背景，那么，情感，真实的情感则是每个人心目中小我的、私密性的人性存在，是充满着人学味道和人文关怀的。当今，我们缺乏诗意的作品。
三、民歌立场的哲学思考——
歌曲创作者的“无立场”态度
作为哲学的反思只能是无立场的，开放性的。只有无立场性才能形成哲学作为思想最后批判的绝对元性质。无立场就是说，我们虽然关心时代，关心非音乐的东西，但我们的思考却是基于音乐本身的，是从永恒去看问题的。无立场的思维首先是摆脱某一种单面的价值立场，反思自己的立场或价值偏好，不要以某一集团代言人的感觉乞求传达某种价值观或进行审美剥夺。
我们以前惯于从所谓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且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当作最高的价值真理，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把某一种立场的结论当作创作的前提，例如我们会认为爱、情、叙事、生活等等之思想性、主题性、政治性、教育性不强；因此在创作中故意遮蔽那些所谓格调不高的东西，或是担心生命本原的、冲动的描绘和歌唱可能毒害人们的心灵和侵蚀人们的坚强意志，因此习惯用颂歌来指挥和控制人们的视听领域。我们的创作之所以远离生命、远离人性，不那么民族化就是因为我们太有立场，太有一套自己认为可以左右人们思想的价值取向，一套所谓真理的立场。这种立场通常是社会控制论的立场，主流话语霸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
我们把人们看成是需要被救助的，需要教化的。但人，真的需要被教化吗？确切地讲需要一定通过歌曲来教化吗？马斯洛提出人有低级需求和高级需求的需要层次论。人的内在驱动力使人不停地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这种内驱力表现在审美上，就是民众对音乐感受力、鉴别力、批判力和自主意识的提高。这也是创作者感受到现在的观众越来越难以“忽悠”的原因。民众不需要通过歌曲教化，需要的是与其生命共振的作品。这种歌曲是盐融入水的真善美的浸淫。任何指望依靠控制手段达到教化的功能犹如沙滩上的一幅画都是不可靠的。
无立场其实也是一种立场，只不过这个立场不是狭隘的小立场，而是事情本身的立场，是歌曲本身的立场。那歌曲本身的立场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立场是基于生命的。民族民间歌曲正因为基于生命的立场才会流芳百世。因此，歌曲创作者的“无立场”状态就是民歌的立场。当我们达到这种无立场的状态，回归生活、回归情感可能就很近了。
王跃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