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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即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年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1889年和1893年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古典学专业与研究生院，自1894年开始直至1933年去世，他一直都在哈佛大学法语系讲授比较文学方向的课程。白璧德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不仅讲课充满智慧，而且著述颇为丰厚，其代表性的著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民主与领袖》（1924）等。在这些著作中，白璧德系统阐述了其新人文主义的理论主张。他认为现代世界之所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原因即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过分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与人能征服自然的科学功利主义，二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极端强调个人感情扩张与“回归自然”的泛情浪漫主义。而要拯救现代世界，就必须恢复古希腊时代的规范、原则与纪律，力求以传统文化标准规范现代社会。由于白璧德的这一主张直逼现代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作为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美国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白璧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学生。据不完全统计，除了陈寅恪等短期访学的学生之外，光登堂入室、坐在板凳上听课的及门弟子就有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娄光来、张鑫海、林语堂、梁实秋、郭斌和等人。就这些及门弟子来看，他们又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多数人具有清华留美预备學校的背景，二是除梁实秋、林语堂之外大都成了后来的《学衡》成员。而从“学衡派”到梁实秋，再到林语堂，他们或者“笃信师说”，或者有所取舍，或者对抗师门，可说是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姿态。
学衡派“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
发表在1933年12月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悼白璧德先生》一文，曾经详细罗列了白璧德的中国及门弟子，并且还将吴宓与郭斌和两人看作是“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其实，如果不将“学衡派”诸君做过细的区分，他们都可称得上是“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师说的弟子。
首先，《学衡》中不仅有白璧德最早的及门弟子，而且他们还主动引荐，互相提携，前后相继地归于同门。梅光迪是白璧德的第一个中国弟子，也是最早发现白璧德的讲课艺术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国弟子。他说：
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文·白璧德，是在1914年或者是1915年，还是在与R.S.克莱恩（Crane）交谈中偶然谈到的。后来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时候，克莱恩指着《现代法国批评大师》这本书对我说：这本书会让你思考。于是，就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这些书给我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词汇。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上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
…… ……
你可以去选修他的任何一门主要课程，去领会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并且以此来获知他在其他课程中所揭示出来的思想。对他思想的掌握，也可以受到他在课程讲解过程中经常重复的某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引语的启发，这些借引的阐述有助于你，就像那那些路标，与他一起进行知识朝圣之旅。
…… ……
在我心目中，白璧德的谈话，充满了意向不到和令人极为愉悦的智慧和洞察，而且有相互对立矛盾以及极为宽泛的自由的所有魅力，但是从来不曾过远地偏离人文主义者信守的原理。”（梅光迪英文原文，周俐玲译：《缅怀一个人之师表》）
正是由于这种发现以及发现的兴奋，梅光迪才禁不住将吴宓 “介绍”给了白璧德，而吴宓在有幸“受学于巴师”（吴宓：《吴宓日记》）一年之后，他又将想“研习文学”的娄光来与张鑫海引荐给了白璧德。
其次，《学衡》派诸君投身到白璧德的门下，大都经历了从“景仰”“向慕”到“笃信”或者“迷信”的过程。最早的梅光迪如此，之后的吴宓、娄光来与张鑫海也是这样。据梅光迪自述，他是抱着“朝圣”的想法才在1915年的秋天来到剑桥拜师的，他说在此以前自己与主张白话新诗的胡适“颇多相合”，“也曾陷溺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思想”以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然而，在读了白璧德的《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皈依了新人文主义，并且“终身未改其操”。又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说娄光来与张鑫海“二君得读巴师等之书，极道向慕，遂转学哈佛”，而他自己也是在极度的景仰向慕中才得“如愿”。待到投身于白璧德门下，并在白师的指导下读过“西国名贤之书”，他不仅改变了来美前学习“新闻学”与“化学工程”的打算，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信徒。他不仅称白璧德先生为“学德山斗”，而且还把他看作是与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孔子一样的“圣人”。这就难怪，当与白璧德“齐名同道”的穆尔先生逝世，吴宓就情不自禁地在193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痛哭流涕：
呜呼，自穆尔先生之逝，西洋贤哲中，无足动宓之热诚皈依崇拜者也。虽有之，则学者与哲师耳。未能兼具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之性行，悲天悯人，以化民救世为志业者。宓之崇拜白师与穆尔先生，只以是故，非世俗攻诋我者所能知能解也。
