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11月，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即将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两年，中国文艺的面貌有了不少改观，新作品、新探索、新气象不断涌现，令人鼓舞，中国文艺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但问题和矛盾依然不少。这些问题其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因而也就更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在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召开前，我们特邀六位博士（生）撰写文章，他们对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揭示、分析和研究，有些虽不一定十分准确或正确，但其观察值得重视和思考，而文艺界为何给六位博士留下如此印象更值得重视和思考。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六位博士的文艺批评也是这样一面镜子，让我们借助这样或那样的多面镜子，审视把脉中国文艺，从而推动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奔涌而出。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此，“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工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加强文艺工作的重要体现。而广大文艺工作者如何理解文学批评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批评原则、功能及其与文化塑造之间关系的反思，无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文学批评的责任而言，首先当然在于阐释。在此，批评并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它只是更为高明的阅读。批评者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和文学话语，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说服力的探究与解释，揭示作品内在的玄妙。在这个基础上，批评家将阐释的结论分享给所在的社群，进而获得知识或价值接受、检验乃至争鸣的契机，这便是对文学批评责任的初步描述。对于批评者来说，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发现的愉悦”，更是对于广大群众的知识分享和意识形态统合。作为一种可供分享的知识，它与社群的关注及兴致所在息息相关，而非居于庙堂之上的圣物，亦非个人欣羡赏乐的玩物，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贵族化，荡涤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艺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调。
　　与批评的阐释责任相伴随的是它的甄别功能。批评在其阐释的背后，内在包含着评论与判断，即对于作品的缺点与错误提出意见。在此，批评家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告诉大众什么是好的文学，好在哪里，帮助大众发现优秀作品的优秀之处，提高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素质，从而推动全民阅读水准和价值观念的提高。为了这个根本责任，批评者需要做出努力。就像鲁迅所说的，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可如今许多文艺批评都存在“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的弊病，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比如聪明的批评家常常寓于某些利害关系，故意将批评理论化、复杂化，而逃避对小说的优劣做出判断。这也提醒我们反思批评的功能，重提批评为大众做筛选、评优劣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阐释与甄别，批评文风的重建亦显得至关重要。如人所指出的，当前文艺批评的最大问题在于，批评的学理性空前加强，但批评的现实感却极大弱化。其中的缘由正在于人们常常讨论的“学院派批评”之上。当然就“学院派批评”的表现而言，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至的作品阐释力固然令人惊叹，但其方法与模式的铺排泛滥乃至走火入魔，又容易使之蜕变为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无聊游戏，从而失去现实的针对性。因而批评有时会沉浸在单纯理论操练的欢悦之中，在纯粹阐释中迷失其批判性力量，而流于一种无效的分析。那些满腹经纶的批评家仿佛执意不愿与群众对话，他们的文章虽不乏某些哲学的、文化的、史学的高端知识，却唯独不愿痛快地告诉人们有关文学与社会的新鲜体验。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伊哈布·哈桑对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批评，“他的文风完全可能是晦涩费解的，也许甚至是令人讨厌的”，而那些冷僻的“拜占庭式的贡戈拉主义”，实乃出于他们的“过于矫揉造作”。正是这种“矫揉造作”，构成了某种极端自恋的文艺观念在批评中的投影，这归根结底是脱离群众的。这也难怪读者会在“看不下去”“看不懂”的抱怨中，将这类批评指斥为“学者黑话”。因而批评文风的重建，也顺理成章地意味着追求一种清新平易的书写方式。
　　不同的人对于批评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或是基于某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寻找乐趣，或是基于个人化的阅读感受，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一种他人的生活，进而讲述自我的生存经验和人生启示，但也有人更为关注文学批评作为文化整体的功能意义。因而在笔者看来，批评在其阐释与甄别之外，更为重要的责任在于通过发现新的文艺现象，推介新的文艺作品去重新定义文艺，进而定义文艺在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批评家与文艺工作者所共同获得的新的生存感受。因而在什么标准的意义上来阐释、甄别和评判文艺作品，这背后便涉及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不错，文学批评是意识形态的，这是今天我们完全忽略了的问题。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作品评价，作品评价仅仅是它的一种形式，它“更在于以专业的方式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目的，通过夸大它的身份，或者故意隐秘身份，最终指向一种文化的培养和精神的养成”。比如人们非常熟悉的《19世纪文学主流》，它要建构的是一种欧洲文学精神，而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则试图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捍卫“伟大的英语文学传统”。
　　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批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批评的立场。批评的有效性意欲完美呈现，势必要将文本的意涵与整个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但批评的结论又不能肆意发挥，倘若要使它靠得住，除了合理的批评尺度中始终恪守的学理和专业品格，还需积极寻求与多数人的利益、态度和情感结构的认同关系，建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因而批评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一点正在于批评的立场问题。事实上，批评究竟站在谁的立场发言？是普通大众，基于人民和常识发言，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故作高深，抑或是站在资本的立场编织“文艺范儿”的“高级软文”，不同的批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其“引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种鲜明的立场意识，为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批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确实，没有什么比立场更重要的了，因为批评家的思想、勇气、专业智慧乃至人格魅力，只有紧紧围绕他的立场，方能获得真正的效力，从而给人以启发。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原则、方法、立场和意识形态背后，它也理应具有一个遥远的总体性，一个无论是具体的批评还是赞誉，无论何种方法的呈现，都理应包含的视野和背景。这也是新的文化塑造的题中之义。最近有关“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这也应该是近30年中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之中，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全盘西化成为彼时现代性追求的核心议题。一个全新的“现代视野”曾让国人欢呼雀跃，一时间新思潮的萌动与勃兴所带来的批评繁荣也令人津津乐道。然后很快，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中，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表征的文学形式开始显示出它的缺陷与流弊。在全新的反思与激辩中，“西化”与“中国道路”的价值选择逐渐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冷战格局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多以欧美为师，然而他们终究在一种世界体系的狂热中失却了中国视野和中国立场。它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同时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大问题。今天，我们以巨大的勇气和智力重新面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从文学的民族和本土经验，以及世界文学经验的多重视野看待中国文学的独特意义，这既是一种知识的选择，也是道义的承担，它孜孜以求的是当代文化的自我建构。毕竟，批评的实践不是致力于一种轻率的自我诋毁，而是某种积极的文化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