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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德·弗兰克于一九九八年推出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下简称《白银资本》，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下引此书只标页码）一书，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目前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五百年前并无截然不同。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从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之所以最终在十九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学界对于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的运用。弗兰克认为，十八世纪后期，东方世界开始进入一个衰落的B阶段，这使得处于边陲地区的西方能够借机超过东方。另外，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东亚（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弗兰克的这种论断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有多大的适用性？能否如此推而广之？如果答案为否，弗兰克的整个论证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对于世界经济体系长期性的认识。弗兰克认为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以及东亚的将再次兴起）实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结果。但是，正如何维保在《周期理论与长时段》（《史学理论研究》二零零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十九世纪、十六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事实上，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做任何界定，这固然方便了他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自由地进行论证，但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
三是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联系的，是对于世界经济“中心”的界定。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然而，到底成为中心的标准是什么？弗兰克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他的标准就是贵金属货币在全球的流动。在作者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然而从历史来看，如秦晖先生所述，宋金对峙时，南宋钱币长期流入金朝，但这并不能证明南宋是边缘地区。当今来看，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经济的中心却在美国。换言之，生产中心不一定是经济中心。
四是只重经济，不重政治、文化、军事等其他方面。弗兰克自己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319页）。然而，可惜的是，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基本只是研究关注了这三条腿中的一条。事实上，在各种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理论中，政治、军事、文化层面的内容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弗兰克和马克思都同意经济是基础，但在考察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等问题时，只从经济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该书利用“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弗兰克提出在一四零零至一八零零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因为其制度更为理性、生产更为发达、产品更加优良，因此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相反，依附于这个体系的欧洲国家则长期落后，处于贸易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供给使欧洲可以不间断地购买亚洲所生产的实用商品，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了欧洲的生态和资源压力，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扩大了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亚洲则逐渐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源造成劳动的廉价”。“一八零零年前后在与欧洲进行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不是普遍的贫困，更不是传统或失败，用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的术语说，恰恰是它们的成功导致了失败。因为造成亚洲的经济竞争障碍的，乃是它先前回应长期‘A’阶段扩张的经济刺激时取得的绝对和相对的成功。”（298页）简言之，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达，导致了她的落后。弗兰克的这套理论结合了内部因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密集的人口等）和外部因素（欧洲对于商品的需求和美洲的白银等），较之单纯强调“内因”和“外因”都更具说服力。
其实，“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并非弗兰克首次提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拉得哈·辛哈和伊懋可试图解释在中世纪具有很高技术创新能力、在当时全球范围也是很突出的中国为什么在帝制后期即明清两代却失去了大部分活力这个问题时即提出了这一命题。伊懋可指出：随着农业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日趋完善以至难以做出细小的改进，对农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战略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非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当暂时的短缺出现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多功能性便是比发明机器更快捷、更有保证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可以被形容为“高度平衡的陷阱”。
思考“高度平衡的陷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的另一句古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确，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很多事物，我们很难断定它的好坏。很多时候，事物的优点本身就是它的缺点，长处换个角度很可能恰恰就是它的短处。按照弗兰克“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的比喻，综合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明清之际，不单是经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历来以成熟而著名。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中国就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而复杂的官僚代理制度。这套制度的出现，又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实际情况的。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体现在国家政治制度上，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秦国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形成了竞争中的巨大优势，从而淘汰了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说，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而且，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各阶段社会的现实。在这套政治制度下，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自己的江山稳固长治久安，作为代理人的各级官僚对于他治下的资源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真正“封建制度”下分封的诸侯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小得多。对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然而，对于各级官僚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什么都是皇帝的，作为代理人的各级官僚又何必那么兢兢业业负责到底？在任无非三五载，何苦管它千万年？于是难免短期行为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