再次 ，《学衡》的白门弟子在回国后都能致力于弘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为“利器”全面抗衡“五四”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学衡》的创办就是这一目的的直接产物。据《吴宓日记》记载，“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并希望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成一气，协办行事”。正如白璧德所期望，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白门弟子在归国后即相聚于东南大学，并很快创办了《学衡》杂志。他们不仅发表了《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白璧德论欧亚两州文化》等翻译介绍文章来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而且还发表《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文学研究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等论文，以新人文主义的“利器”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依附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资源进行清理与批判。而到《学衡》式微，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它无疑又成了白门弟子宣传弘扬其师说的另一个阵地。 梁实秋“我并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
1929年，梁实秋在给《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写的“序”中曾经这样说过：
民国十三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我选了一门白璧德教授的功课“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这是我认识白璧德教授之始。
…… ……
我并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并不把他的话当作天经地义，我也不想借白璧德为招牌来增加自己批评的权威。在思想上，我是不承认什么权威的，只有我自己的‘理性’是我肯服从的权威。白璧德的学说我以为是稳健严正，在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
这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实秋与《学衡》派诸君具有明显的区别，他不把白璧德看作“圣人”“贤哲”，也不“崇拜”与“迷信”其新人文主义理论。相反，他有自己的“理性”，并且还是抱着“研究”的态度。
其实，这“理性”“研究”的态度符合梁实秋一贯的性格与做法。最初，也即上文所提到的1924年，梁实秋就是以这种态度走进了白璧德的课堂。他说：
我后来上白璧德先生的课，并非是由于我对他的景仰，相反的，我是抱着一种挑战者的心情去听讲的。……白璧德先生的学识之渊博，当然是很少有的，他讲起来真可说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由亚里士多德到圣白甫，纵横比较，反复爬疏，务期斟酌于至当。我初步的反映是震骇。……继而我渐渐领悟他的思想体系，我逐渐明白其人文思想在现代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不需要参加考试，但每课要缴一篇论文来代替。我的论文题目是《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他最恨的就是这浪漫主义的余孽。我所以选这题目，当然也不是故意和老师作对，我自己也还另有心事在，我想藉此清算一下我自己的思路。
很明顯，梁实秋这“挑战”与自我“清算”的结果是，他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回国以后，梁实秋对白璧德人文思想的弘扬也是不遗余力。1928年，他看到国内文学界对于白璧德的无知与误解，于是力劝吴宓将《学衡》刊发的有关白璧德的介绍翻译文章结集，并于1929年在他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即《白璧德与人文主义》）。1934年，梁实秋应施蛰存之邀为《现代》杂志撰写了《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他不仅介绍了白璧德的主要著作、成就，而且还从本质特征、与文学的关系、批评方法和优缺点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直到定居台湾，梁实秋仍然致力于白璧德人文思想的宣传，以至于成为宣传弘扬白璧德时间最久的中国及门弟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弘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并能为我所用的。我们知道，白璧德人文思想的体系庞大，内容涉及文学、文化、政治、教育、宗教、哲学等众多方面。作为新文学作家，梁实秋基本“搁置”了政治、教育、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只涉及白璧德人文思想的最主要的方面——文学批评。并且，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也仅仅选择白璧德的“人性论”以及“古典与浪漫”作为标准。由此出发，他批判的是新文学中的“过度的浪漫”与文学的阶级性。应该说，这是梁实秋以《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等为代表的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突出特色，也是他与《学衡》派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别。
同时还应该看到，梁实秋“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在弘扬师说的同时也会明言其缺点与不足。如他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在肯定了人文主义的三大优点之后，接着就指出了其存在的“两点缺憾”。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做法，一方面说明了梁实秋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的“不服权威”与人格独立。
林语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与梁实秋相比，林语堂对白璧德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特殊，他可以说是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出入于师门。在《林语堂自传》中，他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在哈佛，我进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我的教授是Bliss Perry， Irving Babbit（白璧德）……
