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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音乐著作中，在介绍俄国19世纪60年代对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新俄罗斯乐派”——“强力集团”时，往往提到一位库宜，也译顾宜或桂宜的“集团”成员，这都出自我国台湾省译者之笔，译法各有千秋，并非错译。但我们大陆的读者甚至音乐爱好者见到此“三宜”，一定会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指何人。笔者现在要介绍的就是此“三宜”在大陆已约定俗成、读者较熟悉的译名“居伊”的俄罗斯作曲家。
论音乐创作的艺术成就，居伊稍逊于“集团”的其他4位成员，但他对“集团”的思想建设、促使“集团”树立先进的创作原则，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至于在创作的体裁和数量上，他除歌剧外，还有二百五十多首歌曲与乐曲示人，在“集团”里是名列前茅的，这也许与他的高寿有一定关系，他在78岁高龄时还写了儿童歌剧《小傻瓜伊凡奴什卡》和《靴子里的猫》。
居伊是一位杰出的俄国作曲家，但他并非俄罗斯族人，他的父亲是法国军官，母亲是立陶宛人，因此他的姓名颇具西方色彩——恺撒·居伊。1835居伊生于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他从小就喜爱音乐，10岁时开始学音乐，15岁时在波兰作曲家、指挥家、民族歌剧创始人莫纽什科（1819—1872）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但学习不长时间就随父母迁居彼得堡。1851年，他先在工程中心学校，后入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857年毕业后留校任辅导教师，1878年起任副教授，1891年擢升功勋教授。先后讲授地形学、筑城学课程，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居伊作为筑城学专家被派往战地指导俄军阵地工事建筑，1904年获工程兵将军衔。
以上简历说明了居伊的主业是军事工程的教学与实际施工，只是他对音乐的爱好以及结识了鼎鼎大名的作曲家达尔戈梅斯基、“强力集团”领袖巴拉基列夫和杰出的艺术评论家、思想家斯塔索夫，在他们的影响与指导下投身音乐创作，最终成为“强力集团”又一位杰出的“业余”作曲家。
1856年居伊加入“强力集团”后积极推动俄罗斯音乐的进步革新运动。1864年起他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报刊《彼得堡公报》、《呼声报》、《公民报》、《新闻与市场报》乃至国外报刊发表音乐评论文章，1885—1888年还参加《音乐评论》的编辑工作，1889—1895年又参与《演员》杂志的音乐专栏工作。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居伊音乐评论活动最光辉的时期，他经常以“新俄罗斯乐派”名义发表文章，笔锋犀利，战斗雄辩的锋芒直指学院派领导机构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的不思进取以及无视祖国年轻艺术的做法。居伊断言，推动音乐进步的必将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将会由于我们而振兴并开创其新纪元”。这段时期，居伊的音乐评论活动对“集团”的思想建设和“集团”成员们的创作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其思想观点的局限性以及“集团”主导思想中片面性的影响和个人偏激，居伊对学院派的抨击有失公允，而且全盘否定18世纪古曲主义音乐，否定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意大利作曲家朱塞普·威尔弟以及19世纪其他一些卓越的作曲家的作品。之后，他评论的锋芒有所缓和，但又掺和着保守性的偏见，从而影响他正确评价穆索尔斯基和鲍罗廷的优秀作品。1900年后居伊停止了评论活动，只是偶尔发表一些文章。
居伊贬斥古典主义却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情有独钟，甚至超过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喜爱。他的创作颇受浪漫派大师舒曼、肖邦以及法国歌剧乐派的影响。居伊丰富多彩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室内声乐抒情曲，他最优秀的浪漫曲，如根据普希金诗篇《皇村雕像》、《焚毁的信》，诗人迈科夫（1821—1897）的《静夜里想什么》、《风鸣竖琴》、《痛不欲生》谱写的浪漫曲无不洋溢着诗情画意，其精雕细刻的旋律令人倾倒。另一方面，居伊根据法国诗人缪塞、大文豪雨果的诗而谱写的浪漫曲，在表现激情时显得过分夸张，表现柔情则往往流于沙龙式的轻薄。
除浪漫曲外，居伊的歌剧创作也受到新俄罗斯乐派的好评，其主要作品有1857—1858年的《高加索人俘虏》、1859年的《阀阅子弟》、1861年起写了7年的《威廉·拉特克里夫》（根据海涅叙事诗）、1875年的《安哲罗》（根据雨果的同名剧）、1889年的《海盗》、1898年的《撒拉律》、1900年的《瘟疫流行日，华宴盛开时》、1903年的《菲菲小姐》、1907年的《玛蒂奥·法尔康奈》（根据法国短篇小说大师梅里美的同名小说、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译文谱写）、1909年的《上尉的女儿》（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谱写）。
