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示，我忝列其中，电话里听别人说祝贺祝贺，我也附和着祝贺，好像祝贺的不是自己，是身边的张三李四。电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我是一位作家。
我生于皖西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如果没有天柱山，如果没有张恨水，那个叫黄土岭的地名不会让人想起或者记住。1971年春，那是上学的年纪，我不记得是不是大人送我报的名，但记得每天上学，都要约上邻家的发小，他叫徐根，论辈分我長他一辈，但他年龄却比我大，徐根没有妈妈，他姐姐用布给他缝了一个书包，他嫌难看，只好我背着，这样就不用担心，从金庄银庄李庄到黄岭街的路上，从某个隐蔽处窜出一条狗，或者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
如同一条小溪，同一个年度，每每总有从岔口处窜出一拨小鱼儿，一两尾，三五尾，从金庄银庄李庄，差不多年岁的孩子一同去，小心翼翼地走过隔子宕，就汇聚到黄岭小学，那也是张恨水当年读书的地方。或者说是一群小蝌蚪。对，小蝌蚪，差不离的蝌蚪挤在同一间教室里，翕张着嘴巴。至于能不能长成青蛙或长成什么样的青蛙，那是后天的造化。
小学是单行班，一个年级一个班，年底领成绩单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是不是被留级了，第一眼看的，是“升、留”下面的钩，还好我都被勾在前面。那时留级的多，好像比较随意，成绩好的也可能留，是为推荐上初中准备的。上学靠推荐，也可能是我们那一代特有的生命印记。从黄岭小学到黄岭中学，可能留下了一小半的蝌蚪。徐根也留级了，是四年级留的，我们曾“做生意”，我为同桌写作业，根据量的多少，每次都能得到一张或数张白纸的报酬，好像是16开，好景不长，这“生意”被徐根抢了。当年“雇佣”我们的，后来成大老板了。从初中到高中，已经恢复了考试，不需要推荐了，同年入学，一同游向小溪的蝌蚪只剩下我一个了，那是离家很远的一所学校。
我想我极为普通，喜欢躲在别人的后面，在蝌蚪群里别无二致，但上语文课，总能得到一点肯定或表扬，那是小孩子的虚荣，冬天天冷可能被冻出鼻涕，娇气点的可以不上学，家里条件好点的，能搂个小火球，弄个小铁盒子装几粒蚕豆或黄豆，火球里就噼啪作响，我没有小火球，路途又最远，为了那点虚荣，印象中我没有主动逃过课。一次写作文，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在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来，像小鸭子一样，还抖抖头上的水珠”，得到老师的表扬，多年后，老师跟弟弟妹妹们说，某某某能写作文，还复述着这样的句子，其实，这是我前几天看高年级同学课本《小英雄雨来》上面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并不是每个星期都能这样作文的，懵懵懂懂，也学评水浒批宋江，学黄帅反潮流，还批孔老二，我们的作文就从报纸杂志上摘抄成战斗檄文。
从黄岭小学到黄岭初中，也仅是几条田埂和一条河的距离，初中的操场几乎是我们用稚嫩的肩膀挑出来的，每周都有劳动课，我们挖山，填前面的操场。因为我们是黄岭初中第一届学生，五年级的同学差不多都被推荐来了，又从另外一个大队整体搬迁来一个初二班，蝌蚪开始长脚了，于是那个叫黄岭岗的地方，蹦跳着许多小青蛙，咕呱咕呱，尽管还拖着小尾巴。
1976年9月9日下午，天气有点凉了，我们在河里挖沙，突然被集合哨子吹到了操场上，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逝世了。尽管那年我们已适应了长长的哀乐，仍是天崩地裂，万寿无疆的毛主席都逝世了，我们可怎么活呢？接下来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敲锣打鼓，迎接英明领袖华主席像，接下来就是恢复高考了，上中专、上高中得考试。
空气似乎也兴奋和紧张起来，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回乡不久的知青，他们首先蹚进高考的大潮，载浮载沉，再把希望、憧憬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压力传导到我们身上，于是，我们把墨水瓶做成小煤油灯，开始了晚自习，一个个鼻孔熏得黑黑的，只是到了初三，教室里才有明晃耀眼的汽灯，化学老师给汽灯打气，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们是在初中二年级，多读一个学期的，说是以后考试都要在夏天，至于为什么，小青蛙的脑袋们只是这么想：“夏天穿的少了，不能带着课本作弊，总不能把公式、定理抄在光膀子上吧？”