白璧德教授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轩然大波。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和J·E·sp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学里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因为他学识渊博，他常把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柏孚的Port Royal 和18世纪法国作家著作读给学生，还从现代法国批评家的Brunett-erre 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一门课，探讨一切标准之消失，把这种消失归诸于卢梭的影响。
…… ……
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rn 辩护，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
这种态度自然遭到了众多白门弟子的反对，以至于吴宓等人根本就不把他看作白璧德的“及门弟子”。对此，林语堂当然也不在意，他依然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1929年，林语堂将白璧德的论敌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以及论敌们所秉持的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中的二十四节进行了翻译，并辑成《新的文评》于1930年出版。在《新的文评·序》中，林语堂虽然表达了对于白璧德人格的“佩服”，但整篇文章却充满了林式特有的幽默与讽刺。
旧派中如Paul Eler More 据说也是一味闲暇阶级——Shorman Irving Babbit ——这些也是大学教授——当然也有相当的毅力与见解，尤其是赫赫有名的Babbit教授。Babbit先生的影响于中国“文坛”，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如梅光迪、吴宓、梁实秋诸先生……有些是我个人的朋友，不过良心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他的学问，谁都佩服，论锋的尖利，也颇似法国Brunetere 先生，理论的根据，也同Brunetere一样，最后还是归结到古典派的人生观。
听说新月书店将出版梁实秋先生所编吴宓诸友人所译白璧德教授的论文（书名叫做《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那么，中国读者，更容易看到双方派别立论的特殊，及旨趣之迥别了；虽然所译的不一定是互相讥辩的几篇文字，但是两位作家总算工力悉敌，旗鼓相当了。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 ，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拖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丧的罪魁，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很明显，林语堂翻译出版《新的文评》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他听说新月书店将要出版《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就感到当年曾经遭到白璧德教授“鞭尸示众”的卢梭，又将要在远东遭受其弟子的“第三次的刑戮”。林语堂简直无法忍受，就像当年在哈佛讲堂上“毅然决然为Spingarn 辩护”一样，他又公然地站出来与吴宓和梁实秋们唱了一出“对台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对台戏”林语堂并没有永远唱下去。30年代出国以后，林语堂由“一心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转向“一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并倾心致力于世界文化的建设。他提出儒道结合，中西综合，且常常以“人文主义”来表达对于世界文化的构想。那时，他虽然没有明说对于白璧德人文思想的继承借鉴，但这一关键词的频繁使用，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对于老师思想立场的认同或者回归。当然，这种“认同或者回归”也并不足为奇，因为世间人事总在变化，而林语堂的人生信条又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作者为广东湛江岭南师范学院教授。）
学衡派“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
发表在1933年12月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悼白璧德先生》一文，曾经详细罗列了白璧德的中国及门弟子，并且还将吴宓与郭斌和两人看作是“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其实，如果不将“学衡派”诸君做过细的区分，他们都可称得上是“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师说的弟子。
首先，《学衡》中不仅有白璧德最早的及门弟子，而且他们还主动引荐，互相提携，前后相继地归于同门。梅光迪是白璧德的第一个中国弟子，也是最早发现白璧德的讲课艺术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国弟子。他说：
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文·白璧德，是在1914年或者是1915年，还是在与R.S.克莱恩（Crane）交谈中偶然谈到的。后来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时候，克莱恩指着《现代法国批评大师》这本书对我说：这本书会让你思考。于是，就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这些书给我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词汇。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上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
…… ……
你可以去选修他的任何一门主要课程，去领会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并且以此来获知他在其他课程中所揭示出来的思想。对他思想的掌握，也可以受到他在课程讲解过程中经常重复的某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引语的启发，这些借引的阐述有助于你，就像那那些路标，与他一起进行知识朝圣之旅。
…… ……