《威廉·拉特克里夫》于1869年首演时，“集团”最杰出的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在评论中写道：“《威廉·拉特克里夫》是一部十分出色的作品，也如达尔戈梅斯基的《美人鱼》、格林卡的《鲁斯兰》和《为沙皇献身》（即《伊凡·苏萨宁》）一样，定将在艺术殿堂里占有当之无愧的席位……”然而这部歌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其陈旧的浪漫主义题材及其抒情的音乐语言与剧中人狂热的激情很不相称。同样的缺点在其他歌剧如《安哲罗》、《撒拉律》中也有表现。在他晚年作品中，如《瘟疫流行日，华宴盛开时》及《菲菲小姐》等歌剧中表现出作曲家对歌剧中的真实主义的浓厚兴趣。真实主义是19世纪末意大利文学、歌剧和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接近自然主义，其特点是描写贫民和农民生活，着重刻画人物的感受和戏剧性冲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由于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偏爱，居伊大量的器乐作品中大部分是舒缓风格的钢琴小型曲，因此，著名的俄国音乐评论家、莫斯科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与“强力集团”有过激烈论战的拉罗什（1845——1904）称其为“舒曼派的作曲家”。
居伊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由于结识了女音乐教育家多罗曼诺娃而萌发创作儿童音乐的热情，先后创作了13首童声女声合唱曲、数首儿童组曲献给教育家，还写了4部儿童歌剧《雪勇士》、《小红帽》、《靴子里的猫》和《小傻瓜伊凡奴什卡》（或《伊凡勇士》）。
最后必须指出，达尔戈梅斯基于1866年根据普希金同名诗剧创作的歌剧《石客》以及穆索尔斯基1874年根据果戈里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创作的歌剧《索罗钦斯克市集》（有译《索罗庆采市集》），都由于作曲家英年早逝，未能完成，但都成了俄罗斯歌剧中传世之作，这与居伊的辛劳是分不开的。前者由居伊与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共同续成，后者由居伊、里亚朵夫、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续成。
居伊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虽然称不上乐坛巨擘，但也是斐然卓著，尤其是他三十余年的音乐评论著述虽然在观点、立论上有偏颇，但瑕不掩瑜，对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对捍卫“强力集团”的创作原则还是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后人称其为“强力集团”的代言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同另一位“集团”成员鲍罗丁一样，鲍氏是化学和医学领域的精英而以作曲家名垂青史，而居伊是军事工程学的专家，荣获工程兵将军衔时已年届古稀，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音乐创作，直至耄耋之年仍不搁笔（居伊死于1918年3月），这也是居伊作为“业余作曲家”留给世人的一个光辉的榜样！
论音乐创作的艺术成就，居伊稍逊于“集团”的其他4位成员，但他对“集团”的思想建设、促使“集团”树立先进的创作原则，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至于在创作的体裁和数量上，他除歌剧外，还有二百五十多首歌曲与乐曲示人，在“集团”里是名列前茅的，这也许与他的高寿有一定关系，他在78岁高龄时还写了儿童歌剧《小傻瓜伊凡奴什卡》和《靴子里的猫》。
居伊是一位杰出的俄国作曲家，但他并非俄罗斯族人，他的父亲是法国军官，母亲是立陶宛人，因此他的姓名颇具西方色彩——恺撒·居伊。1835居伊生于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他从小就喜爱音乐，10岁时开始学音乐，15岁时在波兰作曲家、指挥家、民族歌剧创始人莫纽什科（1819—1872）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但学习不长时间就随父母迁居彼得堡。1851年，他先在工程中心学校，后入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857年毕业后留校任辅导教师，1878年起任副教授，1891年擢升功勋教授。先后讲授地形学、筑城学课程，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居伊作为筑城学专家被派往战地指导俄军阵地工事建筑，1904年获工程兵将军衔。
以上简历说明了居伊的主业是军事工程的教学与实际施工，只是他对音乐的爱好以及结识了鼎鼎大名的作曲家达尔戈梅斯基、“强力集团”领袖巴拉基列夫和杰出的艺术评论家、思想家斯塔索夫，在他们的影响与指导下投身音乐创作，最终成为“强力集团”又一位杰出的“业余”作曲家。
1856年居伊加入“强力集团”后积极推动俄罗斯音乐的进步革新运动。1864年起他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报刊《彼得堡公报》、《呼声报》、《公民报》、《新闻与市场报》乃至国外报刊发表音乐评论文章，1885—1888年还参加《音乐评论》的编辑工作，1889—1895年又参与《演员》杂志的音乐专栏工作。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居伊音乐评论活动最光辉的时期，他经常以“新俄罗斯乐派”名义发表文章，笔锋犀利，战斗雄辩的锋芒直指学院派领导机构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的不思进取以及无视祖国年轻艺术的做法。居伊断言，推动音乐进步的必将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将会由于我们而振兴并开创其新纪元”。这段时期，居伊的音乐评论活动对“集团”的思想建设和“集团”成员们的创作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其思想观点的局限性以及“集团”主导思想中片面性的影响和个人偏激，居伊对学院派的抨击有失公允，而且全盘否定18世纪古曲主义音乐，否定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意大利作曲家朱塞普·威尔弟以及19世纪其他一些卓越的作曲家的作品。之后，他评论的锋芒有所缓和，但又掺和着保守性的偏见，从而影响他正确评价穆索尔斯基和鲍罗廷的优秀作品。1900年后居伊停止了评论活动，只是偶尔发表一些文章。