吴思先生指出，在欧洲，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和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中国的帝国制度反复轮回而基本结构不变，究其因，是我们的帝国制度如此的强大与发达，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修补演进之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龙配套无比发达利益均沾的明规则与“潜规则”体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正是这套体系，阻碍中国诞生出冲破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虽然政治制度不断修补，却始终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这种平衡却是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为保障的，这就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始终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周期性堕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文化方面，中国同样也以“早熟”闻名于世。“殷周之变”使中国人摆脱了对于鬼神的迷信，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又过早地使中国人远离了对于宗教的敬畏。然而，儒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如此之高，发展到宋明理学之后，更是要求“存天理，灭人欲”，一般人都难以企及。于是从帝王到官僚，再到普通民众，大家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套与儒家道德背离的“潜规则”体系。从帝王来说，虽然是“家天下”，但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决定了皇帝可以把自己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移给整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于是在这一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庸君比比皆是。对于官僚集团来说，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发源于各级官僚对于个人私利的本能追求。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自愿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儒家的整个施政纲领都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要求从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的境界既然如此之高难以达到，那么培养出一大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民间，更是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与各种民间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并行不悖的情况。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在儒家宣传的均衡体系和潜规则体系之间，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色中国人，就在这种文化“高度平衡的陷阱”中蝇营狗苟，此种情况，李贽称为“满场是假”。
相比之下，欧洲生产力落后，缺乏充分发育的官僚代理制度，没有像中国那样动辄可以调动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秩序的军事实力，更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所以最终没能够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强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才导致了资本有机会摸索建立一套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控制暴力的机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创造出更适宜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具有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的地理区域，适宜的气候，发达的农业和生产力，孕育出了发育完善、控制有力、与儒家文化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而这套制度，却使中国错过了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机会。“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尽管弗兰克声称应该研究全面的、综合的历史，应该用“三条腿”走路，但是起码在《白银资本》这本书中，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这些因素看似是无关紧要的。此书只做到了“片面的深刻”，并没有做到逻辑的严密，更没有做到综合的伟大。从长周期出发，他认为国家制度的不同不能影响它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升降，而且乐观地预计：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考虑到贡德·弗兰克的左翼背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难理解。然而，事情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假如真的如弗兰克所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时至今日，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跳出“高度平衡的陷阱”。从经济上来说，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自由竞争可以压低商品价格。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它从而也就可以带来两大坏处：就业的扩大会带来工资的下降或劳动力的廉价，商品价格的降低则会造成利润的下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一定会造成人均收入的减少，而充分的竞争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样的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仍然是现实。今天我们虽然提出了“经济转型”，但要彻底扭转这一模式似乎尚需时日。因此，尽管弗兰克的话很符合我们的美好愿望， 但我们对他的结论千万不可过分当真，盲目相信弗兰克的预测很容易被引入一种守株待兔式的机会主义泥坑。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
学界对于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的运用。弗兰克认为，十八世纪后期，东方世界开始进入一个衰落的B阶段，这使得处于边陲地区的西方能够借机超过东方。另外，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东亚（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弗兰克的这种论断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有多大的适用性？能否如此推而广之？如果答案为否，弗兰克的整个论证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对于世界经济体系长期性的认识。弗兰克认为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以及东亚的将再次兴起）实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结果。但是，正如何维保在《周期理论与长时段》（《史学理论研究》二零零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十九世纪、十六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事实上，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做任何界定，这固然方便了他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自由地进行论证，但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
三是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联系的，是对于世界经济“中心”的界定。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然而，到底成为中心的标准是什么？弗兰克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他的标准就是贵金属货币在全球的流动。在作者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然而从历史来看，如秦晖先生所述，宋金对峙时，南宋钱币长期流入金朝，但这并不能证明南宋是边缘地区。当今来看，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经济的中心却在美国。换言之，生产中心不一定是经济中心。
四是只重经济，不重政治、文化、军事等其他方面。弗兰克自己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319页）。然而，可惜的是，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基本只是研究关注了这三条腿中的一条。事实上，在各种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理论中，政治、军事、文化层面的内容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弗兰克和马克思都同意经济是基础，但在考察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等问题时，只从经济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该书利用“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弗兰克提出在一四零零至一八零零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因为其制度更为理性、生产更为发达、产品更加优良，因此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相反，依附于这个体系的欧洲国家则长期落后，处于贸易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供给使欧洲可以不间断地购买亚洲所生产的实用商品，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了欧洲的生态和资源压力，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扩大了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亚洲则逐渐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源造成劳动的廉价”。“一八零零年前后在与欧洲进行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不是普遍的贫困，更不是传统或失败，用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的术语说，恰恰是它们的成功导致了失败。因为造成亚洲的经济竞争障碍的，乃是它先前回应长期‘A’阶段扩张的经济刺激时取得的绝对和相对的成功。”（298页）简言之，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达，导致了她的落后。弗兰克的这套理论结合了内部因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密集的人口等）和外部因素（欧洲对于商品的需求和美洲的白银等），较之单纯强调“内因”和“外因”都更具说服力。