在我心目中，白璧德的谈话，充满了意向不到和令人极为愉悦的智慧和洞察，而且有相互对立矛盾以及极为宽泛的自由的所有魅力，但是从来不曾过远地偏离人文主义者信守的原理。”（梅光迪英文原文，周俐玲译：《缅怀一个人之师表》）
正是由于这种发现以及发现的兴奋，梅光迪才禁不住将吴宓 “介绍”给了白璧德，而吴宓在有幸“受学于巴师”（吴宓：《吴宓日记》）一年之后，他又将想“研习文学”的娄光来与张鑫海引荐给了白璧德。
其次，《学衡》派诸君投身到白璧德的门下，大都经历了从“景仰”“向慕”到“笃信”或者“迷信”的过程。最早的梅光迪如此，之后的吴宓、娄光来与张鑫海也是这样。据梅光迪自述，他是抱着“朝圣”的想法才在1915年的秋天来到剑桥拜师的，他说在此以前自己与主张白话新诗的胡适“颇多相合”，“也曾陷溺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思想”以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然而，在读了白璧德的《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皈依了新人文主义，并且“终身未改其操”。又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说娄光来与张鑫海“二君得读巴师等之书，极道向慕，遂转学哈佛”，而他自己也是在极度的景仰向慕中才得“如愿”。待到投身于白璧德门下，并在白师的指导下读过“西国名贤之书”，他不仅改变了来美前学习“新闻学”与“化学工程”的打算，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信徒。他不仅称白璧德先生为“学德山斗”，而且还把他看作是与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孔子一样的“圣人”。这就难怪，当与白璧德“齐名同道”的穆尔先生逝世，吴宓就情不自禁地在193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痛哭流涕：
呜呼，自穆尔先生之逝，西洋贤哲中，无足动宓之热诚皈依崇拜者也。虽有之，则学者与哲师耳。未能兼具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之性行，悲天悯人，以化民救世为志业者。宓之崇拜白师与穆尔先生，只以是故，非世俗攻诋我者所能知能解也。
再次 ，《学衡》的白门弟子在回国后都能致力于弘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为“利器”全面抗衡“五四”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学衡》的创办就是这一目的的直接产物。据《吴宓日记》记载，“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并希望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成一气，协办行事”。正如白璧德所期望，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白门弟子在归国后即相聚于东南大学，并很快创办了《学衡》杂志。他们不仅发表了《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白璧德论欧亚两州文化》等翻译介绍文章来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而且还发表《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文学研究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等论文，以新人文主义的“利器”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依附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资源进行清理与批判。而到《学衡》式微，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它无疑又成了白门弟子宣传弘扬其师说的另一个阵地。 梁实秋“我并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
1929年，梁实秋在给《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写的“序”中曾经这样说过：
民国十三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我选了一门白璧德教授的功课“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这是我认识白璧德教授之始。
…… ……
我并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并不把他的话当作天经地义，我也不想借白璧德为招牌来增加自己批评的权威。在思想上，我是不承认什么权威的，只有我自己的‘理性’是我肯服从的权威。白璧德的学说我以为是稳健严正，在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
这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实秋与《学衡》派诸君具有明显的区别，他不把白璧德看作“圣人”“贤哲”，也不“崇拜”与“迷信”其新人文主义理论。相反，他有自己的“理性”，并且还是抱着“研究”的态度。
其实，这“理性”“研究”的态度符合梁实秋一贯的性格与做法。最初，也即上文所提到的1924年，梁实秋就是以这种态度走进了白璧德的课堂。他说：
我后来上白璧德先生的课，并非是由于我对他的景仰，相反的，我是抱着一种挑战者的心情去听讲的。……白璧德先生的学识之渊博，当然是很少有的，他讲起来真可说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由亚里士多德到圣白甫，纵横比较，反复爬疏，务期斟酌于至当。我初步的反映是震骇。……继而我渐渐领悟他的思想体系，我逐渐明白其人文思想在现代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不需要参加考试，但每课要缴一篇论文来代替。我的论文题目是《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他最恨的就是这浪漫主义的余孽。我所以选这题目，当然也不是故意和老师作对，我自己也还另有心事在，我想藉此清算一下我自己的思路。