居伊贬斥古典主义却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情有独钟，甚至超过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喜爱。他的创作颇受浪漫派大师舒曼、肖邦以及法国歌剧乐派的影响。居伊丰富多彩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室内声乐抒情曲，他最优秀的浪漫曲，如根据普希金诗篇《皇村雕像》、《焚毁的信》，诗人迈科夫（1821—1897）的《静夜里想什么》、《风鸣竖琴》、《痛不欲生》谱写的浪漫曲无不洋溢着诗情画意，其精雕细刻的旋律令人倾倒。另一方面，居伊根据法国诗人缪塞、大文豪雨果的诗而谱写的浪漫曲，在表现激情时显得过分夸张，表现柔情则往往流于沙龙式的轻薄。
除浪漫曲外，居伊的歌剧创作也受到新俄罗斯乐派的好评，其主要作品有1857—1858年的《高加索人俘虏》、1859年的《阀阅子弟》、1861年起写了7年的《威廉·拉特克里夫》（根据海涅叙事诗）、1875年的《安哲罗》（根据雨果的同名剧）、1889年的《海盗》、1898年的《撒拉律》、1900年的《瘟疫流行日，华宴盛开时》、1903年的《菲菲小姐》、1907年的《玛蒂奥·法尔康奈》（根据法国短篇小说大师梅里美的同名小说、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译文谱写）、1909年的《上尉的女儿》（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谱写）。
《威廉·拉特克里夫》于1869年首演时，“集团”最杰出的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在评论中写道：“《威廉·拉特克里夫》是一部十分出色的作品，也如达尔戈梅斯基的《美人鱼》、格林卡的《鲁斯兰》和《为沙皇献身》（即《伊凡·苏萨宁》）一样，定将在艺术殿堂里占有当之无愧的席位……”然而这部歌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其陈旧的浪漫主义题材及其抒情的音乐语言与剧中人狂热的激情很不相称。同样的缺点在其他歌剧如《安哲罗》、《撒拉律》中也有表现。在他晚年作品中，如《瘟疫流行日，华宴盛开时》及《菲菲小姐》等歌剧中表现出作曲家对歌剧中的真实主义的浓厚兴趣。真实主义是19世纪末意大利文学、歌剧和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接近自然主义，其特点是描写贫民和农民生活，着重刻画人物的感受和戏剧性冲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由于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偏爱，居伊大量的器乐作品中大部分是舒缓风格的钢琴小型曲，因此，著名的俄国音乐评论家、莫斯科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与“强力集团”有过激烈论战的拉罗什（1845——1904）称其为“舒曼派的作曲家”。
居伊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由于结识了女音乐教育家多罗曼诺娃而萌发创作儿童音乐的热情，先后创作了13首童声女声合唱曲、数首儿童组曲献给教育家，还写了4部儿童歌剧《雪勇士》、《小红帽》、《靴子里的猫》和《小傻瓜伊凡奴什卡》（或《伊凡勇士》）。
最后必须指出，达尔戈梅斯基于1866年根据普希金同名诗剧创作的歌剧《石客》以及穆索尔斯基1874年根据果戈里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创作的歌剧《索罗钦斯克市集》（有译《索罗庆采市集》），都由于作曲家英年早逝，未能完成，但都成了俄罗斯歌剧中传世之作，这与居伊的辛劳是分不开的。前者由居伊与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共同续成，后者由居伊、里亚朵夫、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续成。
居伊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虽然称不上乐坛巨擘，但也是斐然卓著，尤其是他三十余年的音乐评论著述虽然在观点、立论上有偏颇，但瑕不掩瑜，对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对捍卫“强力集团”的创作原则还是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后人称其为“强力集团”的代言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同另一位“集团”成员鲍罗丁一样，鲍氏是化学和医学领域的精英而以作曲家名垂青史，而居伊是军事工程学的专家，荣获工程兵将军衔时已年届古稀，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音乐创作，直至耄耋之年仍不搁笔（居伊死于1918年3月），这也是居伊作为“业余作曲家”留给世人的一个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