中考我考了306分，比中专初选分数线高26分，我想我学习并不认真，成绩虽不差但也不优秀，可能仅是记忆能力强点。语文老师姓操，上课除了讲解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背诵课文，放学后就把我们留下来，背好了回家，操老师曾在县级报纸或者是杂志上发过一首诗，在我们眼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一次上新课，作者是韶华和毛岸青，操老师打开课文，说今天我们学习《我爱韶山的红杜鹃》，说“某某某，你背一遍”，我怀疑他是口误，本意让我读一遍，但不敢质疑，我居然结结巴巴地从头到尾背下来了，操老师说你回家，面无表情，那是下午的第一堂课，我只好背着书包回家，沿途经过几个生产队，正是队员歇工的时间，说你怎么回来了，他们家的孩子都没回来，我只好如实讲，我的课文背完了，问得多了，我只好撒谎说今天逃课了，背后听到他们叹息，说这孩子看着老实，也逃课。我的数学并不好，能上中专也不亚于现在考重点大学，那是鲤鱼跳龙门，祖坟上冒烟了，我想当年要走了中专，娶一个村姑，多半找个譬如麻纺厂、缫丝厂一类的合同制工人当配偶，之后她下岗，家里还有几亩田，帮衬着她喂猪养鸡奶孩子，没那闲工夫做什么文学梦了。
可我上了高中，安庆地区重点中学。
在课堂上，我们偷偷传抄《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还有令人惊悚的《一双绣花鞋》，老师见到了就没收，我们很怀疑，源头是不是就从他们宿舍里流出来的？一些老电影也开始解禁了，晚上给生产队看稻场，中间堆着没分完的稻谷，保管员把它修理成金字塔形，打上火印，让我这临时的记工员守着，夜深人静，我能把歌剧《洪湖自卫队》及很多电影插曲从头唱到尾，队里“干部”们听到声音，知道我还在守责，于我可能在释放或排遣着心灵的某种东西。
“文运与国运相连。”这是习近平讲的话，我想我们那一代应该领会得更为深刻。国门徐启，文学艺术推动了思想解放思潮，伤痕文学已经萌芽，关于人性、爱情等文学本能地走进我们青春的视野，只要是杂志，哪怕是钢板刻印的小报，我们都如饥似渴，如同一个长期饥饿的人突然被带进了食堂后厨。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读高中时流行有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会选择理科，我却进了文科班。校园如同有一道围墙，尽可能地把无关考试的气息与课本隔离开来，包括文艺作品，青蛙们的任务是心无旁骛地去挤独木桥，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课堂上犹抱琵琶半遮半掩的文学世界心驰神往。语文老师方雄飞，喜欢在背后反抄着双手，踱着方步吟诵：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欲穷源已不得，坐石上而忘归。一幅画面立刻呈现出来。诗是课本上没有的，刻在学校与三祖寺旁边的一个山沟里。
方老师时常在课堂上讲课外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吃不饱。
时隔十年，我在安庆状元府老年公寓找到方老师，他说他的一生只有“五个小”，做小民、教小书、结小友、挣小钱、过小日子。这是一个生活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的心酸、无奈及对气节、操守的坚持。
方老师曾是安徽日报社副刊编辑。
我毫不脸红地说，我还是在大学里才完整地读《红楼梦》，一个星期啃完，之后也病了一个星期。
我们那一代是幸运的，大学里无学费，生活上有津贴，农村来的青蛙抖抖后脚上的泥巴，穿着布鞋进去，蹬着皮鞋回家，也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不用考虑工作，管吃管住管分配，能有大把的时间泡图书馆，授课的老师，年纪都较大，国学基础深厚，除了课本他们还刻印讲义，我想我的笔没有能力表达对他们的感恩。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偷偷地写小说，偷偷地写，庄重地投，邮费八分钱，投稿撕个角四分钱，还都是全国知名的大杂志，小说当然是石沉大海，那是穷小子给贵妇人写情书的勾当。倒是有一篇散文，离变成铅字是窗户纸的距离。那是写张恨水，我整理出张恨水少小的逸闻轶事投寄某杂志，寄出时是背人的，收到了回信，杂志社信封及用笺，说是可以刊用。于是，心里数着日子巴巴等，等到大学毕业，等到的是内容似曾相识的文章，署名却不是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就羞愧起来，对张恨水这名字也莫名羞怯。