很明顯，梁实秋这“挑战”与自我“清算”的结果是，他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回国以后，梁实秋对白璧德人文思想的弘扬也是不遗余力。1928年，他看到国内文学界对于白璧德的无知与误解，于是力劝吴宓将《学衡》刊发的有关白璧德的介绍翻译文章结集，并于1929年在他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即《白璧德与人文主义》）。1934年，梁实秋应施蛰存之邀为《现代》杂志撰写了《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他不仅介绍了白璧德的主要著作、成就，而且还从本质特征、与文学的关系、批评方法和优缺点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直到定居台湾，梁实秋仍然致力于白璧德人文思想的宣传，以至于成为宣传弘扬白璧德时间最久的中国及门弟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弘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并能为我所用的。我们知道，白璧德人文思想的体系庞大，内容涉及文学、文化、政治、教育、宗教、哲学等众多方面。作为新文学作家，梁实秋基本“搁置”了政治、教育、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只涉及白璧德人文思想的最主要的方面——文学批评。并且，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也仅仅选择白璧德的“人性论”以及“古典与浪漫”作为标准。由此出发，他批判的是新文学中的“过度的浪漫”与文学的阶级性。应该说，这是梁实秋以《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等为代表的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突出特色，也是他与《学衡》派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别。
同时还应该看到，梁实秋“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在弘扬师说的同时也会明言其缺点与不足。如他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在肯定了人文主义的三大优点之后，接着就指出了其存在的“两点缺憾”。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做法，一方面说明了梁实秋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的“不服权威”与人格独立。
林语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与梁实秋相比，林语堂对白璧德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特殊，他可以说是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出入于师门。在《林语堂自传》中，他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在哈佛，我进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我的教授是Bliss Perry， Irving Babbit（白璧德）……
白璧德教授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轩然大波。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标准，和J·E·sp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学里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因为他学识渊博，他常把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柏孚的Port Royal 和18世纪法国作家著作读给学生，还从现代法国批评家的Brunett-erre 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一门课，探讨一切标准之消失，把这种消失归诸于卢梭的影响。
…… ……
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rn 辩护，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
这种态度自然遭到了众多白门弟子的反对，以至于吴宓等人根本就不把他看作白璧德的“及门弟子”。对此，林语堂当然也不在意，他依然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1929年，林语堂将白璧德的论敌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以及论敌们所秉持的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中的二十四节进行了翻译，并辑成《新的文评》于1930年出版。在《新的文评·序》中，林语堂虽然表达了对于白璧德人格的“佩服”，但整篇文章却充满了林式特有的幽默与讽刺。
旧派中如Paul Eler More 据说也是一味闲暇阶级——Shorman Irving Babbit ——这些也是大学教授——当然也有相当的毅力与见解，尤其是赫赫有名的Babbit教授。Babbit先生的影响于中国“文坛”，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如梅光迪、吴宓、梁实秋诸先生……有些是我个人的朋友，不过良心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他的学问，谁都佩服，论锋的尖利，也颇似法国Brunetere 先生，理论的根据，也同Brunetere一样，最后还是归结到古典派的人生观。
听说新月书店将出版梁实秋先生所编吴宓诸友人所译白璧德教授的论文（书名叫做《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那么，中国读者，更容易看到双方派别立论的特殊，及旨趣之迥别了；虽然所译的不一定是互相讥辩的几篇文字，但是两位作家总算工力悉敌，旗鼓相当了。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 ，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拖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丧的罪魁，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很明显，林语堂翻译出版《新的文评》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他听说新月书店将要出版《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就感到当年曾经遭到白璧德教授“鞭尸示众”的卢梭，又将要在远东遭受其弟子的“第三次的刑戮”。林语堂简直无法忍受，就像当年在哈佛讲堂上“毅然决然为Spingarn 辩护”一样，他又公然地站出来与吴宓和梁实秋们唱了一出“对台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对台戏”林语堂并没有永远唱下去。30年代出国以后，林语堂由“一心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转向“一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并倾心致力于世界文化的建设。他提出儒道结合，中西综合，且常常以“人文主义”来表达对于世界文化的构想。那时，他虽然没有明说对于白璧德人文思想的继承借鉴，但这一关键词的频繁使用，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对于老师思想立场的认同或者回归。当然，这种“认同或者回归”也并不足为奇，因为世间人事总在变化，而林语堂的人生信条又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作者为广东湛江岭南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