其实，“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并非弗兰克首次提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拉得哈·辛哈和伊懋可试图解释在中世纪具有很高技术创新能力、在当时全球范围也是很突出的中国为什么在帝制后期即明清两代却失去了大部分活力这个问题时即提出了这一命题。伊懋可指出：随着农业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日趋完善以至难以做出细小的改进，对农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战略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非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当暂时的短缺出现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多功能性便是比发明机器更快捷、更有保证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可以被形容为“高度平衡的陷阱”。
思考“高度平衡的陷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的另一句古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确，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很多事物，我们很难断定它的好坏。很多时候，事物的优点本身就是它的缺点，长处换个角度很可能恰恰就是它的短处。按照弗兰克“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的比喻，综合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明清之际，不单是经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历来以成熟而著名。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中国就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而复杂的官僚代理制度。这套制度的出现，又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实际情况的。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体现在国家政治制度上，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秦国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形成了竞争中的巨大优势，从而淘汰了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说，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而且，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各阶段社会的现实。在这套政治制度下，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自己的江山稳固长治久安，作为代理人的各级官僚对于他治下的资源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真正“封建制度”下分封的诸侯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小得多。对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然而，对于各级官僚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什么都是皇帝的，作为代理人的各级官僚又何必那么兢兢业业负责到底？在任无非三五载，何苦管它千万年？于是难免短期行为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
吴思先生指出，在欧洲，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和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中国的帝国制度反复轮回而基本结构不变，究其因，是我们的帝国制度如此的强大与发达，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修补演进之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龙配套无比发达利益均沾的明规则与“潜规则”体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正是这套体系，阻碍中国诞生出冲破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虽然政治制度不断修补，却始终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陷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这种平衡却是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为保障的，这就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始终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周期性堕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文化方面，中国同样也以“早熟”闻名于世。“殷周之变”使中国人摆脱了对于鬼神的迷信，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又过早地使中国人远离了对于宗教的敬畏。然而，儒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如此之高，发展到宋明理学之后，更是要求“存天理，灭人欲”，一般人都难以企及。于是从帝王到官僚，再到普通民众，大家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套与儒家道德背离的“潜规则”体系。从帝王来说，虽然是“家天下”，但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决定了皇帝可以把自己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移给整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于是在这一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庸君比比皆是。对于官僚集团来说，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发源于各级官僚对于个人私利的本能追求。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自愿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儒家的整个施政纲领都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要求从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的境界既然如此之高难以达到，那么培养出一大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民间，更是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与各种民间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并行不悖的情况。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在儒家宣传的均衡体系和潜规则体系之间，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色中国人，就在这种文化“高度平衡的陷阱”中蝇营狗苟，此种情况，李贽称为“满场是假”。
相比之下，欧洲生产力落后，缺乏充分发育的官僚代理制度，没有像中国那样动辄可以调动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秩序的军事实力，更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所以最终没能够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强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才导致了资本有机会摸索建立一套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控制暴力的机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创造出更适宜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具有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的地理区域，适宜的气候，发达的农业和生产力，孕育出了发育完善、控制有力、与儒家文化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而这套制度，却使中国错过了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机会。“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尽管弗兰克声称应该研究全面的、综合的历史，应该用“三条腿”走路，但是起码在《白银资本》这本书中，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这些因素看似是无关紧要的。此书只做到了“片面的深刻”，并没有做到逻辑的严密，更没有做到综合的伟大。从长周期出发，他认为国家制度的不同不能影响它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升降，而且乐观地预计：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考虑到贡德·弗兰克的左翼背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难理解。然而，事情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假如真的如弗兰克所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时至今日，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跳出“高度平衡的陷阱”。从经济上来说，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自由竞争可以压低商品价格。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它从而也就可以带来两大坏处：就业的扩大会带来工资的下降或劳动力的廉价，商品价格的降低则会造成利润的下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一定会造成人均收入的减少，而充分的竞争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样的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仍然是现实。今天我们虽然提出了“经济转型”，但要彻底扭转这一模式似乎尚需时日。因此，尽管弗兰克的话很符合我们的美好愿望， 但我们对他的结论千万不可过分当真，盲目相信弗兰克的预测很容易被引入一种守株待兔式的机会主义泥坑。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