这只是羞怯，几年后的故事让我的虚荣碎了一地。
上海市有个国际征文，巴金为评委会主任，陈村先生在《解放日报》上有对这次活动的述评，其中还提到小作，我的作品获得三等奖，获奖作者中有我熟悉的作家。学校没有这份报纸，我在管理处阅览室报纸堆里去找，竟然翻到了，我想我当老师的当然不能“偷”，应该当着人光明正大地拿，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工作人员，自认为跟他相熟，职工辅导班上我是他老师，他很好学，也曾常来我的宿舍说他不耻下问，报纸在我手上，我说我想拿走，“那怎么行，这报纸是给领导看的”，“这上面有我”，我嗫嚅指着我的名字，后面有括号“中国安徽”字样，他说在哪在哪？看到后大笑：拿什么来证明中国安徽的某某某就是你某某某？羞得我无地自容，也不知道报纸是怎么放回去的。除了拿了一个红本本和数倍于工资的奖金，我拿什么来证明报纸上的某某某就是站在他眼前的某某某呢？
我的职业是教师，正是因为怕误了主业，在教研上我还是认真努力的。执教十年，在《中学语文》《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教研论文及四本关于作文教学书籍的编撰，被《中国青年报》等四五家杂志社聘为特约记者或通讯员，还和同好发起成立了“安徽省青年语文教师教育教学研究会”，我的职称是破格晋升的。1991年暑假，参加了上海市举办的全国青年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当年没有国培一说，前后四十天，上海市承担一切费用。N年后，那些培训的老师几乎都落户在上海，献身上海的教育事业。
我想我不谙世事，好比青蛙，跳得不高，有时还露着可笑的尾巴。
池州地区成立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我是首届“中语会”副秘书长。这个唯一的一个副秘书长还是在我小解的时候被选上的。作为来自九华山一个基层学校的老师，能在“中语会”当选为理事就让我诚惶诚恐了，之后又选举常务理事等，我想接下来会议议程与我无关，坐在会议室后排，仗着个头矮，溜出来在池师校园东张西望，估计会议该结束了才进去，一进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已依次就座了，主持人招呼，请九华山某某老师前排就座。前排都是县市教研室及重点中学的老教师，众目睽睽，我只好坐到了指定的位置，教委主任亲任理事长，教研室负责同志任秘书长，当宣布我为副秘书长时，我几次站起来说，我不同意，我何德何能，满座的都是我的师辈，我没资格。几次又被身边的老教师硬生生地拽下去，惹得會场笑声一片。
我只有20多岁。
90年代末，汪国真来山，他说他写字，这让我惊诧。我说您是诗人，饮誉诗坛，引一代风气，怎么干起这个营生？他亦庄亦谐地讲他自己的故事：《中国青年报》当年发了他的诗作，名噪京城，很多杂志都纷纷索稿，之后几年他投稿，编辑不认，说他字不好，于是，他说他练字，要出字帖让别人学。临了，他拍我肩膀：“作品是给大众的，写字比码字轻松，还能混个吃喝招待。”
汪先生可能是开玩笑，但他真的出了字帖，我呢？因为写不好字而成了个“败家子”，且把自己生命足迹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码了多年小说，不见大杂志青睐，偶尔变成铅字的也只是短篇小说，还都是文学内刊，倒是随笔、散文经常见诸报端，最多的年份在《池州报》《新安晚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散文》《文友》等报刊发表四十余篇习作。那时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很纯粹，我在稿纸上誊抄好稿件，常常附一封信，谈行文构思，编辑部对拟录用的作品，修改录入，再校对修改，发表了会寄样刊并附回信，信来信往，我和很多编辑相识多年，却从未谋面。记得去拜访池州日报社盛季兰老师，我自报家门后，盛老师说：你好你好，我们可是老朋友了，想不到你这么年轻。第一次见面谈了什么，我没印象，但记得她“骗”我到她家里吃饭，她执意留饭，怕我不肯，说就我俩，说她家只是一马路之隔，说知道我喜欢吃红烧肉，说她会烧红烧肉，说我得帮她洗菜。除了年龄，她都是从作品当中了解我的职业、习惯、爱好。到她家里，一屋子人，怕我怯生，很热情地引荐她的先生，当然，她不会让我去洗菜，我只能跷着二郎腿去享受了。
我生于皖西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如果没有天柱山，如果没有张恨水，那个叫黄土岭的地名不会让人想起或者记住。1971年春，那是上学的年纪，我不记得是不是大人送我报的名，但记得每天上学，都要约上邻家的发小，他叫徐根，论辈分我長他一辈，但他年龄却比我大，徐根没有妈妈，他姐姐用布给他缝了一个书包，他嫌难看，只好我背着，这样就不用担心，从金庄银庄李庄到黄岭街的路上，从某个隐蔽处窜出一条狗，或者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
如同一条小溪，同一个年度，每每总有从岔口处窜出一拨小鱼儿，一两尾，三五尾，从金庄银庄李庄，差不多年岁的孩子一同去，小心翼翼地走过隔子宕，就汇聚到黄岭小学，那也是张恨水当年读书的地方。或者说是一群小蝌蚪。对，小蝌蚪，差不离的蝌蚪挤在同一间教室里，翕张着嘴巴。至于能不能长成青蛙或长成什么样的青蛙，那是后天的造化。
小学是单行班，一个年级一个班，年底领成绩单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是不是被留级了，第一眼看的，是“升、留”下面的钩，还好我都被勾在前面。那时留级的多，好像比较随意，成绩好的也可能留，是为推荐上初中准备的。上学靠推荐，也可能是我们那一代特有的生命印记。从黄岭小学到黄岭中学，可能留下了一小半的蝌蚪。徐根也留级了，是四年级留的，我们曾“做生意”，我为同桌写作业，根据量的多少，每次都能得到一张或数张白纸的报酬，好像是16开，好景不长，这“生意”被徐根抢了。当年“雇佣”我们的，后来成大老板了。从初中到高中，已经恢复了考试，不需要推荐了，同年入学，一同游向小溪的蝌蚪只剩下我一个了，那是离家很远的一所学校。
我想我极为普通，喜欢躲在别人的后面，在蝌蚪群里别无二致，但上语文课，总能得到一点肯定或表扬，那是小孩子的虚荣，冬天天冷可能被冻出鼻涕，娇气点的可以不上学，家里条件好点的，能搂个小火球，弄个小铁盒子装几粒蚕豆或黄豆，火球里就噼啪作响，我没有小火球，路途又最远，为了那点虚荣，印象中我没有主动逃过课。一次写作文，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在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来，像小鸭子一样，还抖抖头上的水珠”，得到老师的表扬，多年后，老师跟弟弟妹妹们说，某某某能写作文，还复述着这样的句子，其实，这是我前几天看高年级同学课本《小英雄雨来》上面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并不是每个星期都能这样作文的，懵懵懂懂，也学评水浒批宋江，学黄帅反潮流，还批孔老二，我们的作文就从报纸杂志上摘抄成战斗檄文。
从黄岭小学到黄岭初中，也仅是几条田埂和一条河的距离，初中的操场几乎是我们用稚嫩的肩膀挑出来的，每周都有劳动课，我们挖山，填前面的操场。因为我们是黄岭初中第一届学生，五年级的同学差不多都被推荐来了，又从另外一个大队整体搬迁来一个初二班，蝌蚪开始长脚了，于是那个叫黄岭岗的地方，蹦跳着许多小青蛙，咕呱咕呱，尽管还拖着小尾巴。
1976年9月9日下午，天气有点凉了，我们在河里挖沙，突然被集合哨子吹到了操场上，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逝世了。尽管那年我们已适应了长长的哀乐，仍是天崩地裂，万寿无疆的毛主席都逝世了，我们可怎么活呢？接下来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敲锣打鼓，迎接英明领袖华主席像，接下来就是恢复高考了，上中专、上高中得考试。
空气似乎也兴奋和紧张起来，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回乡不久的知青，他们首先蹚进高考的大潮，载浮载沉，再把希望、憧憬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压力传导到我们身上，于是，我们把墨水瓶做成小煤油灯，开始了晚自习，一个个鼻孔熏得黑黑的，只是到了初三，教室里才有明晃耀眼的汽灯，化学老师给汽灯打气，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们是在初中二年级，多读一个学期的，说是以后考试都要在夏天，至于为什么，小青蛙的脑袋们只是这么想：“夏天穿的少了，不能带着课本作弊，总不能把公式、定理抄在光膀子上吧？”
中考我考了306分，比中专初选分数线高26分，我想我学习并不认真，成绩虽不差但也不优秀，可能仅是记忆能力强点。语文老师姓操，上课除了讲解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背诵课文，放学后就把我们留下来，背好了回家，操老师曾在县级报纸或者是杂志上发过一首诗，在我们眼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一次上新课，作者是韶华和毛岸青，操老师打开课文，说今天我们学习《我爱韶山的红杜鹃》，说“某某某，你背一遍”，我怀疑他是口误，本意让我读一遍，但不敢质疑，我居然结结巴巴地从头到尾背下来了，操老师说你回家，面无表情，那是下午的第一堂课，我只好背着书包回家，沿途经过几个生产队，正是队员歇工的时间，说你怎么回来了，他们家的孩子都没回来，我只好如实讲，我的课文背完了，问得多了，我只好撒谎说今天逃课了，背后听到他们叹息，说这孩子看着老实，也逃课。我的数学并不好，能上中专也不亚于现在考重点大学，那是鲤鱼跳龙门，祖坟上冒烟了，我想当年要走了中专，娶一个村姑，多半找个譬如麻纺厂、缫丝厂一类的合同制工人当配偶，之后她下岗，家里还有几亩田，帮衬着她喂猪养鸡奶孩子，没那闲工夫做什么文学梦了。
可我上了高中，安庆地区重点中学。
在课堂上，我们偷偷传抄《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还有令人惊悚的《一双绣花鞋》，老师见到了就没收，我们很怀疑，源头是不是就从他们宿舍里流出来的？一些老电影也开始解禁了，晚上给生产队看稻场，中间堆着没分完的稻谷，保管员把它修理成金字塔形，打上火印，让我这临时的记工员守着，夜深人静，我能把歌剧《洪湖自卫队》及很多电影插曲从头唱到尾，队里“干部”们听到声音，知道我还在守责，于我可能在释放或排遣着心灵的某种东西。
“文运与国运相连。”这是习近平讲的话，我想我们那一代应该领会得更为深刻。国门徐启，文学艺术推动了思想解放思潮，伤痕文学已经萌芽，关于人性、爱情等文学本能地走进我们青春的视野，只要是杂志，哪怕是钢板刻印的小报，我们都如饥似渴，如同一个长期饥饿的人突然被带进了食堂后厨。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读高中时流行有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会选择理科，我却进了文科班。校园如同有一道围墙，尽可能地把无关考试的气息与课本隔离开来，包括文艺作品，青蛙们的任务是心无旁骛地去挤独木桥，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课堂上犹抱琵琶半遮半掩的文学世界心驰神往。语文老师方雄飞，喜欢在背后反抄着双手，踱着方步吟诵：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欲穷源已不得，坐石上而忘归。一幅画面立刻呈现出来。诗是课本上没有的，刻在学校与三祖寺旁边的一个山沟里。
方老师时常在课堂上讲课外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吃不饱。
时隔十年，我在安庆状元府老年公寓找到方老师，他说他的一生只有“五个小”，做小民、教小书、结小友、挣小钱、过小日子。这是一个生活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的心酸、无奈及对气节、操守的坚持。
方老师曾是安徽日报社副刊编辑。
我毫不脸红地说，我还是在大学里才完整地读《红楼梦》，一个星期啃完，之后也病了一个星期。
我们那一代是幸运的，大学里无学费，生活上有津贴，农村来的青蛙抖抖后脚上的泥巴，穿着布鞋进去，蹬着皮鞋回家，也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不用考虑工作，管吃管住管分配，能有大把的时间泡图书馆，授课的老师，年纪都较大，国学基础深厚，除了课本他们还刻印讲义，我想我的笔没有能力表达对他们的感恩。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偷偷地写小说，偷偷地写，庄重地投，邮费八分钱，投稿撕个角四分钱，还都是全国知名的大杂志，小说当然是石沉大海，那是穷小子给贵妇人写情书的勾当。倒是有一篇散文，离变成铅字是窗户纸的距离。那是写张恨水，我整理出张恨水少小的逸闻轶事投寄某杂志，寄出时是背人的，收到了回信，杂志社信封及用笺，说是可以刊用。于是，心里数着日子巴巴等，等到大学毕业，等到的是内容似曾相识的文章，署名却不是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就羞愧起来，对张恨水这名字也莫名羞怯。
这只是羞怯，几年后的故事让我的虚荣碎了一地。
上海市有个国际征文，巴金为评委会主任，陈村先生在《解放日报》上有对这次活动的述评，其中还提到小作，我的作品获得三等奖，获奖作者中有我熟悉的作家。学校没有这份报纸，我在管理处阅览室报纸堆里去找，竟然翻到了，我想我当老师的当然不能“偷”，应该当着人光明正大地拿，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工作人员，自认为跟他相熟，职工辅导班上我是他老师，他很好学，也曾常来我的宿舍说他不耻下问，报纸在我手上，我说我想拿走，“那怎么行，这报纸是给领导看的”，“这上面有我”，我嗫嚅指着我的名字，后面有括号“中国安徽”字样，他说在哪在哪？看到后大笑：拿什么来证明中国安徽的某某某就是你某某某？羞得我无地自容，也不知道报纸是怎么放回去的。除了拿了一个红本本和数倍于工资的奖金，我拿什么来证明报纸上的某某某就是站在他眼前的某某某呢？
我的职业是教师，正是因为怕误了主业，在教研上我还是认真努力的。执教十年，在《中学语文》《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教研论文及四本关于作文教学书籍的编撰，被《中国青年报》等四五家杂志社聘为特约记者或通讯员，还和同好发起成立了“安徽省青年语文教师教育教学研究会”，我的职称是破格晋升的。1991年暑假，参加了上海市举办的全国青年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当年没有国培一说，前后四十天，上海市承担一切费用。N年后，那些培训的老师几乎都落户在上海，献身上海的教育事业。
我想我不谙世事，好比青蛙，跳得不高，有时还露着可笑的尾巴。
池州地区成立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会，我是首届“中语会”副秘书长。这个唯一的一个副秘书长还是在我小解的时候被选上的。作为来自九华山一个基层学校的老师，能在“中语会”当选为理事就让我诚惶诚恐了，之后又选举常务理事等，我想接下来会议议程与我无关，坐在会议室后排，仗着个头矮，溜出来在池师校园东张西望，估计会议该结束了才进去，一进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已依次就座了，主持人招呼，请九华山某某老师前排就座。前排都是县市教研室及重点中学的老教师，众目睽睽，我只好坐到了指定的位置，教委主任亲任理事长，教研室负责同志任秘书长，当宣布我为副秘书长时，我几次站起来说，我不同意，我何德何能，满座的都是我的师辈，我没资格。几次又被身边的老教师硬生生地拽下去，惹得會场笑声一片。
我只有20多岁。
90年代末，汪国真来山，他说他写字，这让我惊诧。我说您是诗人，饮誉诗坛，引一代风气，怎么干起这个营生？他亦庄亦谐地讲他自己的故事：《中国青年报》当年发了他的诗作，名噪京城，很多杂志都纷纷索稿，之后几年他投稿，编辑不认，说他字不好，于是，他说他练字，要出字帖让别人学。临了，他拍我肩膀：“作品是给大众的，写字比码字轻松，还能混个吃喝招待。”
汪先生可能是开玩笑，但他真的出了字帖，我呢？因为写不好字而成了个“败家子”，且把自己生命足迹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码了多年小说，不见大杂志青睐，偶尔变成铅字的也只是短篇小说，还都是文学内刊，倒是随笔、散文经常见诸报端，最多的年份在《池州报》《新安晚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散文》《文友》等报刊发表四十余篇习作。那时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很纯粹，我在稿纸上誊抄好稿件，常常附一封信，谈行文构思，编辑部对拟录用的作品，修改录入，再校对修改，发表了会寄样刊并附回信，信来信往，我和很多编辑相识多年，却从未谋面。记得去拜访池州日报社盛季兰老师，我自报家门后，盛老师说：你好你好，我们可是老朋友了，想不到你这么年轻。第一次见面谈了什么，我没印象，但记得她“骗”我到她家里吃饭，她执意留饭，怕我不肯，说就我俩，说她家只是一马路之隔，说知道我喜欢吃红烧肉，说她会烧红烧肉，说我得帮她洗菜。除了年龄，她都是从作品当中了解我的职业、习惯、爱好。到她家里，一屋子人，怕我怯生，很热情地引荐她的先生，当然，她不会让我去洗菜，我只能跷着二郎腿去享